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壓力.三】前校長:要知道想辦什麼學校 校長不一定是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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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不少學校為了得到更多的資源,會申請教育局的「優質教育基金」(QEF,Quality Education Fund),然而,背後一樣需要由校方自行撰寫周詳的申請計劃和財政預算。老師的工作如今脫離了教育,反而被逼着於官僚制度之下周旋,行內不少人因而笑說老師都「不務正業」了,除了需要分出大部分時間被評估和撰寫各樣的申請書外,又要自行做招標,如果擔任總務主任的話,連廁所維修都要去管,不是趕培訓,趕開會,就是趕研討,教學的時間少了,更莫論多點關心學生的身心靈發展。

(此為老師壓力系列之三)

走進一個新時代,外面發生許多事,大家都提出教育需要新改革,將許多的枝節逼過來,卻很少人會去想老師本身的人手和壓力。
教協副會長田方澤

「自教改之後,用了小班的課程去面對大班的規模,教學上一樣很難兼顧的。現在教育界什麼東西都說是為了教育去做,老師亦因而背負一切擔子。尤其走進一個新時代,外面發生許多事,大家都提出教育需要新改革,將許多的枝節逼過來,卻很少人會去想老師本身的人手和壓力。許多時我們都需去嘗試一些新的教育法,行內的老師叫這些做『大龍鳳』。如果不同意那些新的方法,但上面叫你做,你不聽話的話,到底管理層會將之定義為老師個人的專業判斷,還是老師不聽話呢?」田方澤質疑道。

老師的工作如今脫離了教育,反而被逼着於官僚制度之下周旋。(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教育的目標說來宏大美好,年年都有不同的新倡議,新的方向與新的口號,政府一時鼓勵學生人人都得做專題研習,一時又要「教育走出課室」,一時是多元線上學習,一時又提倡廣泛閱讀,打後幾年又是一堆正向教育、生涯規劃、STEM教育與校本教材……彷彿工廠的機器被加快加快再加快,教育反而變得四不像,學校不停順應潮流包裝不忘宣傳,凡是學校門外總掛上各式橫額與獎項,一系列的門面工夫成為了教育工作者日常作業的一部分,跟隨教改風氣而來的教育口號亦取代了深耕細作的教育經營,老師成為中間的夾心人,既要回應社會的需要、家長的意願、校長的命令、學生的權益,卻無人過問他們的工作量和心情。

早年發表「廚房論」的羅范椒芬亦在推動教改五年之後,在一次傳媒訪問中公開承認自己當年急於推行,未有先評估教師專業承受力與思維模式,最後導致教改「形成一些有形無實的東西」。

羅范椒芬承認當年教改教改過急,最後導致「形成一些有形無實的東西」。(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缺解僱機制 學校猶如困獸籠

陳葒其實只做了六年校長,但我們談起他都叫他陳校長。校長的身份也許會跟着他一輩子。在身為校長的那六年,他時常開完會,摺起襯衫衣袖,解開頸鈕就到球場和學生打籃球,試過好幾次,以校長身份保住表現欠佳學生免被休學。學校主張人人可教,他的夢想是入學毋須面試,以抽籤制挑選學生,「只要你來,我就可以教好你」,他當時是這樣想的。

沒做校長之後,他年年和曾共事的老師同事見面吃飯吹水。老師心底都敬佩這個有教無類的校長,該校和一般學校不同,關心學生的多元發展,會在學校辦日營,學生需要參加各種的活動,放了學還要上茶藝課、國畫課,年年都有才藝匯演,他和老師在這之前抽了個多月時間構思劇本和綵排,除了學生表演,校長和老師同樣賣力演出。除卻課擔,這間學校的老師需要面對大量的活動小組和學生發展問題,然而,他手下的老師卻大多沒有怨言。

前校長陳葒表示,人有好有壞,老師也有好和不好,總不會有哪個崗位的人永遠最受苦。(高仲明攝)

但我必須公道地去說,不一定只有校長不好,有些老師其實也給校長很大的壓力,人有好有壞,老師也有好和不好,總不會有哪個崗位的人永遠最受苦。
前校長陳葒

「如果你問我,我會覺得上司和下屬不和諧並不光是教師這行的問題。我記得我做學生的時代,老師的確很空閒,放了學就不見了影,許多東西都是學生自己搞掂。但你問我當時有沒有人事上的問題,當然一樣會有,只是在空閒的環境中人事的壓力沒那麼重。人在清閒的時候,承受壓力的能力特別高的,你試想像都已經忙到一頭煙了,校長再加一句去挑剔你。那是很難過的,是會爆的,如果悠悠閒閒,你批評我,我還是可以試着去接受。」陳葒回憶說。後來到他自大學畢業,走進校園做老師時,老師的工作不再那樣的清閒,教育不再只是傳授知識,社會鼓勵學校給學生多些生活體驗,「但當時又相對而言,沒有現時那樣瘋狂。」

工作量才是因 人事關係點火

「其實老師的好與壞個個年代都差不多,我覺得(現在所面對的教育問題)是教育政策和社會環境。在政策而言,縮班殺校主要引致教育生態扭曲的原因,因為第一次令老師覺得,原來學校是會倒閉的,我的位是會被裁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會有許多的憂慮,不自覺之間就會埋頭集中做些對招生有利的工程,一旦有這種心態,有些學校和學校之間存在競爭,這是一發不可收拾的,也是停不下來的。那趟列車永不停息,只有加速再加速。」

陳葒認為現在所面對的教育問題是教育政策和社會環境。(示意圖片/GettyImages)

在體制裏教學的那幾年,他眼見不同的東西被引進來,當中涉及的大多是對教師和學校的評估,以及無數學校的增值指標,不同的措施都增加老師的工作量。「現在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課擔是差不多的,但到了2000年馬上就多了許多額外的工作,而且有增無減,再加上縮班殺校的威脅,教育的初衷一步步不同了,政策一再襲來,當中的量是會令老師的工作去到頂點及臨界點的。那些原本我可以承受到的東西,到了這個關頭也承受不來。」他感嘆,如果這個時候再去面對人事關係,聽到上司說出難受的話,遇到不想遇見的人,心情惡劣是理所當然的。

「但我必須公道地去說,不一定只有校長不好,有些老師其實也給校長很大的壓力,人有好有壞,老師也有好和不好,總不會有哪個崗位的人永遠最受苦。」他說,幾千年來人性都是差不多的,然而當教育生態改變,便會令原本存在的人事成為最後一根稻草,「這個時候人事關係變得更重要,人和人之間更需要,在苦境中更要有意識地彼此尊重、體諒和關顧。」陳葒說道。

田方澤表示教育界是個小圈子,前來設訴的老師少之又少。(梁鵬威攝)

面對業績壓力 校長都要跑數

田方澤參加工會多年,然而,教育界是個小圈子,他說前來設訴的老師少之又少,多數會作為最後一步才去找工會,「因為老師不是那麼容易轉工的,不管你在教育界做了幾多年都好,你一轉出去就是nothing。就算你在原學校也有人事管理經驗,但外面未必認可這些為經驗。老師轉校也很難,尤其這幾年許多學校都沒有位請新老師,於是老師遇上工作問題和人事關係,只在心底難受,卻無法處理。」

學校也像一個大籠,除非你看得很開,能把過去幾年,甚至十幾年的人生看成空白,並重新投入新的行業,由零開始,否則你在籠裏必須學乖,學做一隻聽從上司命令、言聽計從的鳥。學界如商界,校長為教改彷彿成為一間學校的老闆,從領導到管理與執行、宣傳,甚至公關、籌錢,什麼都要做。

學校有時也像一個大籠,你在籠裏必須學乖,學做一隻言計聽從的鳥。(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但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權是沒有的,就是無法解僱老師。連我也解釋不到為什麼這一行沒有這個制度。當我身為校長時,面對一些不滿意的、懶的、不願工作的老師,推也推不動。那些常常請假的,對學生又沒有心的,我亦沒有辦法喚起他對教育的熱誠。假如學校勵精圖治,想推動活動但遇上老師不願接,接了只是做個樣,校長也無辦法─當校長沒這個權利時,無奈下只可以將工作加諸於其他比較有心的老師身上,那對好的老師很不公平;也有一部分校長會用不同的手段逼你走。」他說,校長用不同手段逼迫老師離開學校是教育界的職場手段,然而老師教席難找,他們縱使知道自己和學校的辦學理念不同,也會因為一時三刻找不到新的工作機會,離不開原有的工作,學校於是變成了困獸的籠子。

「校長無法炒老師,老師又走不了,大家只會逼着火星撞地球。要在教師就業保障上和校長的學校管理上取得平衡是很難的。」他說,校長權力雖大,但一樣面對「業績的壓力」,一樣需要跑數,做得不好,學校發生什麼,「第一下都是上校長身」。

2000年馬上就多了許多額外的工作,而且有增無減,再加上縮班殺校的威脅,教育的初衷一步步不同了,政策一再襲來,當中的量是會令老師的工作去到頂點及臨界點的。那些原本我可以承受到的東西,到了這個關頭也承受不來。
前校長陳葒

他回想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在津貼中學教書,當時還未有教改,校長要做決定的事情來去都是幾件,那時又未有市場化,未有網絡,未有生存與收生問題,「你問我的話,校長今時今日愈來愈難做了,從前的校長不需要做一些沒得依從的決定,現在的校長既要面對生存的問題,又要自行決定學校的資源管理和目標,需要下決定的範圍由資源運用,一直去到老師的升遷,新一年學位要開幾多,學校的教育方針─我覺得校本管理下雖然校長的權力大了,責任也大了。」

「我提到解僱權,大前提是當大家都是正常的人,心性都是好的情況下,教師終身制會導致這樣的人事問題,但如果你說圖書館老師輕生的事件是因為校長沒有這個權利……我並不是那個意思。解僱權是兩面刃,一樣可能會令壞校長更為所欲為。」陳葒說。

陳葒認為解僱權是兩面刃,一樣可能會令壞校長更為所欲為。(示意圖片/GettyImages)

投訴機制不足 「更似無心處理」

近日社會訴求改善校本管理的投訴機制,認為校管之後校長無王管,權力如土皇帝。陳葒回想當校長的幾年,不認同投訴機制不足夠,「投訴其實是能層層推進的,到最後能投訴到校董會去,再上教育局,另外還有教協,又或者是作為第四權的傳媒報界─我反而覺得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就算上到校董會,上到教育局,或辦學團體,他們的處理都差。這是執行機制的人有問題,處理的人能力和態度都不好,卻不是沒有投訴機制問題。」

田方澤亦認為目前校本管理的機制並不透明,使得校長與老師在面對投訴問題時處於不對等地位。他指出,即使老師果敢地投訴至校董會,但校長本身是校董會一員,一般情況下,雙方關係良好,校董多數會信賴校長,結果老師更沒信心投訴。目前教育局要求法團的校董會組成中,需要有不少於一名教師校董,「但教師校董坐在那邊面對這樣的情況,往往不太敢出聲」。

田方澤表示很少人會去想老師本身的人手和壓力。(示意圖片/GettyImages)

田方澤認為,有必要提高教師校董的地位,「其次是校董會中有部分人其實並不是教育界的人,於是他們會更選擇去相信校長,如果可以增加校董的培訓,就算是兩三日的課程也好。」他又建議政府應加強諮詢機制,促進局方和老師的溝通,另外他指出老師獨力面對投訴程序時或會卻步,建議能容許老師與其信任的人同行,與校董會見面,「同事、教師校董,甚至工會都好,如果老師可以多帶一個人去見校董,不止保障了老師,同時也保障校長,如果投訴的制度開放一點,對兩邊都是好事。」

宜給老師自由 不應吝嗇讚美

田方澤是教改推動後的老師,常聽前輩說到校本管理後的轉變,校長的實際管理權和資源分配權大了,學校實際的方針更自由,但許多業內前輩都說校長作為夥伴的角色卻淡了。

校長的角色,其實如同職場上千千萬萬的上司,既要管理又要懂得協調關係,並不容易。「在這樣高壓、令人憂鬱的環境下,其實讓老師看見你對他們的尊重和體諒,同時他的付出也被看見,就很好了─做完一件事,校長走過去,跟老師講一聲:『你做得很不錯啊,辛苦你了』,老師心情大概就會變好一點。面對困境下,你要知道這已經很難了,老師可以做到八成好已經很好。如果老師做了八成,你還看不到,問他為什麼沒有做到十成,他很難開心,在工作中也不會有成功感。」

林老師墮樓身亡後,有家長前往學校獻花鞠躬。(資料圖片/蔡正邦攝)

校長至少要知自己想辦怎樣的學校,辦學的意義在哪但現在許多校長其實沒有理念只要收到生,又有老師開工,學校運作到就算但你有了理念,才能判斷,才有一個底線。
前校長陳葒

陳葒說,學校是個包容學生天馬行空、自主學習、走向日常生活的地方,同樣也應該是一個支持老師自主發揮的空間。「老師提出來的意見,校長是否願意去接納是其中一項很重要的成功感來源。但現在有許多的學校,校長說什麼就要老師跟着去做什麼,「你這樣做不行啊,你要跟我去做,變相老師永遠只是執行者,沒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這也不利於教育」。陳葒把老師視作戰友,有時是學生,他說教導學生,一味要他跟你的一套,沒有空間給他發揮,他會覺得學習是一件很沉悶的事;老師也一樣,「學校應是一個彼此尊重的環境,那樣壓力和糾紛都會減少」。

只顧例行公事 缺乏辦學理念 

校長不一定要像賺人熱淚的電影中偉大無私,但既是一校之長,就需要有自己的辦學信念。陳葒說,理念很重要,有了理念,面對雜亂的社會才有準繩,知道什麼需要配合,什麼不必跟隨。

現在有許多的學校,校長說什麼就要老師跟着去做什麼。(資料圖片/鍾偉德攝)

「校長至少要知自己想辦怎樣的學校,辦學的意義在哪─你需要有框架,才知自己應該做什麼。但現在許多校長其實沒有理念,校董會叫做就做,只要收到生,又有老師開工,學校運作到就算─沒有教育理念的,不知道學校的定位,可以給到什麼學生。但你有了理念,才能判斷,才有一個底線。有老師同事說想這樣變,你可以把自己的理念套過去,咦,沒有違背當中的理念─OK啊,可以去做;如果有些政府政策和學校的理念無關的,甚至是相違背的,那校長也應該知道要停車,不做。」他認為,校長時常會忘了一件事,就是老師的處境和校長是不同的,雙方的想法和需要亦有所不同。「有些校長在他的角度覺得這個老師這樣做不足,也做不夠,但其實在老師角度,他覺得自己做足了份內事。」陳葒說。

沒做校長的第九個年頭,從前共事過的老師仍會約這位前上司見面。他們在酒樓相見,十幾人像是金風玉露相逢─人人都有離別江湖時,除下名銜,其實,你我還不是暴風雨下,船上的同舟人?

教改之後,校本管理設訴機制如何改善,請看下集,或回顧老師的心底話:
【老師壓力.一】做到崩潰是常事 現職老師:不要妄想學校會幫你
【老師壓力.二】教育界成修羅場 教師工作瑣碎無盡頭

上文節錄自第15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教育走上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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