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評析】人生金字塔 可以「升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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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學生在課堂報告中,都會引用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要層次論」(hierarchy of needs)解釋人的行為模式,彷彿不同學科都適用,萬試萬靈。我曾問低年級的學生,為何如此熟悉馬斯洛?回答是讀中學時已經學過!看來當今的大學生,都未必知道佛洛伊德,卻一定知道馬斯洛。

什麼是「需求層次論」?長話短說,是指人皆必須滿足基本需要,如衣食溫飽,才有條件進一步追求更高理想,如自我實現,拾級而上,層層遞進。在課堂上我倒常會引述管仲,他早在二千七百年前已說過:衣食足,知榮辱!六個字已說明一切。

最近看到一篇有趣的報道,指馬斯洛雖在紐約布魯克林學院任教心理學,但其理論在心理學界卻毁譽參半;最終將「需要層次論」發揚光大的,卻是麻省理工的管理學院,令馬斯洛搖身變成人力資源管理大師,「需要層次論」則被描繪成一座「人生金字塔」,到了七十多年後仍歷久不衰。說起來,管仲曾任齊國宰相,亦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期的經濟學家。這大概已能清楚說明,為何馬斯洛在香港如此普及,皆因其理論正好和我們的主流文化高度脗合。

儘管香港早已脫離「基本溫飽」的階段,但香港人總是把「飯碗」看得比天高。(陳嘉元攝)

儘管香港早已脫離「基本溫飽」的階段,但香港人總是把「飯碗」看得比天高。簡單如颱風「山竹」過後「全城返工」的世紀壯舉;又或是黃子華「搵食啫,犯法呀」的經典金句,都在在反映「基本溫飽」在我們心目中,地位是何等重要。

就算撇開返工和搵食這些文化基因,在高度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下,香港人無時無刻不看重「生存保障」。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莫過於子女一出世(或未出世)便要開始報幼稚園,未學曉走路便參加playgroup,幼稚園面試前連父母都要參加特訓班……「弱肉強食」的森林定律,「你死我亡」的拼搏精神,仍是主宰我們一生的「需要層次」。凡此種種,最終皆可歸結為五字真言:贏在起跑線!「贏在幼稚園」原意是小學較易跟上,「贏在小學」則希望中學較易跟上,「贏在中學」則大學較易跟上……周而復始,沒完沒了。「求學就是求分數」,考試成績等於一切,務必立於不敗之地。

在高度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下,香港人無時無刻不看重「生存保障」。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莫過於希望自己的子女「贏在起跑線」。(黃寶瑩攝)

平情而論,這並非馬斯洛的錯;他也寄望人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並非受「動物本能」主宰;他也祈許人們能在「人生金字塔」中不斷向上,並非只停留在溫飽層次互相廝殺。或許我們是時候看看卡內曼(Daniel Kahneman)的《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看看帶來什麼啟示。卡內曼和從事「行為經濟學」(behavioural economics)研究的拍檔,同樣相信人的「動物本能」—甚至較馬斯洛更加相信。但分別在於,卡內曼指出我們可先認清這些本能,它們其實沒有凌駕性地位,我們並非命定受它操控。更重要的是,我們應清楚知道自己的真正需要,並自決我們想過的人生。

《快思慢想》正好提供了一個簡明的框架。簡略而言,卡內曼指每個人都擁有兩個思考系統:「系統一」是依賴本能、衝動和感覺的「快思」;「系統二」則是更重視邏輯、理性和論證的「慢想」。卡內曼的最主要洞見在於:我們常常以為自己在使用「系統二」,但使用「系統一」的頻率卻遠比想像為高;我們都以為自己深思熟慮,但其實我們都已習慣衝動行事。卡內曼最廣為人熟悉的概念是:「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或可稱之為「避凶不趨吉」),即人們更願意避免損失,而不是追求福祉—就算兩者的數目和機率均等。人們因此往往傾向作出過於保守、而並非最適合自己的決定。明知「贏在起跑線」並非最佳選擇,卻起碼可以避免「執輸行頭」,遂令不少家長都變得非理性,看不到其他教育模式的可能。香港人這種羊群心態,卡內曼最能一語道破。

《快思慢想》一書作者卡內曼指,每個人都有兩個思考系統:「系統一」是依賴本能、衝動和感覺的「快思」;「系統二」則是更重視邏輯、理性和論證的「慢想」。(資料圖片/博客來)

既然「動物本能」並不具凌駕性,是否有方法令人做出更理性的決定?既然「系統一」常常出錯,能否鼓勵人們多學習使用「系統二」?別的行為經濟學家遂把焦點放在更宏觀的層次,探討外在的制度環境如何影響人的思考系統運作。

若再以教育作為例子,我們大可下此判斷:香港根深柢固的主流文化,無疑對家長行為取向影響至大;但決定學生升學機會的評核機制,始終是最直接和決定性的因素。例如狹隘的學術要求,難免強化過度操練的教學方式;考試導向的評估模式,則必然導致更加着重背誦的學習文化。儘管教育改革推行近二十年,評核機制其實並無多大改變。

由此衍生家長和學生的迥異對應方法:一、大部份人會選擇對現存體制照單全收(conformism),務求令自己不會成為體制下的犧牲品;二、較難適應此等遊戲規則的人,或在沒有選擇下會行禮如儀(ritualism),勉強應付被強加的要求,但求蒙混過關。上述兩者皆可歸類為「系統一」的思維。

至於那些嘗試選擇「系統二」的,至今在香港仍然屬於少數:三、其中一部份較具經濟能力的家庭,會把子女送往直資或國際學校,力求尋找體制以外的創新出路(innovation);四、極少數負擔能力略低、又或對體制更加抗拒的家庭,則會進一步探索另類教育革命的可能性(revolution)。毋庸諱言,最後一種選擇至今在香港仍難成氣候。

教育體制加政治體制的壓力,有些家庭以移民作為解決子女教育問題的出路,亦是捍衛政治自主的選擇。(林若勤攝)

由此可見,香港的教育制度並非完全無法容納「系統二」,它亦提供了紓緩民怨壓力的洩洪口。近年通過非主流渠道(如IB課程)升讀本地大學,成功率亦不斷提高。只是這些渠道傾斜於經濟能力較佳的中產家庭,基層家庭想跳出體制強加的束縛,實在是談何容易。反過來說,若從政府決策者的角度出發,雖然也會面對一些民間抗議的聲音,但它實際上並無太大誘因,要根本改變家長和學生「系統一」的「動物本能」;反正那些希望轉軌至「系統二」的家庭,自然會以各種方法自求多福(包括眾多高官及其子女),政府對不滿就更「名正言順」地闊佬懶理。

同樣的行為分析,亦可放諸香港整體的威權政治體制:大部份香港人其實並不抗拒「系統一」,甘願繼續做其順民,每日接受「語言偽術」的薰陶,又或起碼提不起勁反抗;至於那些堅持轉往「系統二」的,由於一直無法找到挑戰體制的有效方式,亦只能以自求多福的方式堅持自我,獨善其身。看來除了選擇移民,似乎沒有太多好辦法。教育體制加上政治體制的壓力,最大可能帶來的結果是:相當部份有能力的香港家庭,會通過移民作為解決子女教育問題的出路,同時亦是捍衛政治自主的選擇。遺下來的香港,「系統一」將進一步加強,邁向全面「動物本能」社會。對當權者來說,強化這種「劣幣逐良幣」的惡性循環,可能是最樂見的結果;但對普羅市民來說,這可能已是香港存亡的臨界點。

上文節錄自第16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日)《人生金字塔  可以「升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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