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余英時回憶錄】華裔史學家憶述香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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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轉折之時,竟又巧遇思想上的啟蒙衝擊,縱使短短數載,也能發揮改寫命運的作用。著名史學家余英時,在其近九十年的歲月中,只在香港短暫逗留,但這些日子卻在他卓越的學術路上佔有不可或缺的位置。

撰文:鄺國惠

身兼美國哲學學會院士與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余英時,在1950年來港,時年二十歲,在新亞書院求學,直至1955年負笈美國。在1973至1975年間二度來港,出任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他一生穿梭海峽兩岸與美國之間,上下求索振興中華文化思想之道。

最近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述說其年輕求學時期的見聞,以及建立學術思想的心路歷程。上個世紀,中國局勢動盪,年輕學人在東西方思潮的衝擊之下,偶然暫歇南方一隅,這裏的自由空氣彌足珍貴。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形容當時的香港:「這個小世界的獨特性質是值得揭示出來的。這其實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

在合適的時間,碰上合適的人和事,足以扭轉一生。為什麼這短短五年如此重要呢?這就要從余英時的成長脈絡說起,這些都包括在他的回憶錄中。

余英時為美國哲學學會院士與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資料圖片)

本書從他1930年在天津出生說起,分成五個章節,包括:《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中正大學和燕京大學》、《香港與新亞書院》及《美國哈佛大學》。1977年,余氏離開哈佛,時年四十七歲,也是這趟回憶之旅的終站。可以說,這部回憶錄主要談其上半生,亦因為這樣,書本並無觸及余氏作為一位華裔學者在美國學術界打滾的點滴,也無闡述如何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變與不變,令閱者讀來意猶未盡。

香港成為文化啟蒙之地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兩度變天。余英時出生之時,「五四運動」剛過十年,「民主」與「科學」這股新思潮仍席捲神州大地。身為一名歷史學者之子,替中國建立新文化、為自身建立思想價值,自然成為安身立命的重要課題。回憶錄第一章雖看似憶述童年,同時也在敘述他認識傳統中國文化的經過,儒家思想如何形塑了他最底層、最根本的價值觀。

在第二及第三章,他講述走出鄉下、進入大城市的歷程,開始接觸新思想,除卻民主、自由外,也認識了共產主義理論。這些新思潮是水火不相容、甚至是互相敵對的政治思想體系。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以及政治局勢遽變之下,剛踏進大學門檻的年輕學人何去何從呢?也許冥冥中自有安排。為與家人團聚,余英時來到了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

早年位於深水埗的新亞書院前址。(資料圖片)

當時,他入讀新亞書院,成為國學大師錢穆的學生,在讀研究生的兩年間,差不多天天都與錢先生見面,接受指導。他在書中說,這奠下了往後的學術路向。

但是,他同時意識到,需要克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挑戰,所以要認識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史,以及二十世紀西方學術思想,這些並非新亞書院的老師所能扶持。好在他得助於英美在港設立的圖書室。「當時新亞沒有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則不對外開放;經過多方打聽,才知道美國新聞處設立了一個公共閱覽室,英國文化協會也有一個小規模的圖書室……這兩處的藏書並不很豐富,但是對於我這樣一個初學青年而言,已足夠引導我跨進人文社會科學的第一道門限。」

西方之助不止於此。余英時在回憶錄中說,當時閱讀了不少史學著作,以及港台兩地的期刊,開拓了眼界,也修正、深化了之前對民主與科學的認識。其中他與美國歷史學家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Jr.)撰寫的史學名著《旺盛的中道》(The Vital Center)「邂逅」的過程更是迂迴。

「美國新聞處閱覽室的負責人告訴我小施萊辛格的成名作是《傑克遜時代》,但是他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旺盛的中道》則正在受思想界注意,影響很大。如果不是由於這一層曲折,我大概不大可能僅憑一己之力發現這本書的存在。」

余英時在新亞書院求學時,奠定了其之後的學術路線。(視覺中國)

受「第三勢力」刊物影響

吸引這雙學子眼球的,還有當時的反共刊物,被稱為「第三勢力」的雜誌,包括《民主評論》、《自由中國》、《人生》、《自由陣線》以及《祖國周刊》等。余英時在回憶錄中說,最初因為向《自由陣線》投稿,漸漸與雜誌社的編輯熟悉起來,1951年獲邀加入編輯部,負責「青年專欄」及「科學知識」專欄。在雜誌社工作兩年,投入鑽研一些思想問題,付出了汗水,回想起來也是愉快。

「他(總編輯張葆恩)不願妨礙我在新亞的課程,因此只要求我每星期到雜誌社工作三個晚上,第四個晚上則到印刷廠審讀每期的全部校樣,大致是九時至半夜。編輯部在九龍,我們幾個編輯也住在九龍,但印刷廠卻在對海香港。夜晚十二時便沒有過海的渡輪了,我們往往要乘『電筏子』小輪回家,那是大家都感到有趣的渡海經驗,並不以為苦。」

余英時形容,這份工作使他與讀者經常溝通,把他帶出了純書本的世界,走出了學院的圍牆,讓他的眼光跟社會和生活打成一片。書中說,他並無追隨「第三勢力」的領袖,卻認同他們的觀點,主張中國要邁向民主化,他這個想法維持至今。「在政治思想上,我卻是同情『第三勢力』的,因為我深信中國必須建立一個開放與寛容的民主體制,才能走上現代化之路。」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所謂「第三勢力」,是一批反共、批蔣,而又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近年台灣學者的有關研究指出,「第三勢力」受到美國當局扶助。譬如余英時曾參與的雜誌《自由陣線》,由「自由出版社」創辦,而最初成立出版社的資源,也是透過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所分得的美國資金,在牛池灣租地而設立。(郭士著之《「自由出版社」滄桑史》,《醒獅月刊》第1卷第1期頁8)

余英時在回憶錄中也指出:雜誌社創辦人謝澄平,因為很得美國人的信任,因此獲得美國政府某一機構的大力支持。

余英時曾獲邀到哈佛大學,研究中國思想史。(視覺中國)

余英時從新亞書院畢業後,跟隨錢穆研究兩年,所在的研究所就是獲得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支持而設立的,該會成立宗旨是在戰後的亞洲推廣民主及法治。基金會的前身是「自由亞洲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首要工作是扶植對美國友好的海外華人領袖,以期影響其他海外華人及中國大陸。(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文件:DTPILLAR VOL1_0085,1951年12月13日)

及至1955年,余英時透過「哈燕社訪問學人計劃」獲邀到哈佛大學,研究中國思想史。後來轉為正式博士研究生,並留美開展他的史學事業,從人生的「香港階段」過渡至「美國階段」。差不多在同一時間,美國改變政策,減少支持「第三勢力」。他也在書中記錄:「我離開香港四、五年之後,由於美國的支援停止,自由出版社和《自由陣線》週刊最後都歇業了,六零年代末期,謝澄平先生也移民美國⋯⋯」

為自由派知識人提供平台

大時代中的個人命運,往往受着千百條無形的繩索拉扯。若套用五十年前的語言,那是意識形態戰爭,也可以說是統戰;若以今日流行的語言,則是軟實力比拼,東西方文明都希望在每個人的思想領域中,播下一顆對自己友好的種子。思考與抉擇,免不了受外間影響,無論是大國之間的輿論宣傳,學術思潮爭論,又或者朋輩親人間的討論。

人的選擇,都基於其思考模式、邏輯分析,以及道德倫理的架構。余英時旅居香港,這五年正標示了大環境與個人思考的互動。余英時在回憶錄中一再強調,香港是一個文明而開放的社會,能提供一個自由的平台,讓個人自由意志發揮出來,選擇人生走向。

「從歷史角度看,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群體,並擁有難以估量的思想潛力。」

長久以來,香港處於中西方政治較量的前緣,也是不同思想交匯的「活口」。《文匯報》刊登了1957年4月周恩來與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上的講話:「我們對香港的政策與內地不一樣,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有利。」

在風雲際會的一瞬,年輕的余英時選擇赴美,投身當時火熱的漢學研究,學術成就取得廣泛的認同。政治也許並不簡單,但萬變不離其宗。半世紀前香港在中西方角力中扮演了窗口角色,今天依然。

《余英時回憶錄》(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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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8日)書評《華裔史學家憶述香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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