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人.三】消失的東岸 梁志華:香港始終容不下一間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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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東岸書店,梁志華不願說太多,即使過去那麼多年,他依然不想美化開書店這件事,但東岸至今仍是特別的存在,曾默默滋養一代文青。當年東岸賣過沈從文的線裝別集、夏宇的親筆簽名詩集、也斯的第一本詩集《雷聲與蟬鳴》、一整套的《現代》重印本,許多詩人在此流連忘返,有人一口氣買下過萬元書,有人只是打打書釘,圖一刻寧謐。

東岸於1998年設立,最初開在西洋菜南街這條「書店街」上,由梁志華、陳敬泉、葉柏操等詩人共同經營。他們不賣流行書,反而在店裏闢出角落,放着三個新詩書架。

當年的菜街尚未被大媽進佔,是獨立書店的聚居地,樂文、田園、榆林、學津、文星、洪葉等,各有顧客群,「西洋菜南街是我們最常蒲的地方。」梁志華說。他當時讀研究院,時常過來找書,後來他發現專售大學教科書的學津常常故意抬高價錢,轉而到深圳、廣州書城買書。

德不孤,必有鄰

「後來做書店,其來有自。」他早早與書店結緣,又因為參加詩作坊而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詩友,一起出版詩刊、搞詩聚,那時他忙着寫論文,天天躲在「詩人空間」趕工。有天黃昏,他在蕪湖街等車,見到對面的荒廢唐樓,腦中浮現鍾芳玲的《書店風景》,書中記述鍾芳玲訪尋世界各地的書店,「有些東西入腦了,當我看到那棟荒廢的舊樓,突然想,有沒有可能開一間可以喝咖啡的書店。」詩、書、人、咖啡,有些東西慢慢成形了。

他在詩社聚會上提出想法,社員都很感興趣。加上當年恰恰發生「陳健康事件」,傳媒一窩蜂追蹤陳健康在深圳包二奶的過程,人人都在討論八卦,「這件事對我的衝擊很大,整個社會都在追,這不僅是傳媒問題,是社會風氣問題,我那時就想能否從閱讀入手,改善社會的閱讀風氣。」他希望開一間特色書店,引入高水平的藝文作品,定期籌辦朗誦會、放映會,打造一個文人聚腳點。

書店最後在旺角落戶,他將所有精力都放在經營上,每天都想着要入哪些書、如何以較低價格入書、如何提高營業額。幸好前輩、朋友都很幫忙,他透過台灣編輯黃粱搭通書林、爾雅、九歌、洪範等台灣出版社入書,又跑到澳門入了不少葡文詩集,後來又聯繫在廣州讀大學的王茂林,一起到書城覓最新的詩集、小說。當年揹着大背囊,隻身跑遍兩岸三地,每次帶回上百本文學書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我知一定會蝕錢,做店面賣書不足以維持這麼昂貴的書店,雖然當時未有最低工資、強積金,我們的夥伴、店長都收很低的人工,但燈油火蠟已經超貴。
前東岸書店創辦人梁志華

王良和想起這間書店,覺得惋惜:「他們很有理想,想入一些很好的詩集,但詩集是很難銷的。最初大家搞詩刊、詩人空間、東岸書店,真的很好,我當時覺得詩人原來也可以做一些事。但愈做下去,我隱約覺得很艱難,所以每次上去只能盡量買書,雖然作用不大。」有一段時間,梁志華甚至自製書單,憑自己對版本學的理解,整理出幾百本優秀作品,傳真至學校,反應也不俗。「這些都是笨功夫,我不喜歡用接地氣這些詞語,但我們真的要聯繫社會。」

他說,開書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但不需要常常掛在嘴邊。「我認識許多台灣、廣州的朋友,譬如黃粱,他在台灣很排斥內地的時候,竟然在雜誌上推介內地的先鋒詩人,那不是主流論調,也沒有賣點,但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詩人編輯,竟會這樣做。他有火有信念,並用行動表達出來。」孔子曾道:「德不孤,必有鄰。」梁志華至今仍然記得那些雪中送炭的朋友。有前輩在大學教書,經常鼓勵學生到東岸買書;有讀者寄來一張幾萬元的支票以示支持,他感動不已,卻無法收下,默默退回;又有出版業同行,將結數時間延長,讓他們的資金流動更為鬆動。

完成了一件事

書店在短短幾年間,經歷兩次搬遷,先是從西洋菜街搬到油麻地,再從油麻地搬回旺角,每次搬遷都要花費幾萬元重新裝修。債務愈積愈多,股東開始抽身,2002年底,梁志華辦完最後一場朗誦會,發電郵通知大家要送書結業。朗誦會那晚,他記得有位年輕人問他:「志華,要結束書店了,你有什麼感受?」他沒有立刻回答,想了想,說:「都執笠啦,能有什麼感受呢。」大抵在那一刻,他是有點晦氣的。後來詩人葉輝跟他說:「志華,可能有人覺得係執笠,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你也完成了一件事。」

他曾對這間書店有着美好的寄望,在〈這夜,我們在書店裏喝酒—給柱政〉一詩中,他寫道:

我想起那一本剛讀完的文集

那美術指導的

鬍子、電影、音樂、和小說

他筆下的,一個早逝的雕塑家

一些卑微的人物

一如我們 剛才

在商場外,瞥見的演奏者

蹲在提琴的空盒子前

安靜地在

演奏著些什麼

或許我們的目光

總愛停留在那些

閃爍的光彩之前,一如

窗外那些閃亮的霓虹

而我,還在為書店的燈箱位置

猶豫

一所文藝書店的生命

祇是我仍然記得

你在電話裏說

好 好好

當你聽到

一所書店

一個卑微的夢想

將在旺角的街道中

慢慢生長

──節錄梁志華〈這夜,我們在書店裏喝酒—給柱政〉

書店後來送書,也是一段難以言喻的心酸經歷。他除了結數、處理雜務外,更要應付開店至今都不曾見過的人潮。「很多人上來拿書,有小朋友打電話來問地址,我告訴他如何從地鐵站過來,他說不想搭地鐵,救命,他不知道我們在結束書店時要解決很多問題。有人又問可否留書,你明不明白,我要結束了,你反而像訂書一樣,說要留五本。」

他將朋友寄售的書退回,朋友不在香港,便搬回家中保存;相熟的雜誌朋友見他做得辛苦,讓他八折埋單,他不肯,說有借有還上等人,愈遲還,愈要還得多,無謂要人難做。一些陳年刊物如《八方文藝叢刊》,直到最後一刻,他還是不忍捨棄。「這本集兩岸三地知識份子所辦的刊物,我無法當廢紙般丟走,我問大學及政府的圖書館齊唔齊,許多都有回應。這是老師、學者努力的成果,最後能夠放在圖書館裏,也是好事。」惜書愛書,這些延續工作,花了近半年時間。

「我一直記着葉輝那句話,是『完成了一件事』,而不是用賺錢蝕錢這麼單一地評價一間書店。你發揮過什麼、帶出過什麼意義,對自己或他人都有意義。」東岸書店確實影響着一代學子,作家陳子謙在《旺角們》(收錄在《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一)》)中提到:「東岸的書種品味奇高,有時候所售的書不夠好,店員也會不打自招。」陳智德在《地文誌》亦提到當年常常到店裏看書、與店主聊天,指「那是最舒服的書店,絕不因為人流較少,而是書種都親切如前輩、如父人,值得仰視,值得捧在手中。」有些記憶不易被抹走,鄭政恆在詩集《記憶前書》中回憶在東岸買書的日子,詩結束於書背一個印有東岸書店、價錢及電話號碼的標籤上。梁志華看後說:「我都忘記那個電話號碼了,他反而寫出來。我不知道那個標籤對一些人來說有多重要,甚至用一首詩來講這間書店,這就好。」

十多年過去,回望最初幾個人因着詩走在一起,不知不覺在詩海裏建立起實體書店,最後因為債務狼狽離場,他戲言:「真的很傻,用了幾十萬,而且當義工來做。這些錢,當年可能買到屯門一個單位。那時年輕,可以做很多事,現在你叫我做,我一定不會做。傻的嗎?現在要諗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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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3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9月24日)《「我們」一起寫詩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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