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逼爆．下】規劃落後新服務拓展受限 求人公院難留人
本港公院的內科病床佔用率長期破百，與昔日規劃沒有及早擴展醫療基建有密切關係。除此以外，服務已久的醫院設計不變、整合重建姍姍來遲，如何影響醫護的工作效率？落後規劃連帶資源增撥受限，如何限足醫療服務進步？種種前因，如何埋下醫生離開公營醫療體系的導火線？《三流醫院拖垮一流醫療》報道下集
《三流醫院拖垮一流醫療》上集：【醫院逼爆．上】內科住院率長期破百 規劃質與量如何大落後？
在《【醫院逼爆．上】內科住院率長期破百 規劃質與量如何大落後？》提到，身為新界東龍頭醫院的威爾斯親王醫院，新大樓在落成後短短數月，內科病床的佔用率經已飽和，令到院方被迫需重開舊病房加開內科病床。前威院內科部門主管、中大內科及藥物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周振中便以此為例，論證本港的公營醫療規劃「質與量同時大落後」，又反問醫療沒有規劃是「不懂得規劃、沒有意識到要規劃、還是規劃後難以執行？」
設計影響效率
與周振中有同樣「不懂得規劃」疑問的，還有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他同時在瑪麗醫院擔任肝臟移植中心總監，掌管本港現時唯一的公院換肝中心。向來敢言的他，多次抨擊服務了三十年的瑪麗是「第三世界」醫院。箇中原因，除了瑪麗醫院因為歷史悠久、身處山腰的地形局限外，盧寵茂還發現，負責醫院設計的建築署，並不理解醫院具體的功能需求：「他們只是想到將醫院所需的設施『塞塞塞』填滿，但沒有想過醫院的人要如何運作，這是一個很大的弊病。」
身為經常需要為病人動刀的外科醫生，盧寵茂從瑪麗的手術室中，深刻體會醫院設施零散對醫護人員帶來的不便。現時瑪麗的手術室主要位於主樓和K座，中間靠一條天橋連接。盧寵茂解釋，當醫護人員需要從手術室運送儀器到另一座大樓時，先要脫下手術袍，從手術室乘電梯將儀器推過對面座，再等電梯進入手術室，然後換上新手術袍。若然遇上探病時間，一來一回可能耗時近二十分鐘。
由於瑪麗的手術室分散在兩棟大樓的各層，連帶術後的復蘇房亦需分散設置。「七個手術室在七層樓，便需要七間復蘇房。如果同時間有七個病人散佈不同病房，就需要七個人手看顧！」盧寵茂稱，如此一來便需要重複的人力物力。「在建築角度，建築師會覺得有手術室、面積符合需求便夠，但日日對住手術室的人就會明白有多麻煩。」
他指出，連接主樓和K座的是一條暗斜橋，醫護人員一旦需要推病床或輪椅，便會更加吃力：「上斜時，他們就要大叫『一二三—』一起發力才能推動病床。這樣的設計怎能夠收貨？（當局）叫大家要互相體諒，但同事是日日推，將精力花在這些（設計失誤）上。」
盧寵茂在瑪麗醫院的經驗中，得出「設計影響效率」的結論。他認為現時醫護人手不足其中一個間接原因，是醫護不時要與這些不便捷的醫療設施「周旋」，拖低了效率：「護士的時間應該用來照顧病人、洗手上（手術）枱、幫忙準備做手術，而不是耗在把儀器推上推落，（時薪）多貴啊！」
盧寵茂不斷強調，醫院設施的連貫性對醫護的重要，從中不難理解，為何他近年多次不吝嗇大讚港深醫院是他的「夢中醫院」：「瑪麗20個手術室分開七層樓，港深醫院一層樓便囊括了42個手術室，儀器人手近在咫尺，效率明顯提高許多。」
雖然近年盧寵茂經常與港深醫院一起出現在公眾視野，但在早年，他亦是極力爭取瑪麗重建的先鋒之一。瑪麗雖然是本港最早落成的醫院之一，服務規模亦在數十年間不斷擴大，但對設施的重新整合，卻要等到2014年的第一期重建計劃開展才姍姍來遲。盧寵茂回憶，昔日爭取重建之路也非一帆風順，險些因為立法會財委會「拉布」而未能通過撥款。他聯同另外十名瑪麗醫院的部門主管罕有聯署去信立法會，要求通過瑪麗重建的工程撥款，最後撥款來得及在暑假休會前通過。
他如此着急，亦是因為重建醫院與規劃新醫院一樣，需要耗用以十年計的時間：「當年（重建）通過，新大樓都要到2025年才可以使用。在這期間，我們還要用這個第三世界醫院到2025年……」盧寵茂又再一次將「第三世界醫院」掛在嘴邊。
規劃真空追落後 新服務裹足不前
香港的公營醫療在過往十幾年因為規劃真空，沒有大型醫院落成，縱然病床數目近年有微增，始終無法追上急遽增長的醫療需求。今時今日公營醫療體系烽煙四起，根本原因之一亦是昔日落下的病根。
上屆及今屆特區政府分別在2016年及2018年，終於推出兩個全港性的「十年醫院發展計劃」，除了預計會在未來十年興建兩間大型急症全科醫院外，醫院重建及擴建範圍亦涵蓋全港各大聯網，預期計劃前後可分別提供5,000張及9,000張病床，應付服務需求到2036年。大型醫院發展藍圖重新上馬固然值得鼓舞，但增加病床卻非一朝一夕可成事。以正在興建的啟德醫院為例，第一期800張病床最快也要2021年才能投入服務，無法紓緩刻下的公院硬件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在水深火熱的情況下，香港醫療系統依然高效。彭博通訊社自2012年公布彭博健康護理效率指數（Bloomberg Health-Care Efficiency Index）以來，香港在全球55個人均預期壽命超過70歲的國家及地區長期盤踞頭一二名位置。以緊絀資源又能高效應付無限需求，當中自然少不了前線醫護的超額完成。
「近年醫管局的周年計劃第一個議程就是在『不夠設施』、『不夠病床』下，就會向我們說要“Productivity-gain”（增加生產力）。」周振中稱，因應醫療容量不足，部門往往會被要求設計能夠提升效率的工作流程，希望提高5至10%效率，但當需求無封頂時，這個權宜之計便如飲鴆止渴。「最初這個方法還有一點用處，但長遠並不是一個魔術，兩三年後已經不再奏效。」他苦笑道。
周振中強調，「量」的規劃不善，蠶食了醫療服務的「質」，其影響不僅是消磨前線醫護為病人服務的熱忱，亦犧牲了醫療服務進步的契機。他表示，醫管局獲得撥款後，主要都用作增加病床滿足指標，預留給發展新服務的金額可謂少之又少。
不過，醫院一旦獲得資源發展新服務，亦不見得更好。周振中稱，因為資源永遠不夠，導致許多內科新服務獲批後，資源一定被削減：「例如新服務預計服務1,000人，最後批了服務500人的資源，但交功課時，又會要求你的指標是服務到1,000人。」這樣便會令本已疲於奔命應付超負荷日常工作的前線，再添一層重擔，磨蝕開展新服務幫助病人的初心：「同事已陷入兩難，心想『如果開得成（新服務）那就慘啦』。自己的本業都做到倒下了，新服務又不夠資源，談何提升照顧病人的質素！」
醫院規劃的局限，或多或少限制引入新服務的想像。盧寵茂對此深有體會。港深醫院開業時，已引入三套自動化藥物管理及智能執藥系統，機械臂按處方自動取藥，讓藥劑師專注核實分發，病人獲處方後平均十分鐘已可以取藥離開。反觀本港公立醫院仍主要依賴藥劑師及配藥員人手執藥，大型公院門診藥劑部輪候取藥時間平均為一小時，有時更會出現「等藥比等看醫生還要久」的怪象。
盧寵茂曾趁不同的香港公立醫院決策層參觀港深醫院時，建議引入這種高效率自動執藥機，但往往便被對方以「醫院無地方」為由駁回。他認為，這正正反映了決策層思維的束縛：「當提出新建議，有人看到阻力，便斷定障礙必然無法克服，但同時卻忽略了新設備帶來的好處。其實根本沒有阻力，阻力在這兒。」他指一指腦袋。
怨憤的醫護
硬件規劃落後，導致前線醫護壓力與日俱增，難以拓展新服務還是其次，最壞的影響，是迫使醫生不再事不避難地進入公院的壓力點工作，令千瘡百孔的公營醫療體系雪上加霜。周振中退休前在威院內科擔任主管近十四年，親眼見證內科由昔日的趨之若鶩，淪落成今日「神憎鬼厭」、求人卻不可得。
「沙士後的五年是內科部門的黃金時代，一年只有幾個空缺，都有超過100人報（名），幾經篩選仍有二三十名尖子要面試……」說起昔日輝煌，周振中無限唏噓。他形容，內科可謂西方醫學根基，即使訓練較為複雜，但醫生為理念為興趣，加上往日工作環境未至於惡劣，仍會吸引不少人投身其中。
但當病床數目未能因應人口老化追落後、相應資源規劃超負荷時，內科便會與老人科、急症科成為公營醫療服務的主要壓力點。人手需求愈殷，對醫生的吸引力卻逐漸遞減：「所以在第二個五年，便會見到內科只有四五十人報名，質素亦一般。到了近年，內科在兩大教學醫院（瑪麗、威爾斯）或名聲比較『好』的醫院，才能僅僅招攬足夠人手。」周振中稱，規劃缺失導致人手短缺，可謂是惡性循環，令內科成為爆煲重災區，亦是醫護怨憤的集中地。
更甚者，惡劣的工作環境，成為專科醫生及早離開公院的「催化劑」。盧寵茂稱，以往的專科醫生通常都會在公院服務到臨屆退休之齡，或者升到顧問醫生的位置，才考慮轉職私人執業。但他觀察到，這個「大限」漸漸有年輕化趨勢，愈來愈多醫生在副顧問醫生職級、甚至甫考獲專科醫生資格便會考慮跳槽。如此一來，不僅造成有經驗醫生與年輕醫生青黃不接的斷層，而且亦沒有回報公營醫療對醫生的栽培。
「培訓一個專科醫生需要十三年，理應醫生要用相等的時間來回饋大眾。但現時大家卻是學滿師就走，沒有履行應盡的十多年服務……」盧寵茂不自覺揚高聲調。「為什麼？因為大家都說留在公立醫院沒有未來！」他強調，公營醫療承載本港九成的病人，是本港醫療的根：「如果大家都棄船，當公營一倒，香港醫療便會沉得好快。」他語重心長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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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6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6日）《昔規劃欠奉 今醫患同苦 三流醫院拖垮一流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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