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援】制度「算死草」入醫院需扣錢  近乎無積蓄才合資格申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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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生右膝蓋經歷了第七次的手術,這次他決定聽從醫生建議做了固定性的關節,感染風險降低了,卻意味他的行動將更為不便,需要太太照顧的時間及程度會更大。他留院約三個月,回家兩星期後,除了自理能力外,擔心的還有生活開支又要再縮減了。76歲的他自失去工作能力後,和太太每月靠約8,000元的綜援金生活,但入院期間會扣減綜援額,他說上次試過同樣入院約三個月,社署扣減了約3,000元的標準金,這次有同樣的心理準備。

彭先生右膝蓋做了七次手術後,現時生活需要妻子時刻照顧,二人靠每月約8,000元的綜援金餬口。(高仲明攝)

丈夫住院的時候,彭太每日由深水埗住所到瑪麗醫院探望,每天車費來回約20元,每月交通開支超過600元。由於丈夫吃不慣醫院的飯菜,她每天煮好飯餸後,早上10點過海探病,到晚上7、8點才回家。探病時間在中午及晚間各只有一小時,考慮到車費太貴,她每天坐在醫院等候數個小時。

綜援制度幫助他們維持基本生活,領着8,000元兩個人省着用。然而,彭先生入院期間雖然不用支付醫療開支,但他們的日常開支卻增加了,扣減綜援金額是否合理?

社會保障制度讓有需要的人不陷入無法生存的絕境,但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指出,現有制度仍無法令受助人維持合理生活。綜援社會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基於整個社保制度的不完善,最有需要的人即使已被納入安全網內,卻不代表得到適切支援。不少受助人需要節衣縮食才能生活,制度缺乏人性化關懷,還為他們帶來精神壓力。社會對綜援的負面標籤,甚至令部分基層人士不敢爭取應有的保障權利,變相製造了另一種極端生活狀態。

彭先生年輕時為口奔馳,老來行動不便卻需未得足夠保障。(高仲明攝)

年輕時努力工作 老來生活無保障

彭先生的膝蓋關節勞損,源於中間的軟骨磨蝕,影響行動能力。他從20歲起,駕駛巴士維生,直到50多歲。「以前那年代工作是多勞多得,那時為口奔馳,一個人賺錢養家,數張口靠那份工資,於是拼命工作。到後來痛得很,才知道需要更換關節。說得好聽叫勞損,其實是職業病。」他說,以前開巴士比現時辛苦得多,舊型號巴士煞車時很花腳力,即使整個人站起來也未必煞得停,日積月累才會造成勞損。當年他凌晨3點開工,直到晚上8點才回家,每日做17個小時。

工作那麼辛苦,卻仍無法存到一筆退休金,後來更傷了韌帶,被辭退後腳患才開始發作,連工傷也無法得到賠償。在沒有全民退休保障的制度下,他第一次做手術時近乎花光積蓄。「1999年至今做了七次手術,要再做我也不肯了,寧願切了它。沒辦法,做了那麼多次,打那些針好痛好辛苦。現時一要入醫院就好怕,打那些抗生素針,會血管膨脹,全身痛到我真的想死。」

妻子每天早上協助出門需花一小時,彭先生很感恩妻子的付出。(高仲明攝)

太太天天探病,既照顧他的飲食,也是他的精神支援,然而住院期間,他的綜援標準金額由最高的「需要經常護理」跌至「殘疾程度達100%」級別,少了近三成。彭先生年輕時也曾經為社會付出,到老了領取的社會福利卻難以保障基本生活。他很感恩妻子全天候照顧,既要煮食,也要幫他更換尿片。現時他每天早上出門需要花約一小時,單是從電動床扶過輪椅便要耗費很大精力,要先調校好輪椅,太太再花很大力氣扶抱。

地區支援配套差 反增社會成本

現時領取綜援的人士中,有約八成是像彭先生這樣的長者、健康欠佳及殘疾等個案,是社會上最需要幫助的人,但他們除了獲現金援助外,社區支援卻不太足夠。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關綜聯)代表李芝融指,綜觀現時的社會保障制度,除了因標準金額太低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外,最大問題是整個系統看似有很多的選擇,長者有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殘疾人士也有殘疾津貼、殘疾人士綜援等可以申領(表一),但全部是對沖,只能領取其中一項,當中綜援保障範圍已經最高(表二),包含了補助金及特別津貼項目這兩部分,可應付租金、基本的醫療如急症室、門診等費用,但仍欠缺其他的配套,例如家庭支援、照顧者支援喘息服務等。彭先生也直言,以現時自己的狀況,太太無法離身,不可能出去工作。

李芝融說:「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做好服務配套,比如說在非辦公時間做到支援照顧者,又例如長期病患者在社區生活也需要一些幫助,他們不像健康或健全人士,生活狀況很多時會有突發轉變,如果沒有適切協助,只能跌入院舍的需求。如果社區對長者支援得好,那政府的開支約是3,000元一個月,但如果是要入住院舍的話,每月就需約1.3萬元,但輪候院舍的隊伍那麼長,每年有數千人未輪到就已經去世了。」

他認為,若做好社區和家庭支援,相對的整體社會開支或需要的院舍空間也會減少,既然政府已掌握很多數據,包括各區長者數目、輪候院舍人數、他們的身體及家庭狀況等,應該投入更多資源在地區支援。

李芝融認為,若做好社區和家庭支援,相對的整體社會開支或需要的院舍空間也會減少。(高仲明攝)

綜援制度僅重扶貧 受助人難脫困

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不止於扶貧,社聯政策研究及倡議總主任黃和平指出,制度應該還要做到風險集散、維持收入及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他說,以前的制度以綜援為主導,近十年政府雖引入了如長者生活津貼及在職家庭津貼等計劃,不再只扶助社會上最窮的人,但和外國相比,仍是偏向以扶貧為主要目的,綜援佔的仍然是較大的份額,而其他項目也需要資產審查,未做到上述幾個其他功能。

黃和平分析,每個人都要面對各種生活風險,可能是社會經濟環境,以及個人在不同生命歷程面臨的年老、失業、疾病等問題,有效的社保制度旨在為每個成員提供安全感,確保個人遇到各種突如其來的困境時,仍可維持基本生活水平。

黃和平指,社會保障制度應要達到多種功能,不該僅止於扶貧。(朱潤富攝)

「外國有些地方有失業保險,香港是完全沒有的。他們失業時仍可以有失業前約七成的收入,但香港的綜援不是這樣,是要你在失業後貧窮,要把錢近乎用光才會給你失業綜援,概念很不同。外國的做法不會看你有多少資產,或是有沒有家人供養你,他們是不管任何階層的人,如果跌入一個預想不到的情形,都可以維持之前的生活水平。」

至於收入再分配功能,主要是藉着向較富有的人抽取稅收,再分配給窮人,令社會財富分配相對平均。李芝融指,政府現時的施政和理財理念不是看社會需要,而是看政府的開支比例,而且出現投放給其他階層的開支較基層多的情況。

他以去年的財政預算案為例,「比如,如果你是業主,便可以獲得一萬元減免(寬免2018/19年度四季差餉,每戶每季上限2,500元),普通市民最多只有4,000元,還要左扣右扣,以及有那麼多的行政費,這是否好的理財方法?政府把錢放在富有的人身上,反而向貧窮弱勢開刀。」他認為近日長者綜援提高年齡門檻的改動也反映了這種觀念。

上文節錄自第14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2月11日)《綜援制度「算死草」 社會失調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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