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談土地】《踏血尋梅》導演翁子光感嘆:政府的執行力太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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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血尋梅》上映後,驚艷了不少人,亦一連摘下了好幾個電影獎項。後來,翁子光也到了內地發展,與許多導演一樣長時間在北京工作,北京與香港有些相似,在小小的城市內,高樓林立,不同的人聚在一起,一日24小時從沒有黯淡的一刻。

他說社會的不平等、貧富懸殊和不公義都彰顯在現在香港的住屋環境裏。(高仲明攝)

然而,他對這樣的城市有一種想法。

他記得幾年前參加一個講座,一個出名的建築師在講座上侃侃而談,說香港是個摩天城市,當人走在中環或是其他商業區裏,便感覺到高樓就在身邊,讓人有壓迫感。

「說到這裏,我同意,但跟住他第三句就說:這種壓迫感能令人走得更快——說這個城市的壓力能給你一些活力。我當下覺得,嘩,唔係呀話,這是一個知識份子對香港社會浪漫的想像,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對吧?你是建築師,你當然覺得行得快一些,更有魄力賺你的錢,發展你的事業,甚至享受生活,但你想想現在正踩着單車送石油氣的人,或是推着紙皮的阿婆,在這樣的高樓大廈之下,鞭策他們走得快一些,意義何在?」他苦笑,說社會的不平等、貧富懸殊和不公義都彰顯在現在香港的住屋環境裏。

翁子光認為,昔日的天台變了現在的豪宅私樓,變成了一排屏風樓,像是沙漠的一個古蹟。(資料圖片/鍾偉德攝)

「許多建築師都說,現在的香港變成了一個很有後現代味道的城市,我覺得那是一個浪漫化的想像,但不應該只有這種想像,建築與土地發展其實影響着人們的生活,當中如風向、人的視野、生活的觸感、壓迫感、人的性格與命運。」他從小住在荃灣,荃灣從前有許多矮房子,他住在現已拆卸的四季大廈,在天台玩耍,那時香港的天空很大,但現在回到荃灣,城市景觀變得奇怪,昔日的天台變了現在的豪宅私樓,變成了一排屏風樓,如果把一個個的窗髹上一樣的顏色,遠遠看去就像是沙漠的一個古蹟,一樣怪誕荒涼。

房屋問題嚴峻,基層市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資料圖片/鄭劍峰攝)

生活欠缺想像

「我的意思不是以前最好,只是我所見到的改變都是在沒有規劃下而被改變的。有時六個地段,一、三、六會被發展起來,但二和五卻放着不發展——那為什麼二和五不發展而發展了一、三、六呢?當中有沒有一個周詳的計劃呢?沒有。香港現在就像被割據一樣,被幾個大地產商割據了。」他樂見民間對高爾夫球場用地的討論,然而卻看不慣這場討論變成了不同政治立場的戰場。

「現在常常就是你企這邊,我企嗰邊,之後就嗌到底。我覺得許多事不一定是A和B的,也可以是C和D的。例如我們覺得郊野公園不能動,因為那是香港生態的寶藏,我們就盡量別去動它,但高爾夫球場並不是一個公眾分享的東西,我們不能把高爾夫球場浪漫化的——寫一個故事,除了是有錢佬向上爬的故事外,沒一個故事當中有一塊拼圖是有關高爾夫球場。抱歉,沒有。在我們的生活想像中,沒有這回事。所以我們是否應該將它邊緣化?香港有許多偏遠一些的地方是很適合興建高爾夫球場的。」他說政府一方面左右逢源,一方面又左右不是人,夾在市民、中央和地產商之間,在許多重要的政策上需聽中央指令,卻失去民心;在一些小的民生議題上,儘管有許多空間去耍一些小手段,卻往往得不到市民的信任。

翁子光認為我們不能把高爾夫球場浪漫化,因而它不是一個公眾能分享的東西。(資料圖片/黃永俊攝)

「我欣賞香港現在仍有一些美好的願景,然而,政府對未來的願景和執行力的落差,令我很憤怒,為什麼他們的執行力會那麼差呢?從公屋鉛水事件,到港鐵事件,再到高鐵工程,香港政府的執行力都太弱了,永遠倒瀉籮蟹,再沒有從前殖民時期的決斷性和精英主義。說準確一點,一層疊一層,大家都怕出錯,講親嘢都似擠牙膏。」他嘆氣。時代迫使風氣轉變,人們期待政府說出願景,又害怕政府胡亂承諾,或滲進陰謀,社會只能沸沸揚揚,困在一個漩渦,沒法達成共識。

從公屋鉛水事件,到港鐵事件,再到高鐵工程,香港政府的執行力都太弱了,永遠倒瀉籮蟹,再沒有從前殖民時期的決斷性和精英主義。
導演翁子光

《香港01》的民調顯示,最多數受訪市民希望新政府解決房屋問題。(資料圖片)

拒絕隨波逐流

他曾經以為自己這個70後是最後一代的理想主義者。

拍《明媚時光》時,翁子光說的就是時代下人們不曾察覺變化,回歸多年,一切物換星移,一點點外來文化滲進香港,改變了香港的風景。但最近回看,他說《明媚時光》太老土了,幾近肉麻。片末,鏡頭拍着香港回歸十周年一夜的天空,萬家燈火上升起朵朵耀眼的煙花,轉眼成煙,沒有人知道香港的未來將會怎樣,當時他也一樣迷惘。

「我在1998年入行做電影,到了2010年,我覺得自己是理想主義的最後一代。因為那時社會變得很封閉,大家沒有了原本的連結,各自說出自己的一套,大家都在自己的世界,又在同一個世界獨立地存在着。」「直到雨傘運動之後,我才覺得新一代人有了自己的理想主義。姑勿論當中的爭議,這種理想主義要以什麼的行動實踐?但至少他們也是相信理想的一群。」翁子光說。現在,他長年居住內地,是兩岸的變化的見證者。他坦言,在內地拍戲遇上不少矛盾,但他常把一句話掛在口邊:「人可以不講真話,但唔好講大話。」

翁子光剛拍完《風再起時》,他希望觀眾對舊時代的精神有所反思。(高仲明攝)

「在一個壓迫的環境中,裏面沒有一個改變現狀的制度,或是提出改變的空間,但肯定你至少有一個空間嘗試看看自己能做到幾多的空間。這個題材政府不讓你去拍,你要再想想換一個角度,千萬不要放棄,不要去不到100分就走了,自動降低標準;一見不讓講了,就連語氣都轉,索性去拍風花雪月,食香港電影老本,追女仔呀、賭錢呀、浪漫輕喜劇呀——不應是這樣。」他剛拍完《風再起時》,電影裏談的是香港1960年代的探長故事,橫跨幾個年代,談香港的核心價值,希望觀眾對舊時代的精神有所反思,然而,電影仍未上映,又有新戲趕着要開拍,日子過得披星戴月。

這個月才剛回香港,沒多久又要回到北京去。他說自己從前常看書,但現在能抽空看書的時間愈來愈少,最近卻在看梁朝偉推介他的一本書,叫《近乎佛教徒》,當中有一段談到人的出離。作者宗薩蔣揚欽哲諾布說,如果人能拋棄熟悉的東西,走出習慣的場景,不再猶豫與不捨,那就是所謂的出離心:「像蜷曲在床上做好夢,略微地知道自己在做夢,卻不想醒來一樣,或者像是看到美麗的彩虹,怕它消失而不想走近一般。有醒來的勇氣,並且加以檢視,就是佛教徒所說的出離心。」

上文節錄自第124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13日)《戲裏戲外談香港居住困局 翁子光:嫲嫲的海景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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