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與港人有關的十個改革開放名詞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四十年來，中國經濟起飛，從「一窮二白」變得基本富足，內地與香港兩地隨着經濟和人員往來，以及一些政治事件，關係也起了深刻變化。對於香港人而言，改革開放可謂「似近還遠」──熟悉得來又有點陌生。《香港01》嘗試以十個與港人深有關連名詞、事件或現象，解讀改革開放四十年。
一. 深圳速度
經濟特區是內地對外政策的窗口，當中尤以深圳的「成就」最為顯著，其生產總值（GDP）於2017年首次超越香港，彰顯改革開放的成功。
三十多年前，深圳依靠國家特殊政策，港商投資設廠，經濟起步；近十年經濟飛躍，特別在創科、高科技發展的投入，已趕及英美發達國家。如今，香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開通，令到香港與深圳的聯繫更加緊密。從一個小漁村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級大城市，深圳的發展被形容為「深圳速度」，港人為之感慨的同時，其實也該為香港的處境感到擔憂。
毫無疑問，深圳是改革開放的象徵性標誌，無論是鄧小平南巡，還是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時刻南巡，深圳都是箇中焦點。從一個小農村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級大城市的「深圳速度」，其實也是「中國速度」的縮影──高鐵、基建、包括華為中興等企業進行網絡通信建設的速度，都是可以印證的案例。
「深圳速度」背後，是中國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實踐。人們相信，只要有足夠努力，就能夠通過自己雙手得到更好的生活。這一點，老一輩的港人相信也有印象——香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高速發展時，港人也有着這股昂揚向上的「氣勢」，形容為「香港精神」。而所謂的「美國夢」也相類似──已發展國家或地區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社會都是昂揚向上的。
從這個角度看，不難理解「中國夢」、改革開放、深圳速度對中國的意義。深圳速度的背後是，「通過努力得到更好的生活」的核心，這是香港曾經擁有但是似乎已經失落，應該找回的精神動力。
二. 白天鵝賓館
改革開放之初，內地對酒店賓館需求龐大，霍英東家族先後投資興建中山溫泉賓館和廣州白天鵝賓館，示範現代化酒店管理模式，為內地培訓首批酒店業人才，影響深遠；土地方面，得益於香港一群有志之士，將香港房地產制度帶入內地，1988年上海首次土地拍賣的中英文版標書，就是由香港專業人士撰寫，深圳及上海的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亦是向香港取經，從此改寫了內地房地產市場的發展。
「白天鵝賓館」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座酒店，而是香港乃至西方的管理與制度。在「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初期，大陸學習香港制度是毋庸置疑的。這個話題背後的一大實質情況是，大陸學習香港進行房地產的商品化，徹底地改變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
這個話題在國內一直以來都諸多討論。這背後還有一個歷史維度，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是如何從香港、新加坡等地學習，獲取改革開放經驗，在產業發展、土地制度、社會治理、政治制度等等方面，以「學習—模仿—創新」的路徑，將西方的技術和理念再結合中國本土文化，一步步構成了中國經驗又或者「中國模式」，構成「改革開放」的實質含義。
三. 港商北上
內地的改革開放，港人「敢為天下先」。鄧小平1978年底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後翌年，美心集團「太子女」伍淑清便在北京開辦了全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經營航空食品。敢於「拓荒」的還有工程師出身的合和實業主席胡應湘，胡應湘投資興建廣珠深高速公路、電廠、口岸聯檢大樓，帶動珠三角的經濟發展。香港眾多改革先行者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放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時間裏，港商絕對是不可忽視的一個群體，而其「北上」的過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扮演領導者角色，那個時候的港商在一定程度上帶領了國家經濟的增長，包括在內地投資建廠，一些扶貧的措施以及帶領國家的產品走向世界等，香港在其中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第二個階段是香港回歸以後，隨着國家的進步，內地市場的逐步開放，制度的健全，內地無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逐步壯大起來。那個時候港商跟內地的關係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種合作的關係。香港去內地投資，不再局限於工業，房地產、金融以及教育醫療都有，同時內地也來香港投資。
第三個階段始於回歸後十年，隨着內地經濟一步一步爬升，國家實力一天天的強大，變成了香港開始要配合國家的發展，即是由主導變成了配合。
第四個階段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領軍人物，中國的車「開得很快」，「載客量」也多，全世界都希望搭上這趟車。中國的經濟壯大，雖然香港的貢獻在其中的比例降低了，但是所佔的量還是很大的，並且向高增值方向發展，這是對香港有利的。
不過，現在香港人面臨着一定的危機。未來內地的企業、外國的企業進來香港，可能會取代香港人在香港的領導地位，香港的商人、金融界以及香港的年輕人，如果不努力創新，不發奮圖強，不利用有利的平台來更進一步發展，那麼地位很可能會被取代。所以香港亟需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等發展機遇，考慮應該怎樣發揮自身優勢，而不是被一些意識形態束縛住手腳，錯失發展機遇。「港商北上」的勵志故事，應該讓港人自信，並堅定地認為自身地位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畢竟香港自身的經營環境也好，體系也好，仍然是一個非常理想的金融貿易中心。
四. 世界工廠
隨着生產成本急增，八十年代本港製造業逐漸式微，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受惠於人口紅利及廉價土地資源，不少港商帶着資金和技術到內地尋找機遇，揭開珠三角地區逐步成為「世界工廠」的序幕。
比如，龍昌集團總經理梁鍾銘把玩具加工工序搬到東莞，由來料加工、貼牌加工起家，建立自己的品牌；飛達帽業集團主席顏寶鈴，八十年代到深圳開設帽廠，面對近年人口紅利消失、成本上漲等環境，她跟隨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策略出走孟加拉，為面臨寒冬的製造業尋找生存空間。
「世界工廠」說法的背後，是中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把握世界發展的機遇，承接當時來自包括香港、台灣在內很多西方世界的製造業，也是中國崛起的發動器之一。不過，了解「世界工廠」的同時，也要認清幾個真相：
「世界工廠」帶來了「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中國通過製造業實現了改革開放，實現了與世界的對接。這個詞彙昔日曾被認為是質量不佳、山寨（翻版）的代名詞。但時至今日，中國製造已經擺脫這種觀感。「世界工廠」的概念已經改變。中國現今進行產業結構轉型、騰籠換鳥、東部產業向西部轉移等，世界工廠也在完成結構升級。一方面傳統製造業向西部轉移，一方面「世界工廠」也不僅僅是傳統製造業，高鐵、基建、無人機、以華為為代表的通信領域，中國正在成為新的世界工廠的代表。「一帶一路」和「世界工廠」兩個概念正在打通。「世界工廠」已不限於單一國家，而是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合作下，產品可以跨地域、跨國家的生產、對接。
五. 《中英聯合聲明》
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談及「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的體制，確定中國1997年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但隨着「六四事件」的發生，逐漸磨滅「民主回歸」的可能性。本應跟經濟開放同步進行的對內改革並沒有實現，上一代真正的「港人民主治港夢」破滅。
談論《中英聯合聲明》必先要考慮到幾點。首先，這已是一份「歷史文件」，在當年反映中英兩國的共識和承諾，但其效力在香港回歸後已被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取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才是中港當今的「最大公約數」。對於今天來說，在學術和歷史層面探討《中英聯合聲明》是必要的，但認知和思維不能停留於《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上。
其次，要看到今天香港政治體制的民主成分雖不健全，但並非毫無發展。放眼世界，民主發展歷來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因為現在香港尚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民主，就全盤否定已有的民主成分。香港民主發展應該依存現有政治現實，只有中港關係更和睦和互信，只有「一國」更牢固，「兩制」和香港民主才能得到更大發展。
六. 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它就像是一個當初處理不當留下的陳年傷口，也是壓在很多知識份子和「六四」遇難者、受害者家屬心上的一塊巨石。「六四」是個悲劇，它的發生具有複雜特殊的時代原因，不能簡單歸咎於具體個人。
29年前，中共為「六四事件」的定性是「反革命暴亂」，之後一路降低到「政治風波」，但事實上同時包含着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學生反腐反官倒社會運動以及社會上小部分人借學生運動而製造的打砸搶事件，第一種是中共黨內不同觀點之間的政治鬥爭，第二種是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第三種是刑事罪行。這三種情況長期都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攪合在一起，妨礙着中共對「六四」的理性認知。
對於香港人而言，「六四」也是無法磨滅的一道傷痕。香港人當年參與「六四」，在之後的29年，每到這一天都要紀念。年復一年的堅持，使之成為「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重要環節，也成為不同世代港人看待自己與國家關係，以至所謂中港隔閡的爭議點。
在看待「六四」時有兩個層面，其一是評價「六四」。「六四」是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悲劇，是中共必須直面的歷史教訓，對於「六四」的認知，必須置入改革開放的宏大歷史背景下審視，既要看到「六四」是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彎路和挫折，不能因為「六四」而否定改革開放，又不能因為改革開放的成績而迴避「六四」。
正如否定「文化大革命」並沒有改變毛澤東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重新評價「六四」學生運動也泯滅不了鄧小平對中國的偉大貢獻，他依然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有了改革開放，而且仍積極推進更多提升民眾幸福的改革，中共也不會因為重新評價「六四」而有損其執政地位。
在「六四」問題上，中共不能指望時間可以淡化一切，或者用國家經濟的發展成就讓所有人閉嘴，含含糊糊就能將歷史敷衍過去。要重新評價「六四」，打開世人心結，才能讓改革開放輕裝上陣。
其二，港人應該看到「六四」時老一輩港人的國家情懷，看到中港的聯結，看到紀念「六四」已經成為這座城市的歷史記憶。香港人紀念「六四」，就是不斷鞏固自己的身份認識，希望透過給歷史事件一個說法，令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更上一層樓。
「六四」不僅是今天與昨天的歷史聯繫，也是香港與內地的民族感情聯繫，斬斷這個聯繫，就是割斷香港人對中國歷史文化和心理的認同。然而，香港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香港的歷史就是中國歷史的一種寫照，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現實。身份認同不能沒有歷史基礎，如果連這樣基本的認知也沒有，又如何能夠改變社會，促進社會進步？
七. 「山寨」
改革開放之初，廉價勞動力大大促進了中國製造業的發展。但由於早年工業基礎薄弱、資源匱乏，部分國產品牌貨品建基於模仿、抄襲之上，甚至有人形容「山寨」是中國經濟成長的土壤，一些港人想到內地品牌，也難免會聯想到「山寨」。
位於深圳的華強北，售賣各類型廉價電子零件，就曾是「山寨手機」集散地。不過，「山寨」貨品的出現，亦滿足部分消費力低的基層訴求。近年，具影響力的中國手機、電商開始着重創新，建立起不少知名品牌，正如市場調查數據顯示，華為今年第二季的手機出貨量超越蘋果，成為僅次於三星的全球第二大手機製造商。中國製造業正在努力，期望能擺脫長久以來予人的「山寨」形象，提升為「製造強國」。
對於後發經濟體來說，學習模仿是一個必然要經歷的過程，正如日本的光學技術也曾向德國偷師借鏡，其中出現「山寨」在所難免。儘管「山寨」並不妥當，客觀而論不是好的表現，卻是後發過程難以避免的現象。
當然，從一個經濟體的長遠發展來看，「山寨」只能是個過渡，模仿和抄襲不能得到永遠的成功，而是要有自主創新能力，要有品牌意識和知識產權觀念，要不斷實現經濟轉型，完成產業升級，提高產業的技術含量，由製造大國變為製造強國。今天中國正在充滿挑戰地走這條路，這條路並不容易，但從華為的例子看來，明顯地已走上正軌。
八. 「強國」
中國目前已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在國際間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但除了經濟實力，遽升的國際地位上還須靠形象和軟實力。而在香港，中國就有另外一個名稱──強國。它是內地與香港的矛盾時代，於香港流行的網絡語言。
「強國」一詞有三個概念，第一是「強大的國家」，第二是「強權國家」，第三個是反語式暗諷「外強中乾」，第二和第三個概念都是一個明褒實貶的意思。近年來一系列關於社會政策、政治打壓、大型基建等問題，深化中港的矛盾，香港（也包括台灣）在談論這個詞語時，普遍是後兩個含義。
對於這種稱呼，可能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這是中國逐漸強大的必然，如同一個瘦弱的人逐漸變強，外界對他的感受，尤其是曾經比他更富有強壯的人，在面對他的時候不得已有種「落差心態」，不論香港、台灣、西方皆是如此，不想認同它的強大，希望繼續保持優越感。
坦率地說，香港台灣都要適應這種落差，或者接受這種落差、這種變化。另一方面，大陸也要考慮，的確在一些問題上，有一些「強人所難」的情況出現。在國家強大的過程中，要將港台與西方分別對待，可能要考慮避免某些不必要的「強人所難」。而「強國」背後是伴隨國家崛起過程中出現的極端思潮、極端的民粹主義，這尤其需要警惕。
九. 文化「入侵」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適逢香港影視文化起飛，「浪奔浪流」流到中國大陸。在影視呈現蓬勃的八十年代，香港電影也成為內地電影發展的楷模，另外還有娛樂及飲食等「港式文化」席捲中國內地。但時移世易，中國影視文化現在反過來「攻港」，如今香港年輕一代亦熱中於去深圳喝「喜茶」、吃「探魚」，看內地綜藝節目，玩抖音APP，兩地的文化交流看似更加緊密。
其實用「入侵」形容，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香港文化說到底也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無所謂入侵不入侵。不過，「港式文化」從繁榮到衰落的變化是有目共睹的，這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香港自身地位和經濟情況變化。
再看內地，雖然執政層不斷呼籲的「文化自信」被很多自由派認為是間接證明文化還不夠自信，所謂「缺什麼喊什麼」，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內地影視文化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時間裏發展迅速。
就最近幾年來說，一系列宮鬥劇在香港掀起一陣觀影熱潮，人們津津樂道於《甄嬛傳》、《延禧攻略》、《如懿傳》等，而一些反映社會現實題材的影視作品，比如《人民的名義》、《我不是藥神》等也是好評如潮。這些「變化」值得港人正視，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潛移默化彌合內地與香港的隔閡，增強港人的文化認同，進而增進「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十. 習核心
對於習近平權力核心時代，很多人會因為一連串現象和事件給出一個判斷，例如核心確立之前擔任眾多小組的組長，集眾多權力於一身，還有核心確立之後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都被不少輿論認為是在「開倒車」。不過放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時間節點來理解「習近平的權力核心時代」，如果只是聚焦在其如何集中權力，並單向度地推導出他就是要大權獨攬走回頭路，則不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為什麼這麼說？首先需要認識到從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到今天，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之間的「起承轉合」，所起者，毫無疑問是鄧，所承者是江澤民與胡錦濤，如今習近平的治國藍圖中既讓人看到轉，也看到合。習近平的強勢有其時代背景，在中共十八大之前，「政令不出中南海」以及「九龍治水，一盤散沙」超乎想像，要想收拾爛攤子，就必須進行刮骨療毒式的撥亂反正，在中國政治現實下，這以權力的集中為前提。
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改革開放以來幾代中國領導是一場接力，到習近平這一棒如果沒有突出表現，改革開放極有可能成為「爛尾工程」，而一旦「爛尾」，改革開放的光環將立刻消失，人們將不會因為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財富而記住鄧，反而改革開放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會反噬掉改革開放的正當性，也反噬掉鄧的英名。
如何才是對改革開放四十年最好的紀念？比起高唱讚歌、大加褒獎，更關鍵的正是讓改革開放不「爛尾」，繼而帶領中國進入到下一個發展周期。中共為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舉辦了一個大型展覽，由於展場的領導人事迹看板裏習近平佔了大部分，輿論想當然認為鄧小平的地位被「弱化」、「降格」。其實，鄧小平之於改革開放的意義和作用，是任何人都無法降格和弱化的。由此觀之，習近平參觀展覽時強調，只要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一定會迎來更美好的明天，背後的邏輯在於，如同鄧小平以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告別毛澤東時代一樣，習近平也正在試圖通過總結一些帶有共性和規律性的問題，來告別鄧小平時代，進而真正開啟一個新時代。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不單內地民眾生活起巨變，香港各方面發展，同樣受到深遠影響。
上文節錄自第14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17日）《在香港看改革開放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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