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布拉格之春」50周年 在捷克尋找共產記憶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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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20日晚,蘇聯坦克入城、一場和平的改革運動遭到鎮壓,一覺醒來多少人夢碎,那是50年前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的情景,「布拉格之春」就此失敗告終。

50年後的今天,布拉格連場紀念活動,市中心佈設圖文展板和坦克模型,實景復原,溫塞斯拉斯廣場(Wenceslas Square)上奏起音樂,提醒人們毋忘歷史。走訪當地,與捷克人對談,一代人的烙印,對後世有何啟示?

撰文:甄梓鈴

8月中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一個共產主義歷史的導覽團,導遊Mike帶着團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裏穿梭,尋找歷史的印記。同類主題的歷史導覽團素來不少,尤其在這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建國百年、共產黨掌權70周年以及「布拉格之春」50周年,歷史彷彿被重新包裝成旅遊賣點,吸引遊人來「朝聖」。

Mike是一位90後,生於共產主義政權垮台之後,大學主修新聞系,卻因鍾情布拉格的美景當上導遊。導覽團開始之前,他先提醒大家數天後是「布拉格之春」50周年,市內有不少反俄羅斯的示威活動,笑稱:「嚇得旅行社職員叫俄羅斯旅客不要在這段日子來布拉格。」

8月21日,捷克總理巴比什在「布拉格之春」紀念儀式上發表電台演說,遭數百多名示威者喝倒彩。(甄梓鈴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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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及1968年前後的歷史,離Mike這一代很遙遠,但在介紹捷克歷史時,他毫不猶豫地批評:「那座共產主義時期興建的電視塔是全世界最醜的建築」、「在共產黨統治下,父母生活受到種種限制,不能出國,就連看什麼書的自由也沒有。」像他這個年紀的年輕人,對歷史的認知大多從書本和父母口中得知。他形容歷史是一種提醒,今天享有的自由得來不易,但他也感慨身邊朋友不愛談歷史。

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舉行中央全會,改革派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當選黨中央第一書記,為國家帶來短暫的自由氣氛。七個多月後,蘇聯為主的華沙公約盟軍越過邊界,撲滅改變之火。估計有約80人在蘇聯軍隊入侵期間死亡,數百人受傷。此後,捷克斯洛伐克經歷20年被佔領的恥辱,直至1989年「天鵝絨革命」推翻共產主義政權,實現民主化。

走訪布拉格的其中一站,是1968年曾經被蘇聯軍隊佔領的捷克電台總部。65歲的捷克電台編輯主任Julie Stejskalová憶述,蘇軍入侵布拉格時,捷克電台向全國發出緊急廣播,並呼籲市民冷靜,切勿與蘇聯軍人衝突,對減少人命傷亡起了很大作用。為了控制資訊傳播,蘇軍很快便佔領電台。

1968年8月,蘇聯武裝入侵布拉格,捷克人民在街上聚集,阻止蘇軍坦克前進。(視覺中國)

Julie當年只有15歲,和家人住在電台附近,家園受牽連遭燒毀。她形容,1968年之後,求變的希望被徹底打碎,國家進入了一個受壓迫的時代。她皺起眉頭說:「這是受屈辱的歷史,但現今年輕人好像不太清楚1968年發生了什麼。」

重現歷史 呼喚記憶

老一輩捷克人對「布拉格之春」刻骨銘心,不過今年6月捷克一個非牟利組織的民調發現,許多捷克人對國家現代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時刻沒有記憶,逾千名18至65歲受訪者中,近四分之一不知道1968年發生了什麼事,逾三分之一人表示未曾聽過1948年「二月事件」,近半對1938年《慕尼黑協定》懵然不知,當中許多是年輕人。

為了讓年輕人認識歷史,捷克電台舉行紀念音樂會,又製作特備節目,結合歷史廣播和親歷者訪談,連續廣播13小時,重現歷史一刻。在著名的溫塞斯拉斯廣場上,擠滿了來聽音樂會的人潮,有坐着輪椅的老婆婆,也有來湊熱鬧的年輕人,還有些父母帶同孩子來到廣場紀念碑前獻花。1969年1月16日,布拉格查理大學學生帕拉赫(Jan Palach)在這裏自焚,以死抗議蘇聯侵略,一齣講述帕拉赫成長經歷的改編電影正在全國上映。Julie希望新一代能透過這類活動汲取歷史教訓,捍衛民主和自由,但雙手拿着鮮花、對相機鏡頭擺出笑臉的孩子們,似乎不知帕拉赫是誰。

今天,捷克和斯洛伐克已一分為二。即使年輕一輩努力追溯,但始終不曾經歷,上一輩口中的歷史對他們來說面目模糊。在新的時代裏,如何理解「布拉格之春」的意義?帶着這些疑問,我來到捷克作家克里瑪(Ivan Klíma)的家。

文學界在「布拉格之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關於捷克共產年代那段歷史,外界多記得本為劇作家的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或是著寫《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笑忘書》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克里瑪的名字相對陌生,但在捷克,這位86歲老人卻備受尊崇。

捷克作家克里瑪。(甄梓鈴攝)

克里瑪大半生與捷克的歷史命脈緊緊聯繫在一起,他不畏強權,寫下多篇批評共產政權的作品。他曾經出走,卻不像米蘭昆德拉那樣流亡異國。正因為選擇留下來,在許多捷克人心中,他的地位崇高。如今他與太太隱居布拉格郊區一座三層高小屋,過着退休生活,但對國家的現況依然關心。

書寫民族命運

走進屋內,克里瑪邀請我到書房傾談,他背微駝,一頭花白亂髮,飽歷風霜的臉上刻滿了歲月留下的皺紋。書房四壁架上擺滿書籍,有他寫的書,也有別人的書,還收藏了共產政權時期地下出版的禁書。好奇地問他現在還有寫書嗎?他搖一搖頭:「年紀大了,很少寫作,平日每朝起床會做一些伸展運動,然後預備早餐,看看電視,或外出購物,最大興趣是去森林採摘蘑菇。」他走到書架前,拿了一本關於蘑菇的書籍分享「哪個有毒、哪個季節適合採摘蘑菇」。

克里瑪自傳《我的瘋狂世紀》。

就這樣,我們從生活日常聊起,慢慢地談到這座城市的過去和現狀。

克里瑪人生中經歷過兩次極權統治。第一次在年少時,生於猶太家庭的他,二戰期間曾被關在特雷津(Terezin)集中營三年多,直至1945年蘇聯解放集中營,他和家人僥倖活了下來。接下來是中年之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開展了由上而下的「布拉格之春」新氣象,當時他擔任文學雜誌編輯,同時創作小說和劇本。他積極發表文章要求改革。和他一樣透過文學來批判社會的捷克作家為數不少,例如瓦楚里克(Ludvík Vaculík)於同年6月發表《二千字宣言》,超過3萬人簽署支持,刺激了改革運動的發展。

克里瑪在自傳《我的瘋狂世紀》(My Crazy Century)中披露,他曾經有兩次逃走的機會。1968年蘇聯坦克入侵布拉格一刻,他與情人正在英國,妻子身處以色列,女兒和祖父母在布拉格。他本可以選擇不回國,但國家被佔領,自己卻身在異地玩樂,感覺不好受,於是他想盡辦法與妻子在維也納會合,然後啟程回國。翌年他應邀到美國密蘇里大學當訪問學者,完成課程後,還是選擇回國,只因熱愛自己的國家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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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7日)《寫在「布拉格之春」50周年 在捷克尋找共產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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