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婉雯專訪.二】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個時代 瑣碎中呈現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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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塵記》一書中,以社會運動為背景的還有《陌路》及《拘捕》兩篇小說。《陌路》說的是主角夫婦和朋友利貝嘉在雨傘運動後的不同反應和抉擇;《拘捕》則是哲學教授褚在佔領時期與學生之間的故事。從人物設置上看,兩篇小說的主人公都是她的「同齡人」。他們分別代表了兩類人:一類是對運動冷眼旁觀,在運動爆發後收拾行李移民的「精緻利己主義者」(利貝嘉);一類是自覺對年輕人有所虧欠,因而有所行動的人(妻子和教授)。

承接上文:
【張婉雯專訪.一】我城空轉虛耗 無力感瀰漫 文學成最後避風港

《那些貓們》是張婉雯的首本中篇小說集,過去的作品多是短篇。(吳雅倩攝)

生於黃金年代 中生代的反省愧疚

作為70後,張婉雯成長於香港的「黃金年代」,社會欣欣向榮,就業、住屋和管治都沒有太大問題,城市充滿了活力。「我們那時畢業,去完旅行才回來找工作,大家都是這樣,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張婉雯自覺他們這一代人很幸運,「但現在的年輕人面對的競爭太大,不易找工作,就算找到工作,待遇也不理想,樓價又貴到飛起,如何努力也追不上樓價,申請公屋又沒你份。」

「這個社會對年輕人未必公平,有同代人指斥年輕人為『廢青』,但卻沒想過兩代人之間的先天條件極為不同,這是完全不合理的評價。」張婉雯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了二十年語文導師,相較於同齡人,她和年輕人走得較近,也較理解他們的想法,知道他們的難處在哪裏。《陌路》裏妻子的那一句,「若靠我們能改變這個社會,學生就不用押上自己的前途了」,顯然也是張婉雯的心聲。

近年發生的社會運動,赤誠的年輕人總是衝在最前,她既欽佩又內疚:「以我的性格、年紀、體力,我無法站在第一排向前衝;但你要我做一個鍵盤戰士,犬儒地縮在一邊看,我更加做不到。作為一個中年人,我能做的就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盡力去做—和人傾談、寫文章、嘗試去理解和幫助(他們)。」

張婉雯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了二十年語文導師,相較於同齡人,她和年輕人走得較近,也較理解他們的想法。(吳雅倩攝)

除了中生代的自我反省和內疚感,小說的部份角色也呈現了行動目的不夠純粹的一面。例如《陌路》的妻子組織義工活動,總是將自己擺在「高人一等」的位置,居高臨下地幫助他人;在《明叔的一天》中,教會裏的王傳道雖然是出於善意而打電話關心大病中的明叔,但卻流於自說自話,並沒有打算聆聽明叔想說什麼。

張婉雯刻劃這些人物的側面,多多少少是有意為之,因為她早期參與社運時,也會有這種不真誠的時刻——她稱之為「人群中拿着揚聲器指揮一切的虛榮面紗」;然而,這種處理手法並不影響故事自身的邏輯發展,反而塑造出更立體的人物,也讓小說顯得更加真實。

在張婉雯看來,不管是參與社運或寫作,對自己真誠都是最重要的。她說,真誠不是非得要將自己的傷疤揭露給別人看,「但起碼你要清楚自己的局限在哪裏,要知道自己軟弱和邪惡的一面。」她從社運的最前線往後退,亦是為了關注事件中不同人的反應和心態,「寫小說不能忽略人性複雜的一面。我不能將自己的小說簡化成立場的宣示和思想的指導。」

所以,張婉雯的小說雖不乏以社會運動為背景,但那也僅僅是作為背景而已,如果說運動發生的那一刻是海面上可見的冰山,那她真正要敘述和挖掘的,則是冰山下潛藏的巨大塊壘。「衝突本身是一件事,它如何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從長遠來說,這個影響可能更大。」

在張婉雯看來,不管是參與社運或寫作,對自己真誠都是最重要的。(吳雅倩攝)

人生是柴米油鹽 瑣碎中呈現人性

從2004年出版個人第一本小說集《甜蜜蜜》以來,張婉雯有十多年沒有再結集小說出書,原因是「數量不夠」,她形容自己的寫作狀態是「勤而不快」,但正因為慢帶來的冷靜觀察和耐心沉澱,她得以將現象背後的暗湧細細勾陳出來。張婉雯說,寫作《甜蜜蜜》時還比較年輕,所以內容多是「混亂的情緒和成長的掙扎」;隨着年齡增長,她的目光不再放在自己身上,筆下更多是別人的故事,而這些故事,是你、也是我的日常生活。

「香港人的生活就像倉鼠,你需要不停地跑,不停地跑,根本沒有時間去想下一步的事情。」張婉雯不想被生活擊倒,也不想放棄她喜愛的寫作,她在2012年一篇題為《一個得獎者的懺悔書》的文章寫道:「每天一千字,一個月下來就有三萬字。參加比賽或勝出與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我想看看自己能否成為一個有紀律、有毅力的寫作者,在營營役役中的生活掙回一點自主的能力。」這一年,她憑藉《潤叔的新年》獲得第25屆聯合文學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

《潤叔的新年》收錄於《那些貓們》,小說寫的是殯儀仵工的故事,這群人各有各的身世來歷,默默做着華人社會最忌諱的工作,見慣世間的最後一程。這種涉及生死和特殊行業的題材明明有很多元素可以渲染,張婉雯卻都一一避過,「不灑狗血」、「不坐雲霄飛車」,轉而選擇用較傳統的寫法,刻劃出「生活瑣碎中混沌不明的事情」(台灣作家朱天心語)。「對大部份人而言,人生其實沒有很戲劇化的事情,大部份都是柴米油鹽等瑣碎事,但是在這些瑣碎裏,同樣呈現出各種人性。」張婉雯說。

還原人的立體面貌和人性的層次,一直是張婉雯的寫作核心。她不斷強調寫小說不能忽略人性和情感,「不論你筆下的人物是一個好人或衰人,其實都是一個人,而人都有人性,再好的人都有不好的時候,再壞的人都有良心震顫的時刻。人是複雜和混沌的。人不是總是那麼清楚的,也不只有一個立場。」

「喜歡寫作,關心動物」這八個字,是對張婉雯最簡潔又最準確的概括。(吳鍾坤攝)

不論你筆下的人物是一個好人或衰人,其實都是一個人,而人都有人性,再好的人都有不好的時候,再壞的人都有良心震顫的時刻。人是複雜和混沌的。人不是總是那麼清楚的,也不只有一個立場。
張婉雯

看見,然後寫出來

於是,在張婉雯的小說世界中,我們看到既輕盈又沉重的一面:「輕」的是小市民不動聲色的生活場景,「重」的是人生中一個個艱難的抉擇和幽微的人性。這不期然讓我們聯想到張愛玲,她在《自己的文章》(1944年)中談了對寫作的看法,認為「人生飛揚的一面」是「浮沫」,只存在於特定時代;「人生的安穩」則是底子,有着永恆的意味,存在於一切時代;而好的作品在於以「人生的安穩做底子來描寫人生的飛揚」,「沒有這底子,飛揚只能是浮沫」;她還說她筆下的人物「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而且張愛玲相信,「他們雖然不過是軟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

在張婉雯身上,張愛玲的影子是如此強烈。然而,張婉雯畢竟不是張愛玲,在她的小說中,有一個重要角色是張愛玲和陳映真的小說裏都難見的。這個角色就是動物。張婉雯的新書《那些貓們》以貓命題,不少人看書名以為是以動物為題材的小說,其實並非如此。動物的描寫在書中的不同小說裏雖然都佔了一定篇幅,有時甚至以動物串聯起人物和情節,但張婉雯呈現的並非動物的世界,而是「人和動物」共處的世界。

在張婉雯的小說中,動物是一個重要角色。(吳鍾坤攝)

她甚至不是刻意設置動物這個角色。「城市裏本來就有各種各樣的動物,關鍵在於你能不能看見牠們。如果你能『看見』,牠們其實是無處不在的。」她筆下的貓不是隱喻、不是擬人,貓就是貓,牠們只是和現實一樣出現在故事中,與人共處,互相接納。張婉雯的小說被稱為「寫實」,大抵也是這個緣故:看見,然後寫出來。

上文節錄自第17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15日)《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個時代 張婉雯: 衝突之後,我們會回到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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