【通識教育.二】政治化下的科目檢討 前線老師:須回歸專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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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今年4月至5月對中學師生進行通識科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逾九成受訪教師認為,通識科文憑試有效考核多角度分析能力,但只有六成多受訪學生認同;另一有趣發現是,有接近兩成學生表示,通識科無助訓練思維。換言之,教的老師與學的學生,對通識科的認知存在差異。雖說不能單憑一項調查結果便把通識科「判死刑」,但該問的是,通識科在新學制下推行十多年,在老師眼中,現時的通識科真正要檢討的該是什麼?

在考試文化的大環境下,主張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的通識教育科似乎也避免不了操練答題技巧的風氣。(梁鵬威攝)

通識科可改變填鴨式教育?

當年有份力推通識教育科的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近日指,考試文化令通識科變質,變只為考高分,「變成八股」。在補習社做了三年通識科老師的Henry Law(人稱威Sir),提到「日校補習化」的情況。他說,補習社常見的答題技巧天書,在日校也慢慢出現,日校老師要兼顧的是議題與考試技巧的平衡,不能過於着重一方。威Sir現在兼任日校教師,對補習社與教室之間的教學分別有切身體會:他以大規模傳染病為例,日校老師會先播PowerPoint(簡報),簡介沙士、中東、寨卡各種疫病的起源,然後進行「翻轉教室」或小組討論、角色扮演等課堂活動,讓學生更容易了解不同持份者的立場,再操練考試題目,製造學習動機令學習能力有差異的學生可盡量對同一議題掌握基本背景資料。

補習社的操作則是,不用知道每個病的脈絡,「一來便告訴學生有什麼傳染病例子,如何答好三條題目:因素、影響、評論題,還有一種是要答誰要負最多責任及建議題。當下次教到關於怪獸家長的其他課題,便不斷loop(重複)這幾種答題模式。」

幾位受訪老師不約而同提到今年通識卷一的一條數據題的提問字眼。威Sir直指,考評局怕被說成是八股文,所以將考題字眼出得「古靈精怪」,導致難倒考生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對提問字眼的理解。

對於不少前線通識科老師來說,轉變是夢魘,也是教「新」科最大的挑戰。「不只議題有更新,連考評也有更新,課程又有更新,老師不斷面對改變。」陳曦彤以今年試卷為例,卷一已沒有考核學生的立場題目,但回頭看2012年第一屆的試卷,每個必答是都會考立場。「你是抽走了一個本來屬於考評內必要的技能,學生不用做駁論已經可以奪星。這件事好不好呢?好的地方當然是學生不用擔心自己的立場會影響分數,更加專注在如何利用資料……(但)在思考過程中沒有代入感,整件事很疏離,變成了一個AO(政務主任)分析社會事件,這是否公民教育中的批判思考呢?這是要檢討的地方。」

陳曦彤指,通識科的考評一直轉變,令師生無所適從。(高仲明攝)

既然如此,將通識科列為不考科目,或者不分等級,是否可解決過分操練的考試文化,讓通識教育回歸教學原意?學校通識科科主任吳壁堅大膽建議,將公開考試的評級改為合格或不合格,把IES(獨立專題探究)的分數比重加大,令IES變為分辨學生水平的標準。

考思維還是考「吹水」?

最後是變成吹水,或者會有邏輯,但有沒有實證支持呢?沒有。這是流於論述恰當,但不是有理有節……所有事都會變成你觀察所得──『我看到是這樣、我覺得是那樣』。
通識科老師吳壁堅

一向以來,通識科有個別名叫「吹水科」。吳壁堅雖為通識科老師,也坦言「吹水」現象存在,美其名為「言之成理」,但學生對事物發表觀點背後並沒有實證支持。他舉例指,在討論禁止銷售電子煙是否比宣傳更能起阻嚇作用時,「如果沒有一個五年、六年的實證研究,是得不到哪個比較好的結論的。到最後是變成吹水,或者會有邏輯,但有沒有實證支持呢?沒有。這是流於論述恰當,但不是有理有節……所有事都會變成你觀察所得──『我看到是這樣、我覺得是那樣』。」

「通識教育科真正要分高低的,不是公開考試,而是IES。」吳壁堅與其他受訪的前線老師抱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認為「學科性質不適合考試,但適合做研究」。他指出,IES的重要性在於能給予學生空間,對某項個人感興趣的議題作深入研究,在既有的考試文化下,因為緊迫的公開試壓力,學生不得不作答題操練,但IES能令學生以不同角度思考,令學生有廣闊的思維。

吳壁堅大膽建議,提高IES的分數比重,因他認為通識科不適宜作研究多於公開考試。(鄧倩瑩攝)

這種以IES取代公開試的倡議,引來不少其他老師質疑,擔心通識科的地位會因而下跌。有老師坦言,公開試的成績影響一間學校的收生,在有限的校本資源下,假若該科非必考科目,校方自然會減少對科目投放的資源。翻查文件,教育局亦曾回應通識科轉為選修科的建議,指有人關注通識教育科如果作出重大改變,將減弱學生明辨性思考和其他能力、收窄學生的知識基礎、影響部分科目的學生人數以至教席的數目,故拒絕此項建議。

吳壁堅卻反駁說,以為保持考試便能保持通識科地位的想法,是「要改的觀念」,「香港由六七十年代開始有會考,整個教育制度是被考試主導的一個學制,大家都有迷思──不考試便等於不重視?便等於無用?這是迷思,但不是事實。」他表示,考評的重點只是由公開考試變為IES,如果通識科作為一個「新」科目,最後只用以中英數傳統學科的思維去處理它,那麼便無法突顯通識科的特別之處,失去其特殊性。

趙永佳表示,英國與日本的殖民管治風格確實差異甚大。(鄧倩瑩攝)

內容重文輕理 乏科學元素

近年,教育界颳起了「STEM風」,各校紛紛投入推行科學教育的風潮中,由學如何處理電腦程式,到舉辦機械人大賽,五花八門。通識教育科在這股風潮之中,被批評為重文輕理,逆大勢而行。科目的六個單元十二個議題中,牽涉到科學元素的只有兩個:公共衞生、能源科技及環境。

趙永佳憶起最初設計通識科課程,承認「當年有些事情想得不足:在通識科所學的科學是什麼呢?放什麼進去呢?在裏面如何體現科學?不管是課程,或者坊間專業的討論,都做得不夠」。他舉例指,在公共衞生單元,所教的不是有多少種細菌,也不是細菌滋生繁殖的過程,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科學素養、一種科學精神。「通識不是一門專業知識的學科,也不是資料性的學科。」

「教育是培養廿一世紀的人才,令學生學習如何迎接廿一世紀的社會。」吳壁堅指着掛在學校牆面的大型橫額,上面寫着學校贏得了學界機械人大賽。他相信通識科本應能提供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讓學生學習學科以外的知識,但礙於課程內容,難以實現──「當我們愈來愈講科學、STEM的時候,人們開始質疑作為一個跨學科的通識教育,是否真的可承擔到這個責任?如果教育局對通識科的定位是跨不同學習領域,但似乎現在可看到,它基本上是重社會議題,偏人文學科、偏社會學科的知識……跨學科不能純跨地理中史,而要加上科學元素。」也礙於考試文化下的影響──「我強調的是,要撇除了公開考試的壓力,公開考試到最後會令他們變成作答機器。」

沒有規定的教科書

早前有媒體報道,通識教育科教科書內容惹人詬病,包括政治詞彙不符史實及有立場偏頗的內容。教育局回覆時表示,通識科涉及發展或轉變中的議題討論,淨以傳統課本為教學資源並非最理想的做法。

其實,通識科是否需要有規定的教科書一直是爭議所在,不論是學界以內,還是學界以外。教育局與考評局在2013年,即通識教育科第二屆考試後,推出了《通識教育科課程與評估資源套》,向老師提供各單元的教學重點。課程發展議會也就單元另出課程資源冊,抽取約十個基本概念,提供教學方法建議。趙永佳以「權宜做法」來形容由課程發展議會所推出的資源套,因為這代表他們也認同老師需要一個專業的依據,然而,他們在應否列為官方文件這件事情上卻步──「只由教育局訂定,老師是否同意呢?未必,因為是未經諮詢的情況下放進課程。」資源套最後便定位為只供教師參考的建議文件,表示老師可用可不用,可按自己需要決定教學內容。

通識教育科一直被指重文輕理,與現今的創科風有所違背。(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片面討論 無助補足學制缺憾

趙永佳提出很重要的一點是,日後若要全由官方制定規定的教學內容,要考慮的是,制定的工作由誰去做呢?如果是規定某一個概念必然要教,程序必須理性並有公信力,而這並不是簡單的工作。他解釋,制定一套官方的教材很困難,因為要在各個持份者中間取得平衡。再問得仔細點,哪部分會出現矛盾呢?他講了這麼一句:「(教)什麼概念、為何是這些概念、是誰負責定這些概念?」

流於片面的討論,無助補足學制的缺憾。通識教育科一路走來,為人爭議的不獨是被說得最多的政治化,最深層次的還是學科本身存在的既有問題,包括早前被報道的教科書失實。港府當年推行教育改革,目的之一是為學生融入廿一世紀的社會作好準備,令學生走上成功之路。

到了今天,教改是否達到這個目的?通識科的出現又有否令學生成為如教育局就教改的文件中所言的「獨立思考者」?這些問題唯有深入討論,才能令學生在教育制度內更好的裝備未來,令「新」學制真正走出一條既新且對學生、社會有所裨益的道路。

教改目的是幫助學生融入廿一世紀的社會,助他們走上成功之路。(鄧倩瑩攝)

上文節錄自第121期《香港01》周報(2018年7月23日)《課程檢討上路 頻現雜音 通識科如何回歸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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