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在地化的五四教育 緣何成效不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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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關於香港的五四教育問題探討說明了五四應該是屬於大眾的精神財富,也提到了教育是讓公眾掌握這筆財富的要義。中學課本的失誤極大地影響了中學生對五四的客觀認識。而除了中學歷史教育,政府在公開宣傳活動——即對公眾的歷史普及上也有種種值得詬病之處。缺乏歷史教育的社會,會有什麼問題?本文將和你一起探討。

(此乃《香港的五四百年》系列報道之六)

【五四100周年】在地化的五四教育 緣何成效不彰(二)

回歸後,特區政府除了在學校加強五四在香港的教育,更利用公開紀念活動培養愛國觀念,以及加強與中國的情感聯繫,並且強調香港的歷史、社會、文化和中國密不可分,這在殖民地時期是不可能存在的。殖民地政府因自身統治的考慮,固然不會允許公開、大型的五四紀念活動,以免引發街頭運動,威脅統治的穩定性。

嘉年華式歡慶 無助普及五四精神

然而,這樣的公共宣傳教育,依然存在 「不倫不類」的問題,以至成效不彰。這些被官方收編的五四紀念活動,未能密切地與五四運動本身的精神連結。什麼是五四精神,往往未詳細說明,或者只是一句空泛的口號。比如引起熱議的2013年五四紀念主題為「尊重,包 容」,若要與五四運動精神聯繫起來,只能說甚為勉強。

2008年五四紀念主題為「迎奧運」,香港當代文化中心創辦人及總監黃英琦對此質疑:「為何五四青年節說的奧運,而不是五四?」這種空泛、甚至缺乏與 五四關聯的口號和紀念,往往只可能異化了五四的精神面貌,讓民眾對五四的認識更為模糊,情感認同更為疏離。

這些陳學然稱之為「嘉年華式」的公開五四紀念活動,其另一個特點是活動流於歌舞表演形式,歷史內容處於次位,本末倒置,無助於普及五四的內涵和精神本質。

總結來說,目前五四在香港的教育,面臨史實有誤、偏向情緒渲染等問題。對此,陳學然認為,需要堅持歷史回歸客觀的原則,所以他向教科書編寫界指出有誤的史實。同時,他認為客觀的歷史並不需以誇張的手法敘述。他亦提及,欣賞一些歷史教科書的細節設計,比如提供香港中央圖書館五樓微縮資料閱覽區的舊日香港報刊索書號和《新青年》珍本資料。這些活動設計能引導學生主動了解五四運動在香港的發展,不只是人云亦云堆砌史料,給予的不僅是史學知識,更是思維的訓練。

特區政府表面上重視香港的五四教育,卻對上述的種種問題視而不見,任由中國歷史課本錯漏百出,這不僅反映了官員缺乏掌控歷史教育的能力,也反映了他們對歷史教育沒有真正的重視。 

中史教育  為何重要?

 

實際上,在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恢復中國歷史科為初中必修課之前,特區政府對中國歷史科的態度一貫不予重視。殖民地時期教育局維持中國歷史為必修課安排,回歸後中國歷史教育卻出現倒退。

2000年初,董建華政府力推教育改革, 初中試推綜合人文課程,內容與中史部分課程重疊,加上新高中課程增設的通識科涵蓋現代中國史,因此初中的中史科也隨之調整。學校可選擇維持獨立中史科,或將之分拆,與其他科目合併。

或許有人會問,今日社會中,歷史的學習 難以創造金錢效益,為何要予以重視呢?一則在於歷史作為求實、客觀的訓練,能夠幫我們重拾理性,減少立場先行的撕裂。對歷史的認知,提供了明辨是非的土壤。二則如香港中文 大學哲學系教授暨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副 主任鄭宗義所指,對歷史的思考,為多元的討 論和思想提供肥料,為思想的萌芽提供真理的土壤。

鄭宗義指出,「對於一般人來說,(歷史) 有什麼意義呢?香港的中國歷史教育,愈來愈走下坡路。國民教育灌輸一些想讓你知道的東西,比如愛國、國旗升起時肅立、情感教育等,但這些硬性、上面下來的命令不是國民教育的正途,歌功頌德是不行的。」

鄭宗義表示,「如果不是講政權的歸屬, 而是真正的國民教育,最好的應該是歷史教育。比如美國的學生在小學時開始讀歷史,認識美國的立國、美國的精神、美國憲法的核心價值及民族精神等。這些教育是所有民族國家建立自身認同的最重要渠道。」

當然,鄭宗義也強調,這種認同不一定 是政權上,它可能是文化上、地緣上,而且與認同作為「香港人」並不衝突。「一旦通過好的 歷史教育,對中國歷史有了解,就會有認同。 認為(中國文化)不是外面的,不是陌生的, 會慢慢認同是中國人。但這不排斥認同自己作 為香港人,可能中國的香港人比較難,至少會 覺得是香港的中國人。就好像內地人也會說, 我是上海人、山西人。本土的認同感是一定有 的。大家在同一國家下,同一文化象徵下,這 不代表地緣的差異不存在,但不會認為自己不 是中國人。」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鄭宗義教授

面對一個日漸撕裂的社會,鄭宗義感嘆: 「從香港歷史到中國歷史,再到了解中港的關 係。中國歷史的沒落,也因為教育方式差,主要靠背誦、記憶。假定那是教學方法問題,我們可以找一些更好的方法來教歷史。令中國歷史教育恢復,才是建立國民身份認同的最好方 法,而且這和本土身份認同並不衝突。」

然而這一切的前提在於,歷史的教育必須建基於客觀事實。如何做到這一點?鄭宗義認為,「歷史有其自己的客觀事實,歷史學家的解釋,有不同的評價、判斷。不能只說好的,要客觀公允評估歷史。」為了讓「歷史教育不是洗腦,所以要攤開講」,陳學然則認為,課程的規劃需要多方參與,才能持平客觀,「要有學者的參與、業界的參與、文字工作者的參與」,這樣才能盡可能做到客觀公正。

那麼,客觀的歷史教育是怎樣的?客觀的 歷史教育不應立場先行,為立場鋪陳史料。比如陳學然指出,不應使用有誤的史實突出五四時期香港人的愛國情緒,立場應該在客觀的史實中產生。比如五四運動發生之時,以陳君葆為主事者的208位香港大學學生發電報要求釋放北京被捕大學生,要求政府拒簽巴黎協議,就讓我們在真實歷史中找到了當時學生的立場,讓我們感受到真實的情感,並基於這種真實思考。

重溫《香港的五四百年》系列報道文章:
【五四100周年】在地化的五四教育 緣何成效不彰(二)
【五四100周年】在地化的五四教育 緣何成效不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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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100周年】解讀民主不應立場先行 學者:理性也是民主的根

上文節錄自第16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6日)《在地化的五四教育 緣何成效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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