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問醫生.二】海外醫生再爭議 人手問題老大難

撰文:林立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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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加醫生人手,成為社會共同關注的重大難題。醫委會較早前否決海外醫生轄免實習期四個方案,公立醫院顧問醫生協會發聲明,指臨床部門人手捉襟見肘,個別部門服務因此面臨崩潰。主席羅振邦笑言,協會當初成立並沒有針對海外醫生問題作出部署,只是「因緣際會」,由於該問題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及醫療問題,而協會成員都是在公共醫療體系的顧問醫生,故需要發聲。可是,羅振邦強調引入海外醫生作用有限,估計在外地獲專業試又願意來港執業的醫生不多,副主席王紹明亦強調,社會聚焦引入海外醫生討論,將醫生不足問題過分簡化。(《顧問醫生為體制把脈》系列報道之二)

承接上文:【顧問醫生.一】組織協會站起來 盼醫管局細心聽

公立醫院求診人數每年上升,醫生人手不足的情況下難以應付龐大的工作量。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已逐步增加醫科生學額,由09/10至11/12學年的320名,增加到16/17至18/19學年的470名。若以醫科生培訓六年的時間計算,增加學額後的醫科生投入醫院工作最快也要等到2025年,而根據食衞局的人力推算,2025年本港還欠755名醫生,可見單靠目前本地培訓條件,醫生不足的問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解決。羅振邦指出,就算醫科畢業,也只是實習醫生,若要成為專科醫生,再需要六至七年培訓,現時面對的挑戰是,如何撐過這段前線醫生與顧問醫生同樣不足的時期。

引入海外醫生是短時間紓緩人手壓力的方法之一,更抨擊醫委會沒有交代否決理據,事件還造成醫委會面對政治挑戰,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率先提出以議員條例草案形式修訂《醫生註冊條例》。醫委會將於5月8日開會再討論放寬海外專科醫生執業安排,並重新表決豁免海外專科醫生實習的方案。表決前,醫委會收到三個方案,分別由醫學會、港大婦產科學系名譽臨床教授鄧惠瓊及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提出,令投票再添變數。

醫學會較早前主張在醫管局與衞生署、醫學院綑綁工作年期不同惹批評,因此醫學會提出經微調的方案五,可是醫委會法律顧問指,通過執業試前的臨床工作不被計算,是隨意及帶有歧視,或受法律挑戰;鄧惠瓊方案則是醫委會上月討論的方案一,雖然當時遭否決,但獲最多贊成票。至於林志釉在接受方案的死線前提出方案六,當中指海外專科醫生連同有限度註冊工作,在相關機構至少工作三年,當中包括三個月「指定臨床工作」,但醫委會法律顧問質疑「指定工作」定義欠清晰。各方案將一併於醫委會開會時表決,按投票意向,很大可能是方案一、五及六之爭(見表)。

羅振邦表示,協會對於海外醫生的立場是「多一個得一個」,希望通過放寬實習安排,吸引更多人到港工作,紓緩前線壓力。至於是要豁免實習期,還是更進一步推行免試制度,他認為仍需要與各持份者商討,現時不宜評論。他不滿的反而是醫委會透明度不足,涉及公眾重大利益的議題,投票制度應該用明票而非暗票,並需向公眾交代投票的理據。他說,是次爭議可給予以空間時間令醫委會自行檢討,但並不同意以議員條例草案形式修訂醫生註冊安排。他認為關於醫生的爭議始終應交由醫委會決定,並凝聚市民對醫生的信任。

王紹明坦言醫委會投票結果或令社會失望,但他堅持醫生對醫療體制及運作認識較多,期望能以醫生業界主導,整合醫生、病人等持份者的意見,在體制內推出符合社會大眾利益的方案解決問題,他相信,這種做法某程度亦可加強公眾對醫生的信心。他認同社會激烈爭論可促使醫生業界檢視自身問題,但他也覺得社會、醫委會、醫管局應該要有更具前膽性討論,而非過度集中聚焦海外醫生的爭議。

【專頁】醫療百病叢生 是時候改變了

他不滿醫委會透明度不足,當涉及公眾重大利益的議題,投票制度應該用明票而非暗票,並需向公眾交代投票的理據。(鄧倩螢攝)

醫生仔「升咗就走」

王紹明強調,社會只聚焦引入海外醫生單一問題的討論,將事情過分簡化。羅振邦也覺得引入海外醫生的作用有限,就算免除實習期,估計在外地已考獲專業試又願意來港執業的醫生也不多,只屬杯水車薪,無法解決醫生人手不足的結構性問題。王紹明更以坐牢作比喻,指無論是實習12個月、18個月還是更長,對海外醫生來說,也可能是「總之做足時間即走,佢過嚟當坐監,夠鐘咪出冊囉。」

這個比喻其實不單可以套在海外醫生身上。王紹明無奈地說,普通醫生做了一定年期便可以晉升至顧問醫生,很多人「升咗就走」,原因是雖然薪金加了,頭銜轉了,但工作壓力過大、環境惡劣等客觀條件仍然不變,令醫生不想留在公立醫院。他反問,這些客觀環境的因素,又是否單純人手不足的問題?「病房四周塞滿病床已是常態,門診設施已經是二十年前,服務量卻不斷增加。內科診症室不夠的情況下要找劏房,有時加一張簾,兩個醫生分別診症。有病人要隔離治療,但是沒有病房也只能夠放在一旁,若然因此出了事,病人便會投訴,醫生又要花時間解釋。」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除公營醫療醫生不足的問題,實在有必要設身處地,理解醫生現時面對的困境以及他們離開公立醫院的原因。王紹明苦笑道,許多醫生升為顧問醫生時已成家立室,需要照顧家庭,可是升職後薪金升幅沒有比私營市場多,但工作壓力更大,又要兼顧整個部門人手,又被要求盡可能縮短部門的病人輪候時間,且需要晚上當值,難以令他們享有「work life balance」,但在私營市場「做少做多不是問題,夫妻一人一份足夠維持生活,又可以照顧屋企」。他慨嘆,公立醫院的人才就是這樣流失了。根據立法會數字,由2013年起,醫管局全職醫生的離職率,顧問醫生的比例遠高於其他級別醫生。(見表)

王紹明強調,若要加強公立醫院體系的人手,關鍵應該是如何挽留人才。他舉例可以從其他措施着手,如現時醫管局將新入職的醫生退休年齡提高至65歲,但暫無計劃將2015年6月前入職的醫生退休年齡劃一提高。他還建議可透過重聘或續約形式留住已屆退休年齡的醫生,「醫生在公立醫院多留兩三年,已經分擔很多工作量。」面對如此千瘡百孔的公立醫療系統,王紹明有沒有想過離開呢?他聞言再一次苦笑,坦承自己若去私營市場執業,薪金一定較現時留在公立醫院多,他留下來,一來是公立醫院仍有發揮空間,可以繼續做私家醫生無法做的教研工作,亦可處理更多奇難雜症,甚有滿足感;二來他認為若自己離開公立醫院團隊,其他同事的工作壓力便會增多。不過,他不諱言若工作環境繼續惡化,自己也有可能會捱不下去而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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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6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6日)《人手不足老大難 顧問醫生夾心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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