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壓力.二】教育界成修羅場 教師工作瑣碎無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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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女教師自殺事件後,網上不少回應都直指教師薪高糧準,工作清閒,是絕世好工,質疑教師受不住壓力是抗壓力太低,或受情緒病影響。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近年學校成了外人難以了解的修羅場。

「不能承受熱度的,我很抱歉地說,他們需要離開這個廚房……如果有人不喜歡這個遊戲,又或者覺得手中的茶(教改)不是他想要的,便需要離開這個『廚房』。」─作為推手的時任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在2000年推動教改時對傳媒如是說。

這次,讓我們步進「廚房」,感受廚房裏的「熱度」,一同捧起那杯「茶」,看看「廚子」沒有離開「廚房」而選擇死在「廚房」的原因。

(此為老師壓力系列之二)

隨著教育制度近十年頻頻變奏,教師面對著愈來愈多的工作要求。如果你是一個老師,千禧年始入行,你會知道早幾年社會開始提倡線上學習(E-learning),你下了班改完簿。還得捧書夜讀,學習將朱自清《背影》中父子離別之情制成簡報。花了一個晚上,從網上找來橘子、車站與黑布馬褂的照片,結果學生看完還是覺得你的動畫特效沉悶了點──過了幾年,上司又說,線上學習已經老土了,現在「學習要走出教室」,你化身導遊,背熟了北京的景點,故宮有幾多座宮殿,第幾年打進《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到了假期年年都要帶學生鴨仔團到外地交流。

(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許多時不保守的人都不會去教書的。老師出了名乖,保守,不出聲。
教協副會長田方澤

直到近年爆發學生自殺潮,上司說,不好了,為了令家長安心和下年的收生人數,我們今年要回應「快樂學習」(Happy school)的潮流,同事攪盡腦汁把畢氏定理與元素周期表變成精彩的歌舞表演,你在中文課上也不得不雜耍上身,學生笑是笑了,但同事向你抱怨到了考試,學生照樣忘記「銪」之後是什麼。這時,校長把你叫進校長室,問你為什麼這次的期末考,學生的中文成績又退步了,問你對今年公開試學生的成績有多少拿握。

你說不出話來,當初的春風化雨,桃李滿門成了美麗卻空泛的詞語,你忙於應對不同的教育法,校長常常叫你進房,又查簿和監堂。你發現不止學生受苦,你亦苦不堪言。為什麼社會既要求學生快樂,卻又連他們考少一分都斤斤計較?

教協副會長田方澤認為教育的好壞及教師的質素,難以KPI(關鍵績效指標)評估。(梁鵬威攝)

行業風氣保守 教師鮮談權益

以上是許多老師投身教育界之後步步走來的心路歷程。

田方澤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的副會長,在中學擔任通識老師已經八年。教協設有一條關心教師專線,上世紀九十年代熱線剛開通的時候,一年約有百多宗求助個案,然而,近年教師自殺人數雖不斷上升,熱線個案數字卻下降至單位數,一年也收不到十個電話。

「可能是近年外面已經有許多輔導機制,於是熱線就少了人打來,而且香港打工仔的確很少會公開批評他們的職場環境。香港教育界又特別保守─不保守的人都不會去教書的。老師出了名乖,保守,不出聲。我以前試過為記者找一些合約教師談談合約教師的問題,就算講明不出名不出樣,加上變聲,都沒有人願意去做訪問─老師就是這樣的工種。」他苦笑。

在八年的教書生涯中,田方澤自言最辛苦是頭幾年,既要準備教義,又要去策劃課程。他試過去聽曾繁光醫生做主講的處理壓力講座,「但真心的,你別叫我去聽這些講座,我就沒壓力─現在老師面對最大的壓力其實在於我們的工作量,就算現在在學校設立一個駐校負責老師情緒的輔導崗位,我想同事也未必會去求助,大家都寧願早點下班,早點睡或是陪陪家人。」田方澤嘆說。

雜務瑣事繁多 教師不止教書

那麼,到底一個老師的一天是什樣呢?假設你並不是學校的中層管理人員,而只是一名普通教師的話,早上八時前就要回到學校,準備當天的課,到早會完了,又是上課時間,老師一天一般有五至六個節課,變相只剩兩堂空堂時間處理雜務。「雜務有很多,一時要籌備活動,學生有事又要致電家長,提前備課,處理文書工作……碰上當值周,連那兩堂都要巡樓,你可能要把一切擠到小息或午膳時間去做。其他不說,就算簡單如收回條,收錢、找錢都可能會花上好多的時間。」田方澤說道。

(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真的,別覺得老師一天就只有備課、上堂、下課。他說到了小息,可能要找一些學生個別交流,上課又不一定準時落堂,遲了落堂,又少了幾分鐘,「到了午膳時間飯都未食,就要去追學生補默補測,東西沒完沒了,一天到晚壓在身上。到了放學,你又會有活動小組要顧,可能有學生找你談天,問你問題,一談就都五點了。放工?當然不是,五點過後,才是開始,你才可以坐回教員室改簿,準備教具。有同事返七點,之後做到七點,回到家就可以休息?吃完晚飯,之後又是改簿。」一旦遇上考試,老師便得加班出卷,考完試又是一輪入分,之後是校長查簿與監堂。

「時間表就是這樣被瑣碎的東西填滿,許多時到了星期六,老師還是要回到學校,有時是家教會開會,有時是學生賣旗日,活動小組什麼的─之後與校長一個月開一次月會,科主任要求開一周一次的周會,如果你是行政人員,若干星期又要開一次會。」細數起來,老師的工作雖然看似瑣碎如沙石,而堆起來卻是一塊巨石,叫人人做到一臉死灰。

(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學校企業化  優質教育變優質管理

在教育改革之後,學校的企業化傾向愈來愈明顯,政府與辦學團體以「優質管理」取代「優質教育」,局方精簡了中央教育與學校行政架構,不停量化教育,設定不同的指標,把管理學的手段引進學校。

結果學校就成了一所商業機構,校長作為機構的掌權人為怕被殺校縮班,目光時常都不得不放在收生人數與公開試成績之上,同時,教育局為了評估推行校本管理後的學校與教師表現,又制訂了一套表現指標及自評工具,以「管理與組織」、「學與教」、「校風及學生支援」與「學生表現」四個範疇,進一步列舉出不同的評分標準,以評估學校表現與教師質素。

做教育很難有確切的績效,有些老師教書雖做不到一百分,卻願意花許多時間去關懷學生,並和他們一起成長,這些表現卻很難在報告裏記錄下來─一些你們覺得很春風化雨的故事是沒法寫進去的,相反最容易被量化的是什麼呢?就是你總共看了幾多個個案、個案是什麼種類,是特殊需要學生還是有家庭問題的學生……
教協副會長田方澤

以輕生女教師所屬的李東海小學為例,該校教師每年需要接受共20項校方評估,當中包括「勤勉」、「幹勁」、「工作產量」、「擔任課外活動的樂意程度」、「提供建設性建議的能力」、「判斷能力」、「在壓力下表現的能力」、「對學生關懷」及「與家長的聯繫」等各種標準。這種KPI(關鍵績效指標)評估方法,過往套用在財政與行政事務之上,為數據化管理的工具,以作為量化與質化某時期表現的指標,如今被生套在教育圈裏,被視作管理的手段。

田方澤認為,教育的好壞很難以此方式評估,「做教育很難有確切的績效,有些老師教書雖做不到一百分,卻願意花許多時間去關懷學生,並和他們一起成長,這些表現卻很難在報告裏記錄下來─一些你們覺得很春風化雨的故事是沒法寫進去的,相反最容易被量化的是什麼呢?就是你總共看了幾多個個案、個案是什麼種類,是特殊需要學生還是有家庭問題的學生……」他感嘆。

天水園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教師墮樓一事,讓外間再次關注教師的工作壓力問題。(潘安奇攝)

只要為了學生 什麼都得去做

1991年,政府引用《學校管理新措施報告書》,書中套用了美、澳等地高效能學校的優點,期望將學校由「外控管理」轉變成「校本管理」。然而,推行校本管理之後,學校雖因「學校管理新措施」(SMI,School Management Initiative)得以有更大的彈性使用政府投放的教育資源,表面上更傾向民主,權力下放,然而,其實校本管理是政府商管文化的延伸,教育局與學校的關係由「夥伴角色」變成「監察角色」。校內教師亦因而需要完成大量的文書報告工作,當中涉及年度報告、中期報告與周年檢討等多份文件,大大加重了老師的工作量。

「這幾年,教協一直和政府交涉,希望政府可以開位,增加老師人手,但政府給我的感覺就是,按政府開支而言,教育已經佔好大百分比。如果以跟香港同樣發達水平的國家來說,他們的教育開支佔國家GDP 5%,而我們到了今日才有4.1%,當中有許多其實也只是短期性的一次過撥款,如果要和同樣發達水平的國家相比,香港教育資源根本就十分落後。」田方澤說道。

為師之難,不能盡數,請看下集,或回顧老師的心底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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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5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教育走上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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