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判制度】 最低工資月薪少過綜援 多勞少得談何保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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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年,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房屋署及政府產業署等四大主要外判部門批出約1,150份僱用非技術員工合約,總合約價值以百億元計算,但落到工人口袋的卻寥寥無幾,前線工大多只領取緊貼最低工資水平的薪水。關注生活工資聯盟去年4月公布調查,在102名食環署、康文署及房屋署受訪外判清潔工中,工人平均月入8,640.6元,即平均每天工時8.06小時、每小時工資34.6元,僅比最低工資34.5元高出一毫子。

最低工資兩年一檢,能幫到工人多少呢?(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據勞工及福利局在立法會答覆,截至去年12月31日,四個主要採購部門合共聘用37,990名外判非技術員工,提供潔淨、保安、廢物收集等服務,有6,772名員工領取時薪34.5元,當中清潔員工佔約六成,即4,153人(見圖)。早有不少調查指出,大部分外判清潔工不但只得最低工資,工人還需自資購買工作裝備、缺乏合理午膳及休息時間、甚至與垃圾同食也是見慣不怪,外判清潔工往往是上了年紀、教育水平低、缺乏就業選擇的弱勢群體,即使面對一些不合理條件亦只能啞忍,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將公共服務外判後卻未能有效保障工人權利,未有做好維護勞工及職業安全責任。

最低工資的數字遊戲

政府提出,在新措施下,外判商日後如只給予最低工資,投標評分比重基本上屬零分,以拉開與最高工資投標者的分數。參考立法會文件,有人力事務委員會委員觀察到,不少非技術工人不獲年資調整薪酬,薪金亦只達最低工資水平,建議可採用相關行業的最新薪酬中位數,讓工人工資水平更貼近市場,惟政府回應指如在標書加入工資調整機制,在技術及運作上會有困難;政府又強調個別員工的工資水平應由市場所帶動,最低工資亦會定期檢討,建議低收入在職家庭可申請在職家庭津貼計劃。這句話將政府抱持的價值觀表露無遺。

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普查,香港貧窮家庭達53萬戶,在接近「全民就業」下,在職貧窮家庭數目超過30萬戶,接近93萬人,即佔全港逾130萬貧窮人口的七成。樂施會去年9月底發布《香港不平等報告》,揭示貧富差距不斷加劇,最貧窮及最富裕一成住戶月入中位數差距達44倍;此外,現時每小時34.5元的最低工資,其購買力只相當於2010年10月的26.8元,即使最低工資兩年一檢,卻一直落後於通脹的升幅。

參閱政府扶貧委員會數據,2015至2017年間在職住戶貧窮率一直在8%左右;在職貧窮住戶數目由2015年14.1萬升至2017年的14.5萬,在職貧窮人口亦由47.7萬升至48萬,在職貧窮人士希望以工資擺脫貧窮,不少人,包括政府卻期望藉最低工資便可改善基層員工處境,但最低工資只在2011年實施初期,為基層工人帶來明顯工資升幅,之後三度上調仍不足以應付基本生活開支,但政府仍以最低工資為藉口,帶頭剝削外判工人。

工資在現行的招標評分準則及比重中不受重視。

最低工資原意是讓基層僱員的薪金能應付基本支出,同時讓勞動者得到合理的待遇及尊嚴。樂施會指出,最低工資水平不應低於綜援金額,方可保持基層的工作意欲,以二人家庭為例,去年社會福利署估計平均每月綜援金額為9,610元;而參考政府統計處《2017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一名全職非技術工人每星期工時中位數50.5小時,如以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8.3小時,按每月工作26天計算,相應的時薪水平應為44.5元(即9,610元/8.3小時/26日),比即將在5月上調至37.5元的最低工資高出7元,反映政府外判工人的普遍8,000多元月薪水平,遠低於綜援水平。

現時全額在職家庭津貼一人住戶每月入息上限為9,000元,3/4額及半額津貼的每月入息上限為10,800元及12,600元,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旨在鼓勵自力更生,紓緩跨代貧窮,但政府左手幫助在職貧窮,右手卻縱容轄下工作僅以最低工資外判,自行製造在職貧窮,奢談鼓勵低薪工人為求脫貧而努力工作。諷刺的是,有工人還生怕加班,擔心工作過多會越過津貼的最低門檻,付出了勞力得不償失,然而若其基本工資已屬合理水平,又何需要申請津貼呢?

在百物騰貴的香港,生活工資才是最低工資的底線。生活工資追求一個能滿足工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資水平,正好彌補最低工資只求薪金不會過低的缺點。樂施會研究結果建議標準化生活工資水平為每小時54.7元,按照一名全職僱員每月工作26日、每日工作8小時計算,月薪相當於11,378元。

樂施會研究結果建議標準化生活工資水平為每小時54.7元。(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只求市場調節 不問資源導向

談及工資多寡,不少人會與個人能力、工作性質、市場供求等因素掛鈎,以解釋不同工種的待遇之別,和讀書不成所以只可幹粗活,賺取微薄薪金,把種種不合理合理化。在勞資權力失衡下,前線員工只會成為被剝削的對象,遑論能在工資上討價還價。政府雖不斷推動扶貧,但數據反映往日的財富再分配及扶貧工作無法收窄貧富差距,在職貧窮及貧窮人口持續增加,歸根究柢是因為政府將扶貧政策與加強工作倫理劃上等號,一味只鼓勵婦女及中高齡人士就業,未有做好社會資源再分配的角色,也沒有妥善管理工作福利。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上月底宣讀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透露2018/19年度盈餘為587億元,財政儲備高達11,616億元,亦會預留約1,500億元在利民紓困措施及經濟發展。六十多歲應是到了安享晚年的日子,但香港不少年邁的老人卻沒有那麼幸運,仍需靠當外判工維生。在外判工工資水平一事上,政府本可透過公共開支改善工人生活,讓他們自力更生的同時也不會「開罪」商界,但政府仍舊恪守「大市場,小政府」思維,對工人困苦視而不見,違背分配公義外,亦令更多社會問題惡化。最新的外判改革措施,既未必有效堵塞原有漏洞,且尚未觸及工時、工作安全等問題,這又是否一個聲聲關顧弱勢的政府應有之義?

上文節錄自第15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3月11日)〈最低工資有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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