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金融】制度差異礙互通 港府如何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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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數據,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人口近7,000萬人,去年經濟總量達1.6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排名第11位的韓國。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經濟活動更趨頻繁,既帶來新市場,亦迎來不少新難題。面對香港市場的十倍之大的粵港澳大灣區,粵港兩地的經濟互通的難題在哪裡?

此文章為《大灣區金融互聯互通》報道之五

承接上文:【大灣區金融】資金產品服務漸相通 影響生活和金融市場

首先,資金流通關卡未打破。儘管廣東省九個城市與港澳兩地銀行的跨境貨幣結算體系逐步建立,但是港幣、澳門幣、人民幣的支付和流通仍然受到不同銀行體制的制約。香港是資金出入不受限制的自由港,但內地實行嚴格外匯管制,港資、澳資進入大灣區受到很多限制。一方面,人民幣不能在港澳自由流通;另一方面,港澳的金融機構進入內地市場亦受諸多限制。

在內地嚴格的外匯管制制度下,所有中港跨境資金流通是有限度、有管理的,成為大灣區金融跨境互聯互通的一大障礙。自2007年7月1日起,國家外匯管理局頒布並實施了《個人外匯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規定個人結匯和境內個人購匯實行年度總額管理,分別為每人每年等值50,000美元,同時需要申報兌換外匯用途。外匯管理局不遺餘力打擊各類外匯違法違規行為,諸如「螞蟻搬家」(指短期內多次分拆式違法購匯)、地下錢莊、內保外貸、虛構貿易合同等資金非法外流管道。

外匯管理局不遺餘力打擊外匯違法違規行為,包括地下錢莊、違法購匯等走資渠道。(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對於外匯管制,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表示:「我明白國家擔心的地方,經濟風險必然帶來社會的不穩定。」他解釋,外匯儲備一直被看作金融動盪時期的緩衝工具。儘管現時粵港澳大灣區的互聯互通是大勢所趨,但關鍵在於中央政府允許「大灣區流通到什麼程度」,金融互聯互通之後,政府是否有足夠的經驗去處理其所帶來的風險。國家對這一方向作出綜合考量以後,隨後才有空間去討論「是否應該加大外匯管制額度」的問題。嚴格的外匯管制背後的原因是,一要穩定人民幣的幣值,二是減少外來資金對於內地金融體系帶來的衝擊。

除了制度差異,建立信任是另外一個影響大灣區金融互聯互通的關鍵因素。雖然香港多個手機支付商崛起,惟八達通在香港的地位根深柢固,仍是港人主流的小額電子支付渠道。據生產力促進局去年7月公布首次「AlipayHK智慧支付普及指數」調查結果顯示,2017年「智慧支付」概念在香港逐漸成形,港手機支付使用率僅20%,市民普遍不了解相關操作及擔心存在私隱外洩風險。

李兆波指出,國家實行嚴格資本管制以防經濟風險。(高仲明攝)

設信息互認平台 增投資者信心

李兆波的支付習慣便是最佳說明:港人未養成新的支付習慣,大灣區內的文化差異有待消融。每星期有一天要到深圳教學的他,承認堅拒手機付款,直指「愈快愈不安全」,強調安全應該凌駕在便捷之上。他反問道,「如果用電子支付買藥或者看醫生,這些醫療數據會不會賣給保險公司?」他亦相信,香港有很多市民都有同樣顧慮。

對於電子支付方式帶來的私隱外洩風險,智慧城市聯盟會長楊文銳建議建立一個「大灣區信息互認平台」,核實個人、公司身份信息,以增加投資者的信心,促進兩地資金有序往來。如果確立了互相認證,各種跨境服務,如醫療、購車票、購買保險、投資等等將可陸續打通。他相信,若大灣區各個政府能朝着這個方向去討論與合作,能為大灣區金融、信息的互聯互通「拆牆鬆綁」。

楊文銳解釋,打通人流、錢流、物流、信息流是大灣區成功的關鍵,而私隱外洩風險正阻礙了「信息流」。他指出,若大灣區內信息流暢通,可以為資金流的流通帶來更多可能性:「國家之所以要警惕資金外流,是因為政府不知道你把資金帶去哪裏、去做什麼。」實名登記背後的考慮是防範「洗黑錢」、恐怖分子融資等非法活動。這不僅僅是內地要求,還是國際慣例,是全球銀行體制的共識。

另外,信息流的暢通除了便利國家對資金流轉的監管,還能有助大灣區內貿易的往來。楊文銳認為粵港兩地信息的不對稱,也成為大灣區金融互聯互通的阻礙:「即使港人在香港銀行良好信貸記錄,在內地也借不到錢。」

楊文銳認為,粵港信息對稱幫助大灣區金融互聯互通。(梁艷明攝)

儘管大數據為市民生活和企業營商帶來便利,但由於兩地信息監管制度差異甚大:香港有較為完善的信息監管制度,例如股票經紀受到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督、保險公司受到保監局監督,保障市民權益;內地則「假信息、偽文件」事件頻出;港人難免對內地信息公開制度缺乏信心,十分在意保障私隱。因此,楊文銳認為,為了確保信息的真實性和公信力,這個「大灣區信息互認平台」必須通過港府與內地公安、銀行聯合才能完成。他直言,粵港兩地均已有成熟的技術可以建立信息公開及認證平台,惟如何突破兩地不同制度的界限,使信息流暢通,仍是一大難題。

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和香港總商會在2017年9月發布的《大灣區規劃:驅動成功的關鍵》報告顯示,受訪者認為最有影響成功開發大灣區的因素是政府支持、法律法規的一致性和基礎設施支持。

《綱要》只是一份總體政策綱領,沒有解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如何解決香港、澳門和中國內地之間的制度差異。政府的責任正是制訂具體策略,為現時大灣區互聯互通的阻礙「拆牆鬆綁」,不斷進行制度的創新,發揮好香港應該有的「龍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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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66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10日)中的《經濟融合非失自我 制度差異助顯港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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