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談土地】《籠民》導演張之亮:香港就像一個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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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城已有大量寫實電影講述房屋問題,如《樓下閂水喉》、《危樓春曉》、《屋》與《泥孩子》。電影從不同的故事出發,講述各個年代的房屋變遷,並細說基層的人生百態,直至後來,《七十二家房客》與《籠民》橫掃多個電影獎項,當中的角色與故事至今仍然深入民心。

《籠民》從此成為導演張之亮的代表作,隨着內地電影市場發展快速,他成為早期到內地發展的香港導演,十餘年來,長年離港生活,並沒有令其忘記香港的住屋問題,至今談起仍然痛心疾首。土地與房屋,我們習慣看現在的匱乏,再想未來的發展,卻一直忘記汲取昔日的教訓。

二十多年前,張之亮開拍《籠民》,劇組租下一輛旅遊巴,在深水埗牌坊下找路人來當戲中的臨記,後來這群臨記到了清水灣的電影廠,見到現場搭出來的籠屋,連聲讚嘆,說像回家一樣,工作人員當是單純的讚美,張之亮卻將那句話藏在心裏,念茲在茲。直到今日,他不時想起戲中的演員與籠子。他說,人生無非是從一個籠走到另一個籠,終歸沒有人能從籠子裏走出來。其實我們都是籠民。

2006年,他到北京拍《墨攻》。行內有人叫他留下發展,於是他一留就是十多年。這段時間,別人問他移居北京後,生活過得好不好,他都會解釋自己並非移居,他只是在那邊討生活。

張之亮說自己並非移居北京,只是在那邊討生活。(高仲明攝)

現實就是,儘管一個導演得了金馬獎,生活來了,什麼獎都只是一塊破銅爛鐵,人還是會被生理的飢餓影響,肚皮會打鼓,見到食物便潛意識把口水往肚子裏吞去。生活很現實,張之亮說。無論是拍電影的人,還是搞藝術的人,寫字的人,精神世界如何飽足,生活照樣還是會追着你跑。

昔日,張之亮多以社會為題材開拍電影:《飛越黃昏》關心移民潮後獨自在港的孤寡老人、《籠民》記錄了基層的生活、《自梳》道出女傭的同志之情、《搶錢夫妻》則反思新聞的價值……他解釋,這是因為自己非學院出身,沒研究過哪個大師,亦沒刻意建立一套完整電影邏輯,在演員訓練班,他學會在生活中找故事,於是總會留意一些生活的細節,後來只要看到那些東西最能感動他,最接近人的生活,他就去拍那些故事。

離開香港後,他的寫實風格不再,行內人大嘆可惜。然而,其實他在自己的抽屜底下壓了許多寫足十多年的劇本,一些找不到投資者的作品。「歸納幾個原因,大多是投資方覺得這並非市場上的主流,那就無謂浪費時間─不是他們蝕不起,而是老闆覺得,張之亮,你也別浪費時間;二是演員不支持,在市場上找不到好的演員時,那也就自然無法取得投資,就算有資金也無人會替你發行。如果拍一套戲什麼都沒有,你真的想人哋死咩。」他無奈苦笑,從此把「不入流」的劇本收在櫃底。他願意這樣做,因為他要支持自己的生活。

昔日張之亮多以社會為題材開拍電影,例如《飛越黃昏》講述移民潮後獨自在港的孤寡老人。(電影劇照)

近年,內地電影市場需求大增,一部戲賣出一億票房並不為奇,再加上內地的導演酬金較高,不少香港導演紛紛北上發展。然而在投資者眼裏,投資電影如同賭大小,只有落對注才能賺錢,所以人人看着市場口味做菜,大家都以為內地人喜歡的香港電影是賭術、追女仔、警匪、軟色情,為求穩陣,香港導演總是食老本。

但張之亮沒有這樣做,他倒過來重新學習各種說故事的方法,拍什麼電影都好,最重要的是,別失去想法與個人宗旨。

從前,人們只把他當成拍文藝片的導演,他在內地卻接二連三拍了各類片種,一時拍動作古裝,一時拍鬼故與科幻愛情,一半是終生學習,一半其實為了生活。

「電影或文學都有一個好處,就是能創建一個自己的幻想世界。別人說你那樣不對,你可以很任性地說,那只是虛構的故事。當你發覺人生不完全自由,但電影卻予你一個自由的世界,至少讓人滿足一下精神的慾望。」張之亮說。在他的幻想世界,籠屋的人唱着《紅唇綠酒》苦中作樂,他們在籠床間飲酒跳舞到天亮。他在現場拍攝,拍得興起也會跟着跳起舞來。那是張之亮的快樂年代,可是現在那些日子時光已經無法回頭。《籠民》裏許多演員也已經不在人間。

張之亮說人生不完全自由,但電影予他自由的世界,滿足了他的精神慾望。 (高仲明攝)

在京城遙想香港

現在,他住在北京東三環外一間月租8,500元人民幣的千呎房子裏,幾個孩子都在外國讀書。不用拍戲的日子,他便一個人踏單車到鄰近的街市買菜回來,自己煮,自己食。餐餐也不過青菜白飯。每日,他都會翻牆去看香港的新聞,卻不曾在電視上看過一則內地新聞。在網上見到一家老少在劏房生活的香港新聞圖片,他心裏不免又想起香港的低下層,但談起內地被驅逐的低端人口,他搖搖頭,坦言一點也不關心。他說自己把一切都分得很清楚,工作的地方不放下一絲情感。每月依舊飛回香港探望住在老人院的媽媽,回到香港,他總在朋友家裏留宿。雖然在香港再沒有一個實體的家,但這裏還是張之亮的家。

回來的短短一星期,他一有空就去行山。訪問這天,他看窗外青翠,說到不遠的元荃古道,說香港的山好美,好山好水。不行山的日子,他就去深水埗,因為深水埗這些年來變得最少,最像他曾經熟悉的香港。

「我一直懷念香港的生活,但懷念的卻是當年的香港,今日整個大中華區也不是我所認識的。現在回到香港,我愛行一些舊的社區,去找找看,看嗅不嗅得回小時候街裏的味道,還有去郊野公園,好開心。」

籠屋就像一個小社會,三位編劇都覺得是當時香港的縮影,於是劇本裏有管理者,也有做生意的人、打工的人、年輕的外來過客,學者與藍領,還有逃避社會現狀的人。
電影導演張之亮

像離家的小孩談到父親,美好回憶藏在腦海裏,但眼前是悲傷,他覺得,現在香港躁動不安,人們對處境不滿卻苦無出路,社會動輒便是批評與對立,就連平日走在大街上好端端也會遇見罵戰。

五年前,他給香港寫了一個劇本,欲借黑色幽默與浪漫的目光去看香港露宿者的故事,卻一直未有開拍。先是因為他未滿意劇本,再者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市民或許會怪他把電影拍得太過浪漫,怪他離地,誤會他把露宿想像得太快樂,因着無形的壓力,他把腦裏的構思擱置下來。

「一個地方一旦生了病,裏面的人也就跟着生病。」張之亮道。

五年前張之亮寫了一個關於香港露宿者的劇本,卻一直未有開拍。(資料圖片/李豪杰攝)

回望《籠民》這部電影,它除了是反映房屋問題的寫實電影外,也把回歸前整個香港的情緒與局勢寫了進去,到了今日,它還是一部警世電影,提醒了我們面對大時代的精神。《籠民》由三個編劇寫成,一個是編劇經驗豐富的吳滄洲,吳善於打造故事的起承轉合與人物性格,於是由他擔起電影的結構;另一人是同時為《籠民》擔任美術指導的黃仁逵,他是個藝術家,一直關心社會,熱中政治,對籠屋這個題目很感興趣,同時又理解低下層心聲,於是為劇本寫下了政治人物的真正嘴臉;還有一個編劇,就是張之亮本人,是他把回歸前香港的情緒和情懷細細碎碎地剪輯進了《籠民》裏面。

《籠民》除了是反映房屋問題的寫實電影外,也把回歸前整個香港的情緒與局勢寫了進去。(電影劇照)

劇情乃香港縮影

「籠屋就像一個小社會,三位編劇都覺得是當時香港的縮影,於是劇本裏有管理者,也有做生意的人、打工的人、年輕的外來過客,學者與藍領,還有逃避社會現狀的人。」他說。《籠民》是一部群戲,數得出名字的角色有十幾人,電影的結構豐富,角色間都有一個故事,代表了人性裏光輝與黑暗的一面。

「代表學者的道長(劉洵飾),他飽讀詩書,把『正所謂……』掛在嘴邊,但他只有書本上的知識,像他這樣的學者,幫不到社會,別人亦不會理他;而做生意的七十一(李名煬飾)和妹頭(黃志強飾)代表的是勞資關係,七十一是一個生意人,錙銖必較,一直不願意走出籠子。屋裏亦有管理人肥姑(喬宏飾),肥姑就像當時的香港,他的兒子太子森(廖啟智飾)完全沒有自主能力,不可以繼承他。」

《籠民》是一部群戲,電影的結構豐富,角色間都有一個故事。(電影截圖)

張之亮說,電影中的華夏男子公寓管理者肥姑一直帶着有智力障礙的兒子住在籠屋裏面,並替房東向各租客傳話,他表面上是一個領導者,卻是事事無知。「他連身份證已經轉了新的版本也渾然不知,籠屋裏的滅火器一直放到過了期,他才去問:『乜要換嘅咩?』他其實就是那種上面話佢聽,他照着規矩去辦的人,很忠心,因為他只會聽從規矩。」

肥姑的兒子太子森亦是《籠民》裏其中一個刻劃出色的人物。他常常會趁着夜深人靜,獨自走到天台上,把屋子裏的死老鼠排序整齊,一邊曬月光,一邊偷偷飲酒。「這個角色唯一的朋友就是沒有生命的老鼠,那些死老鼠是他智力內唯一可以控制的,於是他將死去的老鼠骨收集起來,跟它們說:『聽話有得食,唔聽話無得食』—我覺得這個世界就是這樣,聽話有得食,唔聽話無得食。控制慾卻不光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的特權,就算是白癡也會想盡方法控制他人。」

廖啟智飾演的太子森是《籠民》裏其中一個刻劃出色的人物。(電影截圖)

「不同的是一個有智慧的人去控制人,或許會為他人帶來幸福,但如果你是一個沒有智慧,甚至是弱智的人,那就會帶來可悲的結果。這裏想說的是,就算是一個沒有智慧的人,難道就沒有這個慾望嗎?他們一樣會去控制他們可以控制的東西。」他幽幽地說。

當時九七回歸在即,張之亮覺得只要大家願意團結就一樣會安然走過,又知道年輕人便是電影院裏的常客,於是在《籠民》的故事裏埋下一個寄語年輕人的角色,那就是黃家駒去世前在電影裏留下的最後身影——毛仔。

毛仔是個不良青年,剛出獄便搬進那棟快將清拆的男子籠屋,他滿腦子鬼主意,但作為一個過客,眼見被逼遷的居民各懷異心,面對問題時,一再依賴別人替他們解決,毛仔憤慨地痛斥租客:「呢度大大話話住咗一百幾十人呀,加加埋埋成九千幾歲啦,有乜嘢係唔知㗎你哋?大家如果住得開心嘅,咪搵地方一齊搬囉。好好醜醜都是自己鍾意㗎嘛。淨係識得鬧人、靠人。餵埋你食好唔好?有味至得㗎。」

《籠民》故事裏埋下一個寄語年輕人的角色,那就是黃家駒飾演的毛仔。(電影截圖)

移民潮裏的斷層

把話套到1997前夕或是當下,都有勸世的意味,在大時代下,人一定要勇敢找出自己的出路,連自己的命運也不主動抗爭,或是努力尋求改變的話,就不能真正走出困境。

這其實也是三個編劇對年代的喊話,然而,華夏男子公寓的結局,至今還是令人悲從中來,歷史若有命定的結局,彷彿任人硬起來反抗亦沒法改寫悲劇命運。劇終前留下一幕,編劇讓這群抗爭者多年後重遇,他們在真正的動物園相對而笑,雖然同樣隔着一個籠子彼此團聚與問候,但當初的勇武與堅持,令他們在往後的人生裏,對那破爛而市井的男子公寓留下了一輩子的眷戀。

「我覺得做任何事,不應人哋畀你就要,人哋唔畀你就無。雖然戲裏的居民遲早都要離開,但他們那種『我唔行出來,你要我走,一係你抬我走囉』是一種態度。做人也應該有這種態度。我們無法操控結果,但必須要表現出自己的態度。」張之亮說。

為何當年張之亮會拍攝以籠屋為主題的電影《籠民》?請留意下集:

【導演談土地】張之亮探完籠屋決定拍《籠民》:住客以為來看動物

上文節錄自第12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0日)《《籠民》導演談居住尊嚴 張之亮:香港就像一個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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