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劇場.三】台灣學成歸來 他們盼改變業界生態

撰文:伍麗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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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楊彬在台灣藝術大學畢業前,收到曉角總監許國權(人稱大鳥)的電話,問他願不願意幫忙,接手劇團的行政工作。他本來想留在台灣,看看當地的劇場生態,體驗幾年,但突如其來的邀約,讓他改變了心意。此後幾年,他經歷了澳門劇場如過山車般的變化,劇團從一年兩個節目,增加到八個節目,文化局長轉換,又從八個節目變回兩個節目,生活起伏不定。此為「澳門劇場」系列之三。

2014年,演藝學院有意聘請他為全職老師,待遇跟公務員一樣,月薪37,000元,加上津貼,是人人欣羡的絕世好工,但楊彬想都不想便拒絕了。「如果我在演藝學院做老師,我很清楚我沒有時間排戲,但排戲對我很重要,因為我是一個演員,經驗的累積很重要。」全職老師要帶數班學生,一帶便是幾年起跳,消耗的不只是精力,更是他的經歷。演員是一個需要不斷觀察生活的工作,沒有歷練,難以演活角色,「2013年回來教他們,我大學學的東西是足以應付的,但帶着他們,我覺得過不了自己,教學不應該是這樣的,我應該好好用我的經驗去說服學生。」如果父母知道他推掉這份筍工,大概會打死他。

楊彬為了追尋理想,放棄絕世好工,父母知道後恐怕會很生氣。(歐嘉樂攝)

義無反顧,只因心中有一個信念。「我很希望這個行業可以發展得好一點,或大家的生活狀態可以好一點。」在台灣讀書時,他看到很多不曾在澳門看過的作品,小眾的,商業的,實驗性的,傳統的,戲劇可以與生活緊扣,折射的是台灣人的有容乃大。他大量閱讀,瘋狂排戲,即便要出錢出力,也甘之如飴,而得到的回饋是,每個作品至少都可以做十場,從生疏到入戲,從抽離到與觀眾互動,他感受到劇場的感染力。這種生態在澳門幾乎不曾出現過,三個月排一齣戲,一個星期合成,一個周末的演出,演員在速戰速決,在爭分奪秒中為作品劃上句號。

曉角每年向文化局申請資助,過去一般獲批兩、三個項目,但在楊彬回來那幾年,製作量突然大升。4月底公布資助金額後,團員急忙籌備演出,到第一個作品公演,已是6月,他們要趕在年底前消化所有資助,「真係好chur。」在香港做一個製作,台前幕後連前期準備工作,約需80萬元,但澳門的製作一般只批20萬元。這時他便要找贊助,向其他政府部門及社福機構叩門,或將畫圖、製作、管理服裝等崗位合併。而作為演員,演出一個接一個,沒有空間思考,不利個人成長。

他說,這裏的機會多到難以消化,但未必是一件好事。「大家都很疲倦,會諗我到底在做些什麼,會不斷天人交戰。」

主攻武丑的袁一豪是澳門少數學京劇的年輕人。(歐嘉樂攝)

常為生活奔波 難免影響創作

自由身演員袁一豪也有類似的想法。

他在中學時期參加劇社及比賽,畢業後報考香港演藝學院、台灣藝術大學的戲劇系,全都失敗,只獲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錄取。他不曾接觸過戲曲,但戲曲作為表演藝術其中一種類型,他認為可以了解一下。「我覺得很有趣,傳統戲曲與現代戲劇的關係,對於表演者的訓練、表演狀態等,兩者原來有緊密的連結。」大學二年級,他轉讀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專攻京劇。

在未讀大學之前,他曾接受過不同的戲劇訓練,有西方的,有美國的,但這些訓練讓他有距離感,「我跟他們(西方人)的體格不一樣,許多在這個體格前提下的訓練都不太適合亞洲人,語言、呼吸習慣都不一樣。當將他們的訓練系統轉移到自己身上時,我覺得不太對。」他說,戲曲看起來與現代劇場差異很大,但在訓練上,許多元素都貼合東方人的特質,譬如聲音、身體節奏等。

主攻武丑的他,在短短四年惡補戲曲知識,透過模仿、練習,慢慢跟上同學的節奏,學了《三岔口》、《搖錢樹》、《孫悟空》等劇目。台灣有一個主打新派京劇的國光劇團,但澳門是連京劇演出都少之又少,「我大概是唯一一個學京劇的澳門人吧。」他指着自己笑道。

袁一豪亦有參加《鏡花轉》演出。(曉角提供)

比起參與傳統京劇演出,他說自己的興趣在於京劇與現代劇場的融合,這幾年,他亦在做嘗試,譬如加入台灣野孩子肢體劇場,將京劇、默劇、話劇共冶一爐,提煉出豐富的視覺效果。而澳門導演也喜愛找他合作,在劇場中加入戲曲元素。今年3月,滾動傀儡另類劇場改編魯迅作品《藥》,袁一豪在演出中加入戲曲動作、唱腔、唸白,詮釋道士賣血饅頭一幕。「一般人睇京劇有時會睇唔明,我嘗試將它轉化成顯淺的元素,強化某些象徵。觀眾也想要創新,他們的閱讀方法不一樣了,用兩三個小時來閱讀一部經典作品會覺得悶,以創新、貼地的方法呈現議題,接受度會更高。」

作為自由身演員,他現在的生活是,早上到學校巡演,下午排戲,晚上排另一齣戲,中間不斷開會,「好分心,但要一直做才能維持生計。」不投資不買樓的話,收入尚能養活自己。排一個作品需時約兩個月,演出的收入僅是正常文員的月薪,在排戲的過程中,演員須接一些零碎的工作,難免分心。「排完一齣戲,沒有時間消化便要去排另一齣戲,有時甚至同時排兩齣戲,對一個表演者或創作者的發展很不好。」

不欲一團獨大 彼此都想更好

近年,許多澳門年輕人選擇到台灣修讀戲劇,台灣劇壇儼如澳門新一代劇場人的搖籃。這與政府的資助有關,更大的原因在於台灣的劇場環境多元,充滿活力,令年輕人嚮往。「我想去遠一點的地方看一看,香港很近也很貴,在台灣,一年只需兩萬多(港元)學費,生活支出也少。」求學期間,楊彬讀大量雜書,看舞蹈看展覽,這些古靈精怪的作品帶給他全新的感受,或許未必有商業價值,卻讓人大開眼界。畢業時,他想過留下來,最終找上他的卻是澳門的劇團,似是冥冥中注定。

袁一豪的想法是,趁着青春走多一步,無論是為自己,還是行業。「如果想舒服一點,當然可以不做,但劇場生態是需要培養的,不能說累了便不做,這樣的消極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不開始發展,沒有人知道劇場,那劇場終會消失。」

他說,澳門沒有小圈子,大家每次拿到資源,都不顧一切做最想做的事情。澳門也少有派系之爭,劇場工作者有着不同的學院背景,學生從台灣、香港、新加坡、內地、德國、法國、英國歸來,彼此對不同體系的接納度很高,「我們想一起去建立生態,而不是一團獨大,大家都想生態變得更好。」

資深演員黃栢豪對目前澳門劇場的速食狀態感到憂慮。(歐嘉樂攝)

劇場大爆發 反帶來隱憂

與楊彬及袁一豪兩位年輕人不一樣,黃栢豪對當下戲劇生態的轉變不太樂觀。黃栢豪在中學時期接觸戲劇,大學考到香港演藝學院,礙於經濟原因,留在澳門讀電機,閒時到學校帶話劇組、演戲。「澳門就是這樣,參加業餘劇社,有前輩帶着你、教你,學了一點東西,又去教後生仔。」畢業後,他演戲、教書,儲夠錢便到台北進修表演,是第一代到台灣讀戲劇的澳門人。

近年,年輕人紛紛朝學院、專業化方向發展。「澳門過去一直都由業餘劇社撐起業界,近十年才有小小轉變,作為經歷過這兩個時期的人,會思考這種專業化是不是好事。」他若有所思地說。

新人湧現,為沉寂的行業帶來火花,但「這段時間產生的東西不是最好的,提升了量,但在質方面不太穩定。」他笑指,以前的人有一股餓氣,可能一年只有一兩個演出,所以每次參與都會抱着很大的熱情。四五年前文化局加大資助,演出量攀升,新劇團湧現,他跟楊彬和袁一豪有相同的疑問:「你會問自己到底是否還愛戲劇?你會否喪失了原本做戲的狀態?」他續指,一個地方原本很窮,突然變得很有錢,這些錢就會用在很奇怪的地方。「劇場大爆發,對生態是否好呢,真的可圈可點。」

作為在行內打滾多年的演員,他早已過了瘋狂接演出的階段,他希望政府可以從根本上提升文化的價值。「澳門總是這樣,大家只知道錢,其他都不知道,但這不僅是文化政策問題,是整個政府都認為錢可以解決問題,沒有任何思考。現在最大問題是,文化絕對比不上醫療、教育,文化僅僅是你吃飽了才會做,不能跟教育、醫療、社福相比,所以一日未去到這個級別,它的價值都不會被釋放出來。」這大概不只是澳門的問題,整個華文圈都有同樣的迷思。

中生代舞者洪振宇在澳門打滾多年後,決定以街舞為起點,慢慢發展現當代舞蹈。他的故事如下:【澳門劇場.四】為了推廣現當代舞蹈 他開設了一間街舞教室

上文節錄自第17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15日)《澳門劇場:伺機蛻變》專題報道中的《推手尋道求變 用汗水撐起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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