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九子案】罪成後的公民之路 如何對抗不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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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佔中運動結束後,不少人以此運動為政治啟蒙的起點,開始積極參與、關心香港的公共事務,並帶起了許多年輕學子的公民意識,但隨即而來的多宗事件,無疑對剛萌發公民意識的大眾潑下一盆盆冷水。2016年的旺角警民衝突,勇武派的社運人士遭判重刑;擁護「港獨」、「自決」的立法議員被取消資格(DQ);在經歷一場激情的社會運動後,民眾熱情似乎終被無情的現實擊倒,在無力與疲憊之際也不禁徬徨,如果連120萬人走上街頭都無濟於事,那未來的公民之路到底還能往哪走?

「前陣子中大做過一個民調,其中一個題目是『為社會公義而違法是可以接受的』,這就是公民抗命的概念,結果有20.2%的人贊成,48.9%的人反對,你聽起來好像很少,但這代表五個人就有一個贊成公民抗命。」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笑說,很多反佔中的人看到民調後興高采烈的說:「你看反對的人比你還多」,但如果一個社會支持公民抗命的人是多數時,制度早就改變了,哪裏還需要公民抗命?他強調,公民抗命在本質上一定是社會的少數,關鍵是這個少數有多大。20%跟佔中的概念剛提出時差不多,意味着即便後來經過DQ等事件,還是很多人保有公民抗命的信念,在保守的香港社會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戴耀廷回憶在基督教九龍佑寧堂發布佔中信念書時,他提到要「喚醒人心」,透過公民抗命運動讓更多香港人看到民主的重要性,更重要是,香港願不願意為了民主犧牲?

「香港常互相對比的台灣,他也是很多人付出代價才爭取到民主。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香港所有民調都是超過一半人支持普選,但大家都是口說、沒有人真的行動,最多就參與遊行。」而公民抗命的感染力正在於,香港 人終於付諸行動、被拘捕、被起訴,最後付出了被定罪的代價,儘管如此,還是有一群人願意繼續犧牲。

戴耀廷指出,追求民主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價。(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戴耀廷:面對不公義要行動

「Democracy is not cheap,你不會那麼便宜的,勢必要付出代價。」戴耀廷平靜地說, 卻仍不免露出一絲苦笑。但他也不忘提醒,抗爭不一定要採取街頭方式,公民抗命廣闊來看只是非暴力抗爭的其中一個手段,其他例如投票也是一種非暴力抗爭,而且是最便宜、最安全做法。如果用投票或是其他合法手段,就能產生一定影響力,就盡量不要選擇公民抗命。 畢竟公民抗命的要求及代價真的太高,且在目前社會氛圍下,恐怕也較少人願意參與。

「我們現在還在低潮裏面,雨傘運動我們花了79天,用了太大的力氣,整個公民社會的力量都集中在那,所有人都累壞了,所以失望也是最大,現在還沒有回復過來。」戴耀廷勉勵道,消沉是必然的事,但不會一直持續下 去,在重大失望之餘仍有許多人在堅持、繼續在很小的範圍內努力着,他們會把公民精神延續下去,其他人會看到「原來還有人不放棄啊」,到了關鍵時候就會再度站出來。

戴耀廷相信雨傘運動後,下一次的大型社會運動爆發一定短於十一年。(資料圖片/GettyImages)

戴耀廷笑說他有一個不太科學的計算方法,香港過去出現過三個大型的社會運動, 1989年的六四民運,當時有百多萬人上街, 過了十四年後是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又過了11年,迎來了雨傘運動,相信下一次的大型社會運動爆發一定短於十一年,因為傘運時的問題沒有解決、想爭取的事情沒有成功,現在五年過去了,剩下的時間大家準備好了沒有?他問。

戴耀廷表示,即使被判入獄,刑滿後仍然會寫文章、演講、在公民團體及街頭間努 力,並把公民社會不同的意見連繫起來,能影響多少算多少,至少要有行動。他總結,「當你看到不公義的時候,走出來做一些行動,那可能只是一個很小的漣漪,但很多很小的漣漪碰在一起,就可能變成巨浪,把那個不公義推翻。」

戴耀廷指出,投票也是一種成本最低、最安全的非暴力抗爭模式。(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陳健民認為,社會運動有它的節奏,不能不斷的動員,因為正常人有他的家庭、學業、感情生活要顧及,不能每天都放在政治上,只有在壓迫比較嚴重的國家,有非常嚴重違反人權的情況,民眾才會有不斷抗爭的意志,香港暫時還沒有到這種地步,所以民眾的意志會放鬆,而且可能相當長時間處於這種狀態。

「我覺得有時候不一定是要往前走的問題,現在很多原有社會制度正在崩潰,要怎麼守住這個底線其實已經很困難了,學校怎麼不被政府進一步控制、公民社會、集會組織的權 利,在慢慢被侵入的過程怎麼守住這個底線, 已經足夠大家去做了。」

陳健民認為,守住香港原有的底線,任務已相當重大。(盧翊銘攝)

陳健民提到,公民權利有三個層次,包含了遊行、集會、言論自由等一般公民權;第二層就是選舉及被選舉的政治權利;第三是社會與經濟層次,就是民眾在社會中該享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例如住屋、就業、醫療等等。在政治權利已經很難爭取的情況下,如何想辦法去維持住另外兩個部分,任務已經非常重大。

陳健民:民主須與公民意識共生

大學自主範圍受到干預、媒體出現自我審查、集會遊行受政府以不同罪名控告、地產霸權、房價高漲、貧富差距懸殊,一般市民變得更難過日子,陳健民認為,香港在公民權利及安定的基本生活保障都在節節倒退之中,這些都要靠民眾的公民意識去支撐及抗衡,而怎麼去抵抗才是當下首要目標。

陳健民強調,香港除了普選外的其他社會問題,同樣面臨著嚴苛的考驗。(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陳健民說:「很多人說就是因為沒有民主體系,所以這些部分才沒辦法改變,我知道,作為一個學者、一個爭取民主的人我當然都知道!可是我要理解不能再等政治權利完成,沒有時間等了,一定要同時間裏在不同範疇都去努力才行。」

或許是擔心大家曲解為放棄追求民主, 陳健民緊接着補充,在目前態勢下不論是真普選,或在制度上改變選舉方法都已困難重重, 但香港人不能就此兩手一攤,而是應該把民主的想像打開,在普選外的其他領域爭取自主、 參與,在沒有普選的情況下實踐民主精神。

他強調,民主並不單單是普選那麼簡單, 很多西方國家在普選後仍然面對很多問題,因為民眾覺得體制已經正常,公民意識便慢慢放鬆,結果就變成了很僵化的民主體制。例如美國為什麼會選出特朗普當總統?因為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對民眾而言已經沒有什麼會改變的,只是單純的兩黨輪替,沒辦法真正回應民眾的訴求。

陳健民表示在目前態勢下不論是真普選,或在制度上改變選舉方法都已困難重重。(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要理解不能再等政治權利完成,一定要同時間裏在不同範疇都去努力才行。
陳健民

在捷克民主化後,總統哈維爾曾與總理克勞斯舉辦了一場辯論,哈維爾覺得在沒有民主化之前,公民道德的力量更強大,反而在民主化後大家只談利益,公民意識、公共利益反而減少了。因此深化民主並非單靠選舉,更多的還需要法治與公民社會力量,公民如何在監督政府之外,還能積極參與、補充很多政府沒做到的事,才是公民社會所能發揮的作用。

陳健民說,他的耶魯大學老師,社會與政治學教授Juan Linz曾表示:「沒有民主前要靠公民社會推動民主運動;當民主制度建立後,要靠公民社會將其鞏固;當民主制度鞏固後, 要靠公民社會將其深化」。陳健民表示,香港目前雖然沒有民主,但條件比起其他地方仍好上不少,有不錯的社會環境、服務團體也有 很高的專業水平、民眾捐款、當義工的熱情也不低,在這種情況下不要把所有焦點放在普選 上,想辦法將社會整體質素不斷提升,等到政 治機會來臨的那天,香港自然就做好了準備。

「在政治機會來臨之前,香港人要把原有的核心價值變成集體的回憶傳遞下去,不要讓新一代覺得社會正在發生的事很正常,我們的好處是曾經歷過,經歷過自由的人不願意做一隻籠中鳥,那個不是快樂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記憶傳遞下去。」

上文節錄自第15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的《罪成後的公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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