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專欄】激進組織「地下氣象人」的啟示:暴力能改變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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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張鐵志專欄】和平示威變暴力革命:美國組織氣象人的前世今生

「在一個暴力的時代,看着你的國家在別人的土地上屠殺無辜的人民,如果什麼也不做,只是繼續享受你的中產階級舒適,這本身就是一種暴力行動。」這是地下氣象人的信念。只要美國人民不對這個體制和政策提出抗議,他們就是帝國主義的共犯。

1970年開始,他們準備正式對美國宣戰:一場游擊革命戰。

只是《戰爭宣言》尚未發出,在1970年3月6日就發生格林威治村的公寓爆炸,三名同志死亡。這對氣象人造成非常大的衝擊,有人害怕了,有人懷疑這樣做是否正確。但他們不得不上路了。只是,他們修正了路線,決議未來主要是針對各種政治象徵性的機關進行攻擊,且會先發出警告,以避免人命傷亡。

5月,美國轟炸柬埔寨,全國各地大學爆發罷課抗爭,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大學,國民警衛軍在校園開槍打死四名學生,震撼世界。

地下氣象人發表了第一份《戰爭宣言》:

Hello,這是貝納丁多恩(Bernadine Dohrn),我現在要宣讀一份戰爭宣言,這是地下氣象人的第一個戰報……在接下來的十四天,我們將攻擊代表美國各種不正義的象徵或制度。
地下氣象人《戰爭宣言》

貝納丁多恩(左)曾代表「氣象人」發表《戰爭宣言》。(Getty Images)

從1970年到1974年,他們在國會山莊、國務院、五角大樓、法院、國民警衛軍、大企業總部,進行了約十二起爆炸行動,並曾受委託劫獄救出LSD宗師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將其送到阿爾及利亞。

在地下生活期間,他們告別了父母與家人,脫離原本身份,切斷所有社會關係,在不為人知的陰暗世界中過着秘密的生活。那是何其艱難的時光。尤其對主流社會來說,他們是恐怖份子,是FBI頭號通緝犯,他們的頭像在各處張貼着,上面寫着:「Wanted」。

不過,七十年代初的氣氛變化來得很快。1973年1月巴黎和平協定確定終止越戰,不少地下氣象人開始覺得沒有戰略上的理由繼續地下抗爭。也有人日漸懷念和家庭的聯繫,更有人邁入新人生階段生了小孩,不想讓小孩在一個扭曲的環境下長大。

也是在1973年,聯邦政府撤銷對他們的主要起訴,因為法院判定不合法的監聽和監控都是無效的證據。而且水門事件讓非法監聽的行為惡名昭彰。

事實上,早在1970年底,他們就開始自我懷疑,揚棄SDS的龐大組織網絡是否是正確的?該年12月,幾個月前才發表《戰爭宣言》的多恩發表文章《新的早晨,改變的氣象》(New Morning, Changing Weather)(又借用了Bob Dylan的《New Morning》,那是剛在10月發行的新專輯名稱。)在其中,她修正此前立場,意識到他們必須重建和整個反戰運動的橋樑,不能只是孤立作戰。

接下來兩年,多恩、艾爾等數人開始撰寫一本書,分析美國政治情境和激進運動的過去與未來:《燎原之火:反帝國主義革命的政治》(Prairie Fire : The Politics of Revolutionary Anti-Imperialism),這個書名來自毛澤東的名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宣言仍然強調:「我們是一個游擊組織。我們是共產主義的兒女,在美國進行了四年多的地下行動……」,但其中也延續了「新的早晨」的看法,暴力革命不應和群眾鬥爭切割開來。

此書在1974年獨立發行,在左翼書店和激進組織中流通,引起很多關注和討論,他們在地上的支援者也成立了「燎原之火組織委員會」來從事公開行動。

《燎原之火:反帝國主義革命的政治》書封。(網上圖片)

他們希望透過這本書重新結合起更廣大的左翼運動,而且,此時炸彈行動幾乎已經停止了。這代表着地下氣象人將要進入下一階段。

到了1970年代中期,越戰真正終止了,更多人懷疑繼續在地下的意義,質疑這幾年他們到底成就了什麼?

1977年,第一批氣象人出來自首,警察叫他們第二天再來,結果是緩刑和罰款幾千元。不久,馬克魯德出來自首,所有鎂光燈對着他,但他也獲得緩刑。八十年代初期,多恩、艾爾和大多數地下氣象人都出來自首,回到日光照耀的地上世界。

這是一場最諷刺的黑色玩笑:六十年代的最後一年,氣象人背負了整個年代的悲痛,無比激情地要追求革命,但他們的爆炸行動既沒有帶來改變,他們的自首也沒有受到什麼懲罰。唯一改變的或許只是他們的個人人生,以及三個死去的同志。

警方制服街頭示威者。(Getty Images)

在八十年代後,有曾是革命份子的地下氣象人自首後重新回到社會,成為成功的律師或名校教授(多恩後來是西北大學教授);有人如馬克魯德在新墨西哥的社區學校教書,積極參與社運,但過往記憶卻一輩子讓他不安與痛苦;也有如當初撰寫「氣象人報告」的John   Jacobs,雖然在1970年就被氣象人逐出組織,卻始終在地下逃亡甚至在加拿大靠販賣大麻維生,最終病死異鄉。

也有少數人轉去參加其他更激進的團體,如從格林威治村的房子爆炸中險死逃生的Kathy Boudin和戀人、曾是哥大社會學碩士的David Gilbert,他們在地下氣象人紛紛自首後參加另一個組織,並在1981年參與一場搶劫案,造成包括警察在內三人死亡。Gilbert被判終身監禁,Boudin則在坐牢多年後於2003年假釋。那一年,她六十歲。他們後悔嗎?

有人反省,「如果你認為你有一個至高的、絕對的道德立場,那麼,這只會帶來危險。」

仍在服刑的David Gilbert則相信,他們的所作所為並沒有錯,而他願意負起服刑的責任:「如果歷史能夠重來,我會再做一次,但是做法會不同,做得更聰明。」

馬克魯德在自傳中提到,為他們的「教條僵化和自戀」感到羞愧,在紀錄片《地下氣象人》(Weather Underground)中,他則反省:「我對這些事情並不驕傲,而且,我發現很難區分什麼是對的和什麼是錯的。氣象人做對的是,我們掌握了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事實上,今日美國仍然是全世界最暴力的帝國主義國家。但是這個知識體系太過於龐大,以至於我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不知道該如何去回應和解決。」

1969年10月8日,「氣象人」在芝加哥街頭製造騷亂,他們稱之為「憤怒之日」。(Getty Images)

奧巴馬在2008大選時,一度被對手質疑他和曾是地下氣象人成員的艾爾有過來往,被說成和恐怖份子來往。事實是,艾爾回到芝加哥後積極參與當地社區活動,而奧巴馬又是當地議員,都曾擔任同一個協會的理事。針對此事,艾爾在《紐約時報》投書說:「我當然對過去感到後悔,包括想像力的過度和失敗、做作和自戀、誇張的修辭、盲目的宗派主義和其他許多的錯誤。我們最極端的一些行動對其他人造成危險,我永遠都不會拋卸這些責任。但是,整個反戰運動的犧牲和決心,都沒能阻止對越南的暴力,這才是我真正懊悔的根源。我們寫信、遊行、跟年輕人演講、包圍五角大樓、臥軌,無所不做,但我們還是沒能阻止那十年戰爭中死去的三百萬越南人和六萬名美國青年。」

所以,暴力之外,該如何改變不義的體制呢?

氣象人一直不相信組織工作。他們在奪得SDS的主導權後,就讓這龐大的全國性組織徹底瓦解,而當其他人沒有響應街頭抗爭行動「憤怒之日」時,他們的結論就是大家都被體制收編了,因此只能靠他們幾個人的暴力革命來摧毀美國帝國主義。

諷刺的是,他們自認支持與結盟的主要對象黑豹黨,與他們有完全不同的運動觀。黑豹黨認為改變世界必須透過對民眾的長期組織和動員,因此在黑人社區提供窮人小孩免費早餐、給予社區民眾政治教育,以賦予弱勢者力量(empowerment)。

當1970年5月美國轟炸柬埔寨,引起數百個校園罷課抗爭時,馬克魯德正在費城藏匿,他甚至不敢到幾個街區之外的賓州大學參加學生的反戰示威。

多年之後,他回憶那一刻說,「我突然覺得惡心,我發現我們選錯策略了,革命游擊是不會成功的,因為我們放棄了真正的鬥爭場域——所有人都可以加入的地上運動。SDS不在了,不再能協調如今這場巨大的青年反戰運動。事實上,毀掉SDS和把我們自己隔絕在地下,其實是幫FBI做了他們的工作。但對我這通緝犯來說,一切都太晚了。」

他懊悔地說,「我的朋友和我毀滅了美國最大的激進組織——一個在數百個校園中有分部,有強烈的全國性知名度和認同,而且還有很大成長空間的團體,改去追求一個都市游擊革命的幻想。」

或許正是因為1968年的氣氛太強烈、太激情,他們以為成千上萬的人願意跟隨他們。但當激情退去,更需要的是日積月累的組織,而不是自以為是的「革命」。

黑豹黨領導人漢普頓的喪禮。他被警察入屋槍殺,事件激發更多暴力抗爭。(Getty Images)

對《休倫港宣言》起草人、後來的反戰運動健將湯姆海登(Tom Hayden)來說,他在1967年夏天紐瓦克(Newark)黑人大暴動時,已經思考「以貧民區為基地進行都市游擊戰」的可能,並也在1968年參與芝加哥街頭的騷動與抗爭。

他在1967年的《紐約書評》中就寫到不能陷入「關於革命的激進幻想」中。他說,雖然「暴力可以震撼現狀」,但「只有政治和組織才能改造現狀」,關鍵在於「參與式民主」。「在美國,民主——亦即人民如何控制他們生活的理念與實踐——仍然是一個革命性議題。」這樣的理念使得湯姆海登在六十年代之後持續參與政治與社會運動,到了二十一世紀,仍然是美國進步運動中的重要聲音。

地下氣象人們犧牲了青春,放棄了可能的美好人生,勇敢地為他們堅信的理念獻身。他們或許不需要一個氣象人告訴他們風向,卻終究判斷錯了運動與人生的方向,讓革命夢想成為只是自戀與自傲的妄想。

他們也低估了,一個組織、一個思想、甚或一本書,都可能比炸彈更有爆炸力。

張鐵志

台灣作家,現任文化刊物《新活水》總編輯

即將出版《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

上文節錄自第14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月21日)《 想像的革命 地下氣象人的暴力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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