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工會力量衰落?海麗罷工舵手:動員參加工運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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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杜振豪在勞工議題上的戰績,是去年年初的長沙灣海麗邨清潔工罷工。當時,海麗邨更換清潔承辦商,一眾外判清潔工擔心失去遣散費,找邨內區議員楊彧,再由楊彧找來工會組織幹事杜振豪幫忙。由工友找杜振豪到承辦商妥協,中間經歷了承辦商堅拒發遣散費、談判在政府有關當局的見證下破裂、工友決定罷工十天……只是用了兩個月時間,可說是相當順利。

「我只能夠說,我很榮幸可以參與其中。即使隔了一年多,自信現在的我比當時處事成熟得多,但我也不可能複製到第二次的海麗罷工。」問及當時罷工行動的成功秘訣,杜振豪不敢邀功,對自己付出的血汗功勞,也只是淡然交代。

(此乃《他們的勞動節》系列之二)

去年年初的海麗罷工僅用了兩個月時間,便成功向承建商追討工友遣散費,是難得的成功。(梁鵬威攝)

「6月,我們又搞聚餐,帶埋你老婆一起來啦!好耐無見了!」杜振豪拍拍清潔工阿東的肩膀。阿東曾在杜振豪所屬的工會組織擔任理事,因工作繁忙,久而久之沒有活躍其中。

杜振豪說阿東不是第一個因為工作繁忙而慢慢疏遠工會的職工,特別是在清潔或保安這類工時較長及需輪班工作的行業工會,情況更為普遍。

作為工會的組織幹事,杜振豪有時也希望「搞下蛇宴」、「搞下香港一日團」,只是很難遷就到工友的休息日,多數工友也寧願把休息時間用來與家人相處,在繁忙的工作以外,獲得一絲的時間共聚天倫之樂。

(高仲明攝)

爭取加薪最貼身 成功動員要貼地

杜振豪完全明白工友為家人而較少參與工會活動,不過,工會的聯誼活動正正是凝聚工 會成員的途徑。參與人數少,也就難以令工友投入工會,代表日後工會若有工運需要動員,也就難上加難。只有愈強的連結,才能再進一步令他們明白工會的真正功能,不單單是享受「蛇齋餅粽」,而是為他們向僱主爭取更平等、更佳的工作待遇。

問及勞動節遊行當天是否有很多物資需要準備,他說倒還好。那麼,有沒有叫工友出來參與遊行?畢竟遊行人數愈多,談判籌碼愈大,愈可能施壓及迫使政府正視勞工訴求。

他表示,動員工友是長時間的「作戰」,即便是曾參與過工潮的工友,也未必願意參與遊行。遊行爭取的是集體權益,牽涉各行各業的打工仔。不少曾參與工潮的工友,只是從自身的權益出發。捍衛涉及自己的權益較容易「企出來」,但對別人的情況未必能產生同理心,動員工友出來為其他打工仔爭取權益並不容易。

每年五月一日勞動節遊行參與人數徘徊在二丶三千人左右,人數不多。(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要工友建立與其他不同行業的打工仔有「命運共同體」的想法,非常困難。杜振豪從不用艱深的理論字眼,亦不說教,只是告訴工友今天你的工作待遇差,不是個人能力的問題,也不是市場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勞工力量不足以與資方討價還價,所以,變到「好多嘢都無得揀」。

杜振豪說,一定要用工友聽得明的語言解釋,例如用「好多嘢都無得揀」,讓他們明白為何要爭取勞資雙方地位對等。更重要是和對方建立關係,只要有一定的信任程度,對方自然會慢慢接納你的說法。

杜振豪以前是社民連組織幹事,兩年前才加入職工盟,擔任保安、清潔工的職工會組織幹事。記者問他會否覺得兩者的工作截然不同,他搖了搖頭說,社民連很多會員也是中年的基層人士,雖然未必是職場上的工友,但溝通不是問題。

杜振豪雖經歷過海麗罷工的成功,不過也坦言動員工友參加工運是困難。(高仲明攝)

與他們(基層工友)講政治是很麻煩的,因為他們一般政治意識不強,亦聽不明(深奧的政治論述)。
杜振豪

不過,縱然同是基層,聊起政治話題,他們的反應完全南轅北轍。杜振豪解釋,社民連是以政治議題組織會員,對民生議題較少着墨;基層工友則完全相反,「要與他們講政治是很麻煩的,因為他們一般政治意識不強,亦聽不明(深奧的政治論述),而且,他們的看法很保守,甚或很保皇。」

他說,要說服工友接納一種他們從前反感,甚至反對的政治論述,需要用很多時間,所以不能以政治「硬碰硬」,而是由他們的角度出發,講他們的權益。他表示,「他們最多因為驚而不參與(遊行),但不會反對你幫他們爭取權益。」

(林若勤攝)

 縱然只在職工盟待了兩年,算不上是工會老手,但他看到香港工會的局制,一是工會的組成,二是工會的職能。

「最理想(的工會運作)是從下而上,我應該只是幫手,最好不用出鏡,也不用訪問我。最理想的情況是領袖由工友選出來,外國很多工會也是這樣做的。」但杜振豪明白,理想始終歸理想,在香港只有很少工人願意走出來做牽頭或者領袖的角色,或是害怕被秋後算帳,或是工作忙碌無暇參與工運。

「其實有很大問題,變成你代理他們。工友漸漸依賴,認為你做便可,你爭取便可,我什麼也不用做。長遠來說,這樣是不可能的。我一個幹事可以接觸多少工友?其實力量很有限,如果工人自己不能做組織的話,工運力量很難壯大。」他說。

最理想(的工會運作)是從下而上,我應該只是幫手,最好不用出鏡,也不用訪問我……其實有很大問題,變成你代理他們。工友漸漸依賴,認為你做便可,你爭取便可,我什麼也不用做。
杜振豪

工會動員困難 香港缺文化土壤

杜振豪說,「現在很難(做到),暫時也沒有解決方法。要工友自我組織起來,甚至願意組織身邊的工友,需要有足夠的文化土壤。」

他口中所說的文化土壤,指的是政治意識,「政治問題在香港是很難繞過的⋯⋯政治立場很易影響勞工議題,當勞工意識達致成熟階段,政治意識也自然會成熟起來。我的理解是兩者不能分開。只要了解(勞工權益緣何不足)結構性問題,自然會連結起政治,也就知道哪一班人(在勞工政策上)是決策者。」

「九巴上次事件(大埔巴士翻側意外後各工會爭取改善車長待遇),(你辦工會)有人分你是民主派或是否愛國,又會有人認為政治太麻煩,與其歸邊不如獨立出來搞一個工會,這樣的話就會出現愈來愈多的工會。」愈來愈多工會,代表勞工的聲音或會被分散。同時,僱主也懂得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離間僱員之間的關係。

九巴大埔意外事件後,女車長葉蔚琳宣佈,在工聯會與職工盟以外,另組獨立工會。(曾梓洋攝)

正如九巴每年談加薪幅度時,也只會與其中兩間工會談判,而從不諮詢其他工會的意見。這造成了工會之間互相猜忌及不信任,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如何達致團結一致,向僱主爭取權益呢?

不只工會四分五裂,工會因循也是問題。例如,每年例行向僱主爭取加薪,除此以外一概不理。「歷史愈長的工會愈容易因循,做慣了這些議題便不會留意其他議題。因為要持續保持戰鬥性是不容易的事,不斷推動議題,要做好多(準備)工作。」

杜振豪表示,「政策改變不是一年的事,是三、五、十年的事。爭取加薪是最容易令會員有反應,像地盤工會也常說,解決欠薪容易,但討論如何防止工傷則困難。」

這是香港工會的現實。工會能否有壯大起來的一天?或者應套用杜振豪一句話,「慢慢來」。慢慢來,工人或有天可擔起工會的大旗,真正擔起工運領袖的角色。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也有類似的想法,在她眼中,勞動節遊行人數多寡不影響是統籌者的她的心情。最重要是她自己是否問心無愧,是否真有盡力做好每一個勞工議題。下一篇請看:【五一勞動節】港打工仔血汗史 逆權空姐吳敏兒:爭取權益要堅持

上文節錄自第16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29日)《他們的勞動節 也是你我的勞動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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