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二】如何帶給年輕人新希望? 民主派欲振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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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運之前,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公布「亞洲10地青年快樂指數」,顯示香港青年的快樂指數倒數第三,只贏過馬來西亞及澳門,而不快樂的主因則是「對前途感到憂慮」。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對於香港未來要往哪走,年輕人確實感到迷茫與恐慌。那麼,政治人物又能帶給年輕人什麼樣的願景或想像呢?

承接上文:
【雨傘運動 . 一】從希望到失望 香港青年的沉寂與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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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議士欲振乏力?

「真的很難啊,我都不敢說我能幫年輕人改變些什麼。」談到怎麼幫年輕人找到出路,經去年311補選晉身立法會的區諾軒顯得欲振乏力。他自嘲道,就算是立法會內最年輕的代議士,他也沒有自信能得到廣泛年輕人的支持,因為在畸形的體制內,議員能做的事真的太少了。

「政府、北京中央常批評我們,說民主派只懂反對、不懂建設,我就好奇了,在這個政治體制下我們能建設什麼?你提什麼政策都沒有影響力,香港政府根本不會聽你的,這就是香港的瘋狂。」區諾軒舉例,去年「土地大辯論」,民主派提出「棕地先行」政策,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也贊成有關主張,但政府聽取小組報告後,卻仍堅持要開發人工島,「連自己委任的小組所作出的結論都不認帳,你覺得政府會聽民主派的話嗎?」區諾軒表示,年輕人會對政治感到失望很正常,因為政治體制不能達到他們的期望,政策也與他們的想法背道而行。

 

區諾軒指出,在現行政治體制下代議士對政府的影響實在太小。(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民主派能做到最基本的,至少要跟年輕人同一個鼻孔出氣,同時也要檢討我們的主張究竟是孤芳自賞,還是年輕人真正期望的?民主派應該多把人民的委屈說出來,民生政策要做得比政府倡議更好,儘管未必有用,但至少別人會知道你說的有道理、政府說的沒道理。民主派也要團結,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但現在太愛分板塊了,沒有做到很好的整合,別人看不到你是一個團隊。如果年輕人投票給你,卻看不到有最多民主派能進入議會,他會對結果感到失望。」區諾軒說。

即使對目前的政治現狀提出了些許建言,區諾軒仍認為,這些只是在現行困境下能先行改變的部分,並不能真正打開香港的政治死結;要讓年輕人重新關心政治,仍需寄望於整體政治體制的改變,因此民主派除了在政治的議題上團結、做出更好的政策研究外,還要在政治路線中不斷的施壓,以求政治改革能再次啟動。

「說起來好簡單、好合理,但我們卻連這點都沒做好過,很多民主派的議員在立法會裏都不知道自己要提出什麼樣的倡議。」

代議士提什麼政策都沒有影響力,香港政府根本不會聽你的,這就是香港的瘋狂。
立法會最年輕議員區諾軒

再提政改?
民主派卸不掉的包袱


當下的政治文化對香港而言顯然不夠健康,政黨的功能僅止於監督問責,而無法影響行政體系的運行,選民的投票邏輯變成「投給一個反政府反得好的人」,而不是投給會做事的人。代議士對民眾心聲的傳遞及影響有限,就難以說服選民投票會有什麼用處,到頭來,一切似乎又回到政制改革這原點。

「我們不能過分地脫離現實,說我們現在去對內地做些什麼,香港就會有普選,這個不太現實。」對於政制改革的可行性,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顯然也充滿了悲觀。他尤其認為,「831框架」的出爐,等於是給香港的民主政治宣判了死刑。

羅健熙對香港民主政治的未來仍深感悲觀。(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2010年民主黨去跟中聯辦談判時,是希望尋求一個『中途方案』,不是以後就不變了,那時候也是在找往中間走一步的方法,但是『831框架』看不到將來改變的可行性,我們一直的理解就是,如果定下了,以後就不會有任何改變了,中共會覺得這已經了滿足香港普選的承諾,它就沒有責任去讓香港達到更高程度的普選。我覺得他們的思維是這樣子的。」

羅健熙回憶,當年討論政制改革的方向時,連偏向保守的建制派所提出的方案,都比「831框架」還要寬鬆(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曾提出擴大提名委員會選民基礎至60萬人的方案),由此可見中央政府面對政改所需的安全系數之高;當其所需要的是一個「安全狀態下」的普選,就可以確定其方案不會是真正民主的普選,而這結果對民主派而言顯然不能接受。

「不是說民主派不想談,而是在這個強硬的底線下再拿出來談也沒有意義,你無法期望它能變得更寬鬆一點,沒有比2014年更嚴格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奇蹟了。」很多人問,能否在「831框架」底下提出一個另類的政改方案,羅健熙說,如果是開放去討論各種可行性,民主派當然樂見,但他堅持,北京若有意開放討論,就不會提出如此沒有彈性的方案,徹底抹滅香港人對真普選的期望。

中央政府當時所提出的政改方案,顯然無法為民主派所接受。(資料圖片)

深怕上述說法太過模糊,他又拿出手機舉例:「就像你今天去逛夜市看到這支手機,你問老闆這支手機怎麼賣?老闆看了你一眼後開價20萬港元,這代表什麼?代表不用談了,根本沒要跟你談。」

回到政改之初,不少民間團體、政黨組織及特區政府都提出各自認為合適的方案,而最大爭論點,則聚焦於「公民提名」與「政黨提名」是否能成為與「提名委員會提名」並行的特首提名管道;這三軌進行的方式,又是否違反《基本法》第45條的規定?對中央政府而言,答案顯然是後者。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曾經指出,條文訂明要「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而「民主程序」的主語是「提名委員會」而非其他組織或個人。

林鄭月娥曾在論壇上指,公民提名與《基本法》第45條相違背,認為難以容許公民提名。(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倘若中央政府那「不可踰越的底線」,是特首候選人僅能交由提名委員會來提名,但市民又對提名委員會缺乏信心、認為其代表性與廣泛性不足,那是否能夠退而求其次,透過本地立法修改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式,讓特首人選更具代表性,以達成香港的「間接民主」?

對此,羅建熙同樣有所憂慮。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以很開放,也可以很小圈子。如果提名委員會的成員是民眾普選而來,那他們在想法上或許會有所不同,畢竟民選的委員要對選民負責,他必須忠實地提名選民支持的特首人選。但實際上,政改方案不會把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說得很清楚,之前討論政改時就有人提過類似的方案,但中央政府的回應很模糊,只說這部分交由香港立法會去處理,不在政改方案中討論。對民主派而言,不可能去冒這個風險。」他認為,在僅有提名委員會有提名權的情況下,其組成方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須在討論時就定義清楚。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右)強調,政府不會妄顧現實貿然重啟政改。(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831框架」的提名委員會組成方式,顯然對建制派更為有利——由25萬名來自38個界別的選民,投票選出1,200人組成提名委員會,以2011年選委會選舉為例,建制派穩佔當中逾八成選票。因此,若回到立法會上進行修法討論,建制派是否願意顧全大局「自我閹割」,對民主派而言自然成了風險難以承受的豪賭,故而不敢、也不願作政治妥協。

民主派之所以會有此憂慮,源於建制派在立法會上始終佔有多數的主導地位,儘管現行選舉制度的確相當有利建制派,但若以政制改革或改變提名委員會組成作為號召,是否更有助於泛民政黨在選舉中獲得更多選民支持,進而能在立法會上更有底氣地提出相關訴求?

羅健熙也不看好:「香港人一直以來都比較現實,除了在政改那一年以外,大部分人最關心的都不是政治體制。我說的現實是指,在香港人心裏總覺得,他們的關注對這件事起不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大家每天都在面對很多生活上的問題,譬如說香港的樓價,在這個看似富庶的社會,很多人都忙着為生活奔波、為住屋煩惱,有錢一點的看樓價的問題,沒錢的人看租屋的訴求。很多民調都說明,經濟、民生才是香港人在意的重點,政改是排在很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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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5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3月18日)《從希望到失望 香港青年的沉寂與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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