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苦.五】反修例示威現場:一個社工對政權的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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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月26日包圍警總的示威中,有那麼的一幕讓人記憶深刻:一個揹着紅色背囊,穿着白衣,沒有口罩沒有頭盔的女子,就這麼面對白衫督察張開雙手,一邊勸警員離開,一邊又勸她身後的青年離開。她,便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總幹事許麗明。

對於青年如斯勇往直前,她說不希望媒體聚焦在青年,只因這等同把責任推卸在他們身上,壓力也會倍增。對於政府,在2014年佔中時也熱切參與其中的她說,社會一直在進步,只有政府,只有當權者不斷倒退。

許麗明(左)在示威現場阻止警員與年輕人衝突。(余俊亮攝)

「不要把所有焦點放在年輕人身上,他們真的會有很大壓力。」聽許麗明的語氣,是眼看青年被逼長大的心痛感。「所有人都說青年人很辛苦……今次不同佔領運動,佔領有留守的場地,每人若需要支援隨時身旁便有人。」許麗明比較2014年的佔領運動與今天,她解釋,每個示威者各自回家後,或是面對四壁,或是面對不理解的家人,身邊缺了可分擔壓力及無力感的「戰友」,在這種情況下,人的情緒很易往負面方向走,壓力也因而增加。

真的,我是不想把責任放在青年身上,大人也要有自己該負的承擔,我們(成年人)要做的是明白他們丶聆聽他們。

特別是,當從新聞看到官員不置可否的回應,心裏或覺得那些才是應解決問題的人,到現在一刻仍然選擇冷處理,投入運動的都會沮喪,都會產生很大的無力感。許麗明再說了一遍,「真的,我是不想把責任放在青年身上,大人也要有自己該負的承擔,我們(成年人)要做的是明白他們丶聆聽他們。」

作為社工,作為情緒支援者,許麗明與同工最近常常收到「求救」信號,但這些信號非來自有意尋死的人,而是他們周遭的朋友,「在現場,(示威者)若發現不開心的朋友,也會叫社工去幫忙……如果他們發現有人『出事』,他們會立即聯繫搜救隊。」有一次是深夜時份,當所有社工都在休息的時候,又有人「出事」(企圖輕生),青年便自發去找,不斷找不斷找,終於找到時,許麗明便一直用電話教他們如何處理,如何安撫對方的情緒。最後,成功救回一條生命。

6月15日,一個穿黃雨衣的男子在太古廣場墮樓,現場有他掛起的橫額,寫著「反送中」及運動的五大訴求。(余俊亮攝)

社會福利署早前向旗下的社福機構發信,指因應近日社會氣氛,歡迎機構就此撰寫關於增加青年情緒支援服務的建議書,署方會提供額外的支援。許麗明身處的社總就此發出回應:「政府實際上拒絕回應青年人的核心訴求,令青年人感到絕望,卻將責任轉移至本身有恆常工作的同工身上……我們認為社署高層應已知道,抗爭者的訴求清清楚楚,政府毫無迹象作出制度上的回應,這只會讓人更感絕望,把絕望的年輕人再推向更黑暗的深淵。社署高層更要做的,就是向政府施壓,叫他們直接回應訴求。」

訪問的前一天,正是有防暴警察手持長盾,深宵到大埔「連儂牆」撕走有警員個人資料的單張;政府多次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訴求,只強調目前的監警制度足夠,推搪了事。

社會一直愈來愈強壯,但政府是一直倒退。

「社會一直愈來愈強壯,但政府是一直倒退。」在許麗明眼中,社會強壯在於今次的遊行成功做到社區總動員,不再局限於過去只有一小撮人熱衷運動,示威者之間對「行動」有商有量,即使在沒有大台的情況下,仍能在示威現場有討論的空間,示威者之間互相支持丶配合,然而,政府的倒退在於不解民情,不接受人民的訴求,只聽偏向自己一方的意見。

「我去看整場運動,不是看政府有做到什麼,而是看我身邊的人做到什麼……青年互相愛護,真的是一班很叻的年青人。而我想做的事情是想告訴青年人,他們已經很厲害了。」

青年向社會發出重重的怒哮,對於當權者期望以溝通和解,他們不以為然,這是一種對政權完全失望的表態,也是對政權發出的災難性警號。社會對立,誰才是在青年身上刮下一道道傷疤的始作俑者?

上文節錄自第17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2日)《六月浪潮—示威現場 他們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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