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談土地】張之亮探完籠屋決定拍《籠民》:住客以為來看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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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外人看電影圈,會以為那是另一個江湖,是個大染缸,要這行捱出頭除了要熱誠與天分外,也要識人脈,懂交際。張之亮卻顯然不是這種人。年輕時入行,教會的教友知道他當導演,總是擔心他。他反過來安慰人,說電影圈其實沒有人們心裏想像的複雜,比起社會,它還要單純。到了許多年後的今日,他還是這樣覺得。他說自己在24歲那年簽下了人生第一份導演合約,拍完首部電影《中國最後一個太監》後,不過27歲。

【導演談土地】《籠民》導演張之亮:香港就像一個籠

當年,人人賺到了錢就去買樓,他收到導演酬金,卻兌成了日圓,一個人在日本東京都新宿區高田馬場租下了套房,讓自己過上了歲月靜好的八個月。「當時一切於我都是未知之數。電影拍完要年半後才上映,於是我一直擔心觀眾的反應,一方面覺得當時自己太多人幫,戲裏的演員全是大卡士,對一個新導演來說,我只能盡量做到最好。每晚改完劇本,隔朝就到現場,心理壓力還是很大,拍完終於能鬆一口氣,便又想起初進寶禾時,第一次跟成龍出埠到日本拍戲,覺得那個地方好靚。於是後來便帶着成副身家到那邊,做一個留學生,過自己渴望的生活,除了去上學,下課就是往電影院跑,就這樣平靜地生活。」

那個年代,一張電影門票不過20元,《中國最後一個太監》最後卻成為了他導演生涯中最賺錢的一部電影。當時正是香港電影的火紅年代,每間電影公司都在打仗,上上下下都做得焦頭爛額。左派背景的銀都機構於是找上了他,說只要他願意接戲,開什麼戲都無所謂,於是張之亮就幫他們組織了一間叫夢工場的電影公司,並拍攝了其後獲得金像獎「最佳電影」與「最佳編劇」等獎項的電影——《飛越黃昏》。

《中國最後一個太監》成為張之亮導演生涯中最賺錢的一部電影。(電影劇照)

《飛越黃昏》談的是移民潮後,子女都往外移民而獨自留港的獨居長者。戲中涉及家庭議題、世代矛盾與黃昏戀,電影由黃仁逵作為美指,畫面表現了九十年代香港中產家庭的生活,戲裏馮寶寶穿上一襲素色旗袍,用耳朵抵住門,一直等女兒葉童帶着孫女、女婿回家。

「那時,我時常去探望前妻的媽媽。因為她的女兒移民了,她一個人孤零零的生活。我去探她的時候,覺得香港當時有一個斷層,時代留下了一群老人寂寞地生活,於是便刻意去觀察他們,看他們在公園中打扇舞,發覺他們有自己的社區,可以從他們的身上構思故事。當時正好看了《親密關係》(Terms of Endearment,1983),電影中談的是母女之情,看着戲中兩母女睡在床上談天,走過人生的歲月,印象很深。我希望自己也可拍出一部電影去談母女間的感情。」張之亮回憶道。

《飛越黃昏》談的是移民潮後,子女都往外移民而獨自留港的獨居長者。(電影劇照)

記者引他進籠屋

後來拍《籠民》,也是因為一個有心的記者。「當時深水埗一間男子公寓(籠屋)起火,死了許多人,社會吵得鬧哄哄。有一日,一個叫高佬的報館記者找我。見面之後,他問我,你覺不覺得這個題材(籠屋)好有社會性?你覺不覺得這班人很值得幫忙?我當時反問他,那我可以做什麼?我什麼都做不到。」記者後來帶他到大角咀福全街一號探訪籠屋住客。

福全街一號當年有一棟快被清拆的唐樓,他隨記者走進去,見到一個個疊起的籠子,兩邊通道狹窄,牆壁斑駁,住客以為他們來參觀,當那裏是動物園,於是充滿敵意地打量張之亮。

他邊走邊看,只覺經過了一個又一個的籠子,籠裏放滿雜物,連拖鞋都珍而重之地收在籠裏。每個籠子外都鎖上了一把鎖,裏面塞着一團棉胎,被套破了,烏黑的髒棉花散得四處都是,在外面走過,誰都猜不到棉胎裏面有沒有人。

當年《快報》記者「高佬」帶張之亮去看籠屋惡劣的環境,促成他拍《籠民》;惟現在已失去「高佬」的聯絡。(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下樓之後,記者就叫我再想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拍一部戲,幫幫籠屋的人,幫他們講一些事。我回去想了三個月,其間到了不同的板間房,最後決定開拍《籠民》。」張之亮說。

《籠民》只花了四個星期,用了很低成本便拍成了,卻橫掃了金像獎最佳影片、導演、編劇和男配角幾個大獎。

回望人生,張之亮的際遇在拍成《籠民》前一直一帆風順,直到其後《自梳》遲遲未能發行,加上亞洲金融風暴與盜版問題,香港電影走下坡,到戲院看戲的人少了,就算他和幾位著名導演創辦電影計劃,願意不收導演費,找不收酬金的演員拍攝電影,並把電影資金全數放在電影的製作費上,以提高電影質素,改善行業前景,也一樣失敗告終。

在十多位導演中,最後只有他找到了張國榮願意只收取一元作為演出費,合作拍成了電影《流星語》,然而最後票房不如理想,他們都十分失望。

他突然提到,自己人生裏沒幾個朋友,過往合作過的大卡士,戲拍完了他怕別人覺得他別有用心,更刻意地不保持聯絡,就算是他很欣賞的演員張國榮,在拍完了《流星語》後也沒有再見。

張國榮只收取一元作為演出費,與張之亮合作拍成了電影《流星語》,可惜香港電影走下坡,最後票房不如理想。(電影劇照)

房屋問題從未改變過,社會總是說國民收入有多高,但對於香港的低下層,他們的處境卻從沒改變。
電影導演張之亮

後來,他有足足五年沒再拍戲,而去了內地拍攝電視劇,當時生活過得艱難,劇好不容易拍完了,又發覺被人「空手套白狼」去了。於是有天,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西湖邊,想了一天,最後掏荷包賠上了演員的薪酬與製作費。

張之亮說:「現在回想,覺得那都過去了,無論高或低,也已經是過了去的事。人生不好回頭去想,除非你今日『埋單』,否則你要向前望。」這也就是生活的本質。

「我們常常覺得,我哪有住在籠裏?其實籠就在這裏。心裏。《籠民》裏肥姑帶着兒子去中環找議員,等過馬路時,太子森見到三個帶着動物面具的人,失了魂,肥姑拉着他,問他:『你未睇過咩?』其實那是說人人都戴着面具,面具有的有形,有的無形,籠子也是。」他指指胸前,在心裏,人人都有一個無形的籠。

張之亮解釋《籠民》這場戲想說的是,人人都戴着面具,面具有的有形,有的無形,籠子也是。(電影截圖)

說到實體的籠,他說應該樂觀一點:「如果困難只作為一種過渡,人生總有起伏,那樣我們只好捱過去,我一直相信一息尚存便能繼續爭取自己想要的未來,但現實更像是《籠民》戲裏的情況,一班貧民被逼遷,找上一些議員和官員,議員說是土地問題,又說是規劃問題,官員說是就業問題,沒完沒了,總之不關自己部門的事,人們看到不幸習慣推諉責任,但我如果真的住在籠屋裏,最想要的其實不是找出原因,而是搬出那裏,因為這是一個最現實的問題—一個生活的問題。」

戲裏的議員其實也是發展商的高層,他與幾個商人在高爾夫球場上談起逼遷事宜,對裏面的窮人嗤之以鼻,盡見政客雙面人的醜態。

《籠民》裏議員其實也是發展商的高層,盡見政客雙面人的醜態。(電影截圖)

住屋問題從未解決

張之亮在五十年代末出生,他記得自己小時候住在蘇屋邨,又去過九龍城的板間房探望親人,那時他在廊子裏走,常常走錯路,拍錯門,「以前門一開,是一間小小的房間,後來拍錯門,門一開,已發展成三層的籠屋。」小小的他看着城市變化,直到他離開香港,到內地拍戲,再回來香港,發現城裏唯一不變的「核心價值」只是一城人的居住環境,其他的什麼都變了。

「九十年代我拍成了《籠民》,房屋問題也從未改變。拍完《籠民》又過了二十年,我還是在網上看到許多一家老小睡在很窄的空間裏。社會總是說國民收入有多高,金融有多幾強大,但對於香港的低下層,他們的處境卻從沒變化。」他失望,對這個地方益發感覺陌生。

香港始終是張之亮最想念的地方。(高仲明攝)

有次行完山,自上水坐車回家,因為入閘問題,被人用三字經鬧了一遍,但家鄉的情愫還是叫他回來,每次回來,他都像憑弔一樣去逛舊區,「在中國,走在街上一樣有許多的紛爭,但因為知道自己是外人,心裏不會怎樣,但回到香港,走在街上,你會知道你不是外人,你屬於這個城市,但你也會明白為什麼無法接受香港這幾年的變化。」

相比北京那千呎洋房,香港如此狹隘,但香港始終是他最想念的地方,儘管她看來多麼像一個籠。

上文節錄自第125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0日)《《籠民》導演談居住尊嚴 張之亮:香港就像一個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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