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規三部曲】上海釘子戶維權15年 城市發展為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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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區的石庫門老社區愈來愈少,靜安區的東斯文里算是少有的「標本」。儘管官方近年規劃思維從大拆大建轉向微更新,但在東斯文里,還是充斥着老建築遭到暴力拆除的痕迹,以及居民的憤怒與不捨。

曾包容2,700戶人家生活的東斯文里,現僅剩20戶左右。他們的堅持與城市的雄心壯志格格不入,他們希冀得到「公平與公正」的對待。72歲的吳祥志是其中之一。

吳祥志連續上訪已經15年了,為戶口,為動遷(因原建築拆除調遷)的安置房。他有半頭白髮和厚重的眼袋,因為思慮過多,常常凌晨三四點才能入眠。石庫門房子的年紀比他還大,裏面充斥着腐爛的氣味,油漬沾滿牆面,灰塵堆積在木板縫隙裏,踩在木樓梯會聽到吱吱呀呀的聲響。一到深夜,蟑螂和老鼠肆意橫行,在吳祥志的床邊「開會」。但他立定決心,為了維權,要在這個房子裏度晚年。

知青回城竟成異鄉人

吳祥志自稱為「被蒙蔽的一代」,16歲響應號召遠赴新疆,將自己奉獻給國家,不料返城後家裏的房子被充公了,政府不承認「關係」、不讓辦戶口。土生土長的上海人,莫名其妙淪為異鄉人。「新疆知青」成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烙印。1963年至1966年,10萬上海青年組成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963年9月,初中畢業的吳祥志加入知青隊伍,成為兵團一員,在1968至1980年期間,中國約有1,700萬人參與這場「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的人口移動,改變的不只是一代人的生活軌迹,他們及其後代的教育、工作、人生,亦深受影響。

72歲的吳祥志連續上訪已經15年了。(梁鵬威攝)

運動結束後,大家歸心似箭。吳祥志說:「我們的根在上海,我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上海。」他沒想到,回到上海,由新疆發放的糧油關係、戶籍證明、勞資調動等,上海政府一概不承認。在中國,「戶籍」與「關係」是人們在不同城市遷移中的通行證,亦是官方管控人口流動最為便捷的手段。不被承認,無法落戶,落葉無根。

作家葉辛在《我經歷的知青回城》中寫道:「雖然國家有了明確的政策,但知青回上海很不容易。1978年、1979年上海最緊張的是什麼?就是住房,如果你把戶口遷回來,走進這個家庭,你就有幾平方米的權利。知青回來就免不了和家庭其他成員產生利益衝突……當時法院經常有這樣的案子,當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讓上戶口,父母怎樣協調都不行,必須寫保證書——長大之後不要房子,才讓戶口進來。」這種經歷切切實實地發生在「吳祥志們」身上。

吳祥志十幾年來的生活,為戶口維權,為動遷奔波。(梁鵬威攝)

上海知青曾在人民廣場發起抗議,但收效甚微。政府向他們的父母兄妹施壓,阻止他們上班,以此來勸退。返城一年多後落戶無望,吳祥志只好回到新疆,拿起農具種水稻和棉花。受影響的還有孩子,「剛開始孩子可以在上海學校上學,後來就不可以了,沒有戶口的孩子不能留在上海上學。」後來根據政策,上海知青每個家庭能有一個孩子回到上海。1994年,吳祥志的兒子高中畢業,回到故鄉。

堅持留在上海的「黑戶」知青不斷抗議,終在1990年代迎來轉機,政府允許給上海知青報戶口,並每月發放369元(人民幣,下同)。「這是當時的最低工資。」吳祥志說,「但你要寫保證,不讓政府給你安排房子和工作。」「369政策」在上海知青抗爭路上豎起一個里程碑,但對他們的生活而言微不足道。

吳祥志、妻子與另一名新疆知青(右)在家中吃飯。

上訪路上遭百般攔阻

吳祥志十幾年來的生活,為戶口維權,為動遷奔波。「我們新疆知青上訪十幾年了,我們70多歲了。尤其最近幾年,同事戰友走了不少。對我們來說,時間不會給我們留很多。現在大家都妥協了,抱團取暖,你有事情,大家都幫你;我有事情,大家都幫我。」十幾年的上訪路,吳祥志見慣官方對他的百般攔阻。今年兩會,上海知青計劃到北京上訪,街道辦事處(行政區)就在他家對面的樓裏安放監控設備。為了反監視,吳祥志習慣在窗邊掛上布簾,不分晝夜。兩會期間,吳祥志買了3月3日下午6時的火車票。下午1時,他從家裏出發,派出所的車緊隨其後,在站台把他截住,直到列車駛出才放走他。由於火車票實名制,官方很容易發現知青們的行蹤,結果這次大部分新疆知青都沒走成。唯一一個離開上海的人,回到上海後被關到崇明島一個星期,官方後來賠償了微薄的精神損失費。

吳祥志對上訪地點、應對措施瞭如指掌。他能迅速準確說出靜安區人民政府的具體地址,還知道如何對付「黑衣人士」。「黑衣人士」是平常站在區政府外面的保安。吳祥志將這種手段稱為「老百姓鬥老百姓」,「那些保安也是普通老百姓,他們好像解放軍的附庸軍人。需要追究責任了,就說他們是臨時工,踢掉,實際上是換另一個地方。」一群老人上訪也捱過打,但兵團出身的知青講謀略,「儘管我們是70多歲的老人,但年輕時是新疆軍團,我們經過嚴格訓練,所以對這套很了解。我們年紀大,就兩三個人對你們一個人。」吳祥志講起如何對抗武力,頗為得意,但又輕嘆道,「現在(上訪)去得少了,經不起他們弄。」

新疆知青吳祥志維權已經15年了。(梁鵬威攝)

戶口牽制了吳祥志和妻子一生,他們也認命了,更重要的是子孫的戶口。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上海還處在大拆大建時期,戶口直接影響到動遷分房的利益,吳祥志的弟弟因為分房的利益將其拒之門外。吳祥志因為代替哥哥成為知青,兄嫂才勉強同意落戶在他們家。吳祥志的妻子一向寡言,談起兄嫂情緒便激動起來,連說了幾句「他哥嫂也不是什麼好人」。為了省錢,在刺骨的冬天,吳祥志兄嫂讓他兒子用冷水洗澡,吳祥志妻子心疼地說道。

城建斷送「石庫門」社區

六年前,東斯文里開始動遷,吳祥志的兒子雖有戶口,卻從兄嫂那裏拿不到應有的一份拆遷補償。吳祥志和妻子決定從兒子在浦東租的房子搬到石庫門房子生活,自己來爭取兒孫的利益。「十年前靜安區區政府說給我一套房子,當時我們家兄弟姐妹都不讓我報戶口,因為這會侵犯他們的利益,我想可能也就一室一廳了,給我們夫妻。因為我哥哥嫂嫂不給我兒子孫子安置,所以我必須把他們考慮進去。」

斯文里位於蘇州河旁,由大田路分割成東斯文里和西斯文里。1992年,浦東進入建設年代,浦西這邊的「存量更新」也帶來了大拆大建。斯文里被拆遷改造成商業住宅,如今西斯文里已煥然一新,站在大田路上,幾乎感受不出另一側的石庫門氣息。從高空俯瞰,東斯文里的石庫門社區十分醒目,成片紅瓦屋頂彷彿在訴說老上海的故事,然而走近一看,已然十室九空。

東斯文里的「釘子戶」們。(梁鵬威攝)

東斯文里在動遷前原有約2,700戶人家,388棟石庫門住宅,是上海最大的舊式里弄之一。2012年,靜安區將該地塊列入當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中。同年6月,東斯文里達到85%住戶簽約的條件,開始動遷,2013年5月,已經有逾一半居民搬離。時至今日,僅剩約20戶人家。

吳祥志帶我們走入這個上海最早的石庫門片區,一路蕭索,偶爾有人經過,行色匆匆。突然一面鮮紅的國旗闖入視線,在一片灰色的空間裏格外突兀。「那戶人家還沒搬。」吳祥志說道。走着走着,一轉角突然多了些日常生活的煙火氣。房子的灰牆也不再只是傷痕,牆上貼滿告示,寫滿密密麻麻的文字。那時,兩戶人家正在做飯,幾個居民坐在狹小的過道聊天。聽到吳祥志介紹當地的情況,幾個人都忍不住插話,「他們(政府人員)都是違法的!」

說到底,就是利益,與民爭利。
釘子戶吳祥志

違法,是釘子戶們對政府行為的最大不滿。他們在牆上貼上證據——「這是烈士,按照政策應該照顧他們,現在政府就沒收(房子),不認帳。」其中一戶人家牆上貼着上海市烈士英名錄和烈士證明。烈士證明旁邊,還有東斯文里被評為靜安區文物保護的報道和2016年的行政訴訟狀。

年輕的上海人或「新上海人」中,很少住過石庫門房子,石庫門生活成為老一輩上海人的記憶。外界對石庫門的評價往往流於環境惡劣、生活不便等,但對老上海人而言,石庫門的生活不可取代。動遷意味着離開他們成長與生活的地方,意味着遷往郊區,意味着晚年生活無法得到保障。東斯文里已經簽約動遷的居民,不少去了松江和青浦,這兩個地方遠離上海市中心,開車需要一小時。吳祥志不願搬到遠郊,那裏醫療、教育條件均不如市中心。他希望搬遷到三林,那裏離兒子近一些,在餘下的年月接送孫子往返學校。

東斯文里原有2,700戶,現僅剩約20戶。(梁鵬威攝)

釘子戶:要的是公平公正

一說起動遷,釘子戶張菊紅也激動起來,「我不想搬!這裏多好啊,長安醫院、靜安中心醫院、華山醫院……什麼都有。」相比郊區,還留在東斯文里的老人更看重市區令人安心的醫療條件。過往政府往往先建樓和搬人,再搬遷具有功能性的公共服務,這幾年不少醫院的分院才逐漸往市中心外遷移。

老上海人都離開市區中心了,「沒辦法,是政策啊。」吳祥志的妻子語氣平淡地道。「我在市區的房子給政府了,拿的是遠郊的房子。」吳祥志說,「說到底,就是利益,與民爭利。」市區要做存量更新,老百姓成了政府與地產商交易的犧牲品;郊區要做增開發展,他們在規劃未到位時,就成了發展的開荒牛。

在東斯文里隨處可以見到強拆、封堵的痕迹。(梁鵬威攝)

為了維護個人權益,東斯文里的居民嘗試走上司法維權之路,但道阻且長。60歲的釘子戶倪偉明曾於2016年將靜安區政府告上法院,指對房屋的估值不能反映市場價值,以及補償的安置房源不符合法律規定。「我的訴求,就是要他(政府)公平公正,」倪偉明直截了當說道。

根據倪偉明提供的再審判決書,2012年動遷時,東斯文里的地段估價約為每平方米2.9萬元。靜安區作為上海核心城區,有多個地標商業區,地價今非昔比。從東斯文里出發,約1.3公里可抵達人民廣場,約1公里便是南京西路商圈,興業太古匯的寫字樓,每平方米價格逾5萬元人民幣。以住宅而言,距離東斯文里僅600米的國際麗都城,每平方米價格已逾10萬元。無論是商用、辦公抑或住宅,靜安區的升值潛力都不容小覷。「我到最高法院,說這裏是文物,不能徵收,判決隻字不提,只談徵收補償。這裏(每平方米估值)29,200元,去哪裏有,這不是搶嗎?」倪偉明憤然說道,「老百姓現在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老百姓輸掉是正常的,贏了才不正常。
釘子戶倪偉明

高企的樓價,微薄的賠償,基本撲滅了續住原區的盼望。對釘子戶而言,自然不能接受動遷賠償的價格及搬離市區,更別提在2009年《關於進一步推進本市舊區改造工作的若干意見》中,關於「推進歷史文化風貌區整治」寫明,應「在有效保護歷史建築風貌的同時,努力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

從城市擴張走向存量更新,土地始終是城市發展最大的政治砝碼。普通市民,手無寸鐵的人,卻要站在利益博弈的前線。在倪偉明看來,「老百姓輸掉是正常的,贏了才不正常。」司法維權之路走不通,日常生活也受到干擾。幾戶釘子戶居民都提到「洪智」公司,其業務不僅包括維穩、看管維權人士,還涉及管理道路和小區門崗等。居民劉整表示,2016年8月,洪智公司和警察在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將他帶往郊區關押。2017年《靜安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十三五」規劃》強調,解決住房訴求,要「堅持用群眾工作的方法」,同時「樹立『管理的是房子,服務的是群眾,必須以人為本』的理念」。「法治是治理的治,但他跟你就是『刀』(指法制)治。」劉整說,「現在的問題是上面說得挺好,下面全瞎搞,現實的名聲、文物啊,已經變性了,以前徵收就沒有合法性。」

記者問釘子戶為何門口都掛國旗,他們回答是要捍衛他們的權利。(梁鵬威攝)

徵地過程 居民曾遭侵犯

2013年,政府以商業性土地開發的名義徵收陳倜家的土地,他指靜安區政府於2013年11月4日作出《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政府房屋徵收決定》前,還未發布《徵收決定公告》,更未向被徵收居民傳達徵收公告。在這幾年捍衛權利的過程中,陳倜曾遭暴力侵犯。就在2017年12月14日,他陪家人外出看病,回家後發現大門被封,自己被不明身份人士帶到動遷組關押。等他們回到家中一看,已經面目全非。這還不是第一次,在2017年10月10日晚,陳倜也曾被帶往崇明區拘禁和毆打。

不僅陳倜一家,張菊紅帶我們去看離她家不遠處的強遷房,那是在今年春節期間發生的事。張菊紅回憶,「當時直接把裏面的人給拉出去,從三樓敲到一樓。」趕走人,毀了房,在門上釘上鐵條,三口之家便無家可歸了。

對於吳祥志而言,痛苦更多來自於對子女的虧欠。知青的身份,加上犧牲底層人民的城市發展藍圖,致使他的子孫難以擁有原本該有的生活。「我們新疆知青,獻了青春獻終身。我們16歲起,到60歲回來,貢獻在祖國邊疆,還不算。獻了終身還坑子孫,所以,我無論如何要把房子爭取來,減輕他們的負擔。不然我死了以後,眼睛都閉不上,」吳祥志的語速慢了些,「我這一輩子,硬是把兒子給坑着了。可是我兒子,40多歲了,從來沒有埋怨過。他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受蒙蔽的一代。本來我想反駁的,但想想是這麼一回事。」吳祥志在六年前決定搬來東斯文里時,也與家人坦露了自己的想法,「我在做這個事情之前,兒子、媳婦、妻子,對我們家的情況都了解,對政府對我們的態度也很氣憤。」吳祥志說,「我們已經退無可退,忍無可忍。」

平衡人民利益、經濟發展與鄰舍關係的路怎樣走下去,東斯文里具體的改造前路如何,現時還是未知數。留守此地的居民打算繼續住下去,問他們為什麼門口都掛着國旗,張菊紅脫口而出:「這是要捍衛我們的權利啊。」

東斯文里的石庫門社區,成片紅瓦屋頂彷彿在訴說老上海的故事,但走近一看,卻十室九空。(梁鵬威攝)

上文刊載於第12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0日)《反思大拆大建 城市發展為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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