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健康中心長者會員大增 人手不足社工變看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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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復康聯會向各精神健康中心收集的資料,相比2011至2012年中心成立初期,在2015至2016年,中心不僅平均會員人數有明顯增長,而且中老年、長者的增幅更為顯著。尤其是60歲或以上的平均會員增幅更是破百(見表二)。若以上述數字簡單計算,在四年前,各精神健康中心的會員分布之中,已經平均有四成多是屬於老齡化人士、甚至長者。

撰文:陳琬蓉

承接上文:年老精神病患者缺乏支援 照顧者:難道要放回醫院?

《香港01》整理了三間、共營運十二間精神健康中心的非政府機構在2018年至2019年的會員人數,發現會員的老齡化趨勢,已經進一步加劇到過半、甚至接近六成(見表三)。儘管本港老齡化議題近年受到甚高關注度,但對精神病康復者老齡化問題,社會的相應討論仍是相當匱乏。對於中年精神病康復者,討論主要集中在就業層面;而踏入長者階段的康復者,則被簡單歸類到主流安老服務之中,明顯有欠周全。即使由政府成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擔任主席的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在2017年發表了200多頁的《精神健康檢討報告》,在長者範疇的建議及落實措施亦是針對一般長者的認知障礙症範疇,並在長者地區中心落實先導計劃。對於成人精神健康的服務檢討,則仍僅限於就業支援及側重在醫管局提供的服務上,針對精神健康中心的角色着墨不多,遑論討論在社區內處理康復者老齡化所衍生的額外需求。

從上述案例及一系列數字可以見到,人口老化將為精神復康服務帶來不可忽視的額外需求。但這項近年愈發明顯的新挑戰牽涉的服務需要,卻不盡在精神健康中心的最初設計內。那麼,營運這些中心的社福機構及中心團隊,又如何被「趕鴨子上架」?中心又有哪些局限?

處理老齡化會員
需人力更需心力

香港心理衞生會現時營運三間精神健康中心,會員有近六成是中老年,當中三成已經是長者。該會助理總幹事程志剛坦言,沒想過會員老齡化比例增多是「需要這麼多的投入」,因為定位與慣常處理青少年及成人的服務模式不同,團隊的工作範圍亦開始有所轉變:「青少年針對的會是個人發展、社交自信;成年人則主要是就業、家庭問題,這些主要會偏向以小組處理。但相對老齡化、甚至長者康復者便需要更多的個別照顧。」

程志剛舉例,團隊人手除了要為老齡化康復者處理情緒支援外,更多時候還需同步兼顧他們的精神科服藥問題,甚至生活亦需要更多個別陪伴。這一部份對於團隊社工來說,不僅需要比青少年及成年的服務使用者更耗費時間,處理時也更吃力:「社工除了基本家訪以外,有時候還需要幫他們上門執藥數藥、管理健康問題,這些已超出社工專業知識;而且還要單獨陪他們去精神科覆診,是『乜都要做』。處理青少年及成年康復個案時比較少這類需要。」

程志剛指,老齡化康復者隨着年紀漸長,加上依賴性強,生活上的需求偏向在中心一站式解決,例如多重專科覆診、配助聽器等。但在精神健康中心,專責精神科的社工人手有限難以全面兼顧他們的需求。程志剛指出,旗下的中心每名社工平均跟進個案比例達1:70,遠高於同期醫管局個案經理的1:40至1:50的水平。人手不足下,唯有向外求助:「有時中心會動員會內義工陪伴這些老齡化康復者覆診或處理生活所需,但這不是長遠之計。始終義工是為了參加活動而不是擔當保健員,處理老齡化需求總不能經常依賴外援。」

香港心理衞生助理總幹事程志剛坦言,沒想過會員老齡化比例增多是「需要這麼多的投入」。(黃寶瑩攝)

精神健康中心處理老齡化康復者的負擔日益沉重,那麼,是否可以分流一些年齡合資格的長者康復者使用地區的長者服務?程志剛苦笑說這是知易行難:「會員覺得沒有同路人便不會去。他們怎會貿然告訴其他長者自己在看精神科?」

其次,長者中心的社工沒有精神科的相應訓練,亦難以輕易處理:「他們不至於歧視,但一旦長者康復者精神病復發時,他們不懂應對;加上若有長者康復者加入,又要同步處理其他長者的顧慮。」所以長者康復者更多傾向留在精神健康中心,令到中心需要增撥更多資源時間處理他們的需求。

程志剛說:「雖然由2010年開始到現在,政府每年都增加資助,我們團隊人手至今也增加了近一倍,但同事仍然疲於奔命。」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營運兩間精神健康中心的香港善導會。該會負責精神健康及兒童服務的高級經理吳柱剛解釋,精神健康中心普遍有地點偏僻的問題,較被動的老齡化康復者易因距離中心遠而不使用社康服務,社工唯有「抵得諗啲」增加外展家訪次數:「我們新界西的ICCMW,本來服務元朗區居民,但中心地點卻在天水圍最北面,會員跨區來一次(耗時)要九個字。」他無奈一笑:「這些康復者很多時都有雙老或獨居的情況。有時看到兩個康復者都是七老八十,長途跋涉過來,連我們也不忍心,只好改為上門探訪。」

有些不良於行的患者可能比較隱蔽,中心要花更多時間和精力與他們接觸。(《淪落人劇照》)

團隊疲於奔命,不僅體現在需要密集地為老齡化康復者提供家訪,更吃力的是需要為他們「度身訂造」服務。吳柱剛說:「他們相對被動、隱蔽的特點,不能單靠帶來中心或一兩次家訪便當大功告成。」他從服務經驗中觀察到,這群老齡化康復者不時要顛覆以往「中心開小組」和「單對單支援」的二元概念,才能確保他們與社區的復康服務緊密扣連。

吳柱剛以幫康復者慶生為例,一般情況下會在中心舉行生日會,讓會員透過聯誼維持良好的社交。但對於不良於行、或有隱蔽傾向的老齡化康復者,便不能照辦煮碗:「只是打開大門他們不會主動來。但如果單對單家訪為他們慶生,也無助他們保持與社區的聯繫。所以這個時候便要發揮創意—動員其他會員一同上門為這個康復者搞生日會!中間所調動的資源、人力要多很多。」

他又舉例指,中心有社工曾試過上門家訪六次以上,才能與一名有自殺傾向、隱蔽的高齡康復者建立關係。社工經了解後得知對方擅長製作紙黏土模型,便安排她「開班授徒」,讓她可以變相融入中心服務:「可以說我們工作的效用是不亞於一顆抗抑鬱藥。但是這麼多的工序,無可避免出現了人手拉扯的情況。」

上文節錄自第17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15日)《精神復康老齡化 社區支援寡又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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