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販賣】現代版賣豬仔 來港打工被賣至一樓一鳳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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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在人口販賣中,性販賣問題最為嚴重。根據聯合國2018 年《全球人口販賣報告》,全球已識別的受害人當中,72%為女性,當中更有23% 為未成年,大部分是性販賣受害者。香港保安局數據顯示,自2015年啟動人口販賣受害者辨識機制後,2016至2018年間,一共識別有29個受害者,當中僅僅3個屬於性販賣個案。

志願機構慨嘆現行法例難以入罪亦無阻嚇力,猶如對人販子開了方便之門,更發現原來性販賣在香港從未停止,不少外國來港的性工作者,多數被操控和威脅,成為現代性奴。

系列之九 全文請參閱《香港01周報》

記者:鄭祉愉、勞顯亮

灣仔的多間酒吧,常有外籍女士流連。(資料圖片 / 潘思穎攝)

【人口販賣跨國調查・專頁】毒騾——隱蔽的受害者

NGO統計 三成性工作者為人口販賣受害者

美國「恐怖主義、跨國罪行及貪污研究中心」(TraCCC)創辦人Louise Shelley出版《全球透視之人口販賣》(Human Trafficking: A Global Perspective)一書,提到香港、荷蘭鹿特丹等地,是人口販賣的中轉站,載貨來港的跨境貨車、小巴很少被抽查到,方便人販子操控受害人被偷運來港。書中又分析性販賣市場,「於富裕的中國城市如哈爾濱、上海及香港,對俄羅斯女人有很強的需求。」

人權律師田光譽(Robert Tibbo)亦提出,香港有可能是中國性販賣的重要中心。數年前,他遇過一名東非女子求助,由於同鄉聲稱可到中國內地的餐館工作,並安排她持遊客簽證前往內地,結果她被帶到農村,強迫與男人結婚,每隔數月,她就要來港更新簽證,後來成功擺脫人販子,現以難民身份居港。

「到目前為止,香港政府無搜集性販賣數據,任何人都難以清晰估計問題的嚴重性。」人權律師何珮芝經常接觸到性販賣個案,亦從多個非牟利組織了解到,「香港、東南亞和歐美的性工作者當中,十個起碼有三個是人口販賣受害者。」

尖沙咀有多幢著名的一樓一鳳大廈。(資料圖片 / 吳煒豪攝)

被操控威脅 多次來港從事性工作

先進城市仍有現代版「賣豬仔」香港反人口販賣組織STOP.(Stop Trafficking of People)2015年成立,主要關注性販賣和強迫勞役的人口販賣個案,會定期隨義工團隊探訪性工作者。其時任項目經理陳苒婷說,曾接觸香港幾類主要的性工作者,包括一樓一鳳、酒吧女子、企街小姐和酒店小姐,相當部分都是性販賣受害者。陳苒婷稱,典型個案是來自泰國或菲律賓的女子,被香港時裝店或餐廳高薪招聘廣告吸引,到了香港後,才發現要在尖沙咀的一樓一鳳大廈提供性服務,「她們想逃走,人販子就威脅要歸還機票、置裝、屋租等費用,甚至不會告訴她欠多少錢,她們都是這樣入行。」

不少東南亞來港的性工作者,都是持旅遊簽證,時限一過就會回國,之後再次來港。陳苒婷發現,這些性工作者多數是被騙入行,不少人更被要脅,「很多女孩都被迫拍下裸照或影片,若不肯再次來港,甚至不肯騙其他同鄉來港,操控她們的人就會到她們的村莊發放其裸照,令她們不得不就範。」除了裸照,有些女孩的樓契,甚至電單車契被人販子操控,「一逃走,一生的名譽就沒有了,這些心理壓力,令她們不敢逃走。」

反人口販賣組織「STOP」,出版香港人口販賣詞典。(梁鵬威攝)

逃不掉,不少人漸漸接受自己是性工作者。陳苒婷說,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遭遇屬於人口販賣,一開始更不會對義工打開心扉道出慘痛經歷,「對外說很享受這工作,而家人就真的以為她們在香港的餐廳、服裝店打工。」

陳苒婷常在不同場合分享反人口販賣的重要資訊,最令她感到沮喪的,是常常聽到「香港這麼先進,怎可能有人口販賣」,她說這正是現代版「賣豬仔」,比以前更先進、更惡劣。

反人口販賣組織STOP. 的創辦人Tony Read(左)及 時任項目經理陳苒婷。(梁鵬威攝)

法律難保障本地人口販賣

識別受害者機制效用成疑本港《刑事罪行條例》有12條法例涵蓋性剝削罪行,包括第129條「販運他人進入或離開香港」,但何珮芝認為難以將人販子入罪。她曾於區域法院旁聽一宗人口販賣性工作者的案件,政府起訴了幾名人販子疑犯,指他們販賣泰籍女子來港工作,過程「斬件式」,運送女子的人,未必知道整個過程和最終目的,被告最終無罪釋放。「要令人販子入罪,要證實他們不止販賣人口,也迫使他人從事性工作。」

何珮芝批評,人口販賣並不一定是跨境的,可在本地進行,而香港在援交方面存在法律漏洞,以致有不法分子利用邊緣少女,借援交為名,性工作為實,實際都是人口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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