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開放信任 回歸後香港核心價值變調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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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及,項敦榮認為港英時代在大多時候都不如現在的政治體制來的民主,而港英後期之所以會有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大多起因於中英角力之下,英國為了施壓與談判所需之下所為的判斷。且與多數人追求雙普選的想法不同,項敦榮反倒認為在資本壟斷的情況下,落實雙普選可能造成香港政治更加混亂。而Kevin與Taurus雖也認同港英時期並不完全民主,但對於香港政府的自主性,以及最關鍵的核心價值:「自由、開放、信任」,他們認為現今已完全變了調。

承接上文:港英時期更民主? 90後博客:回歸後政制比較進步

「五十年不變」的資本巨獸

「香港的經濟、政治體系是由大資本財團壟斷的,但這個壟斷體系又是《基本法》裏『規定』的—香港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它『規定』了香港社會價值的保守、不採取全面的政治選舉,好讓這些保守的資本力量進行壟斷—這也是殖民主義產生的畸形的社會體系。」項敦榮表示,很多人以為只要有了選票,政府自然就會聽取民意,然而,該想法顯然忽略了港英所遺留的壟斷體系—大資本財團對政權的控制能力。

「現在的資本家還能通過選舉委員會、功能組別等方式,光明正大地操控政治,這也是維繫資本主義體系的必須手段。當廢除功能組別、廢除提名委員會後,大資本就不操控政治了嗎?它還是會,而且會用更被掩埋、更不明顯的手法,比如買票、賄賂和說客政治,政治就會變得更骯髒、更難以反映民意,而且他們還會透過傳媒告訴你,『這樣的政治就是你們想要的最好政治』。」他表示,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權的構成是反映社會經濟力量的平衡。在大資本壟斷經濟的情況下,要求大資本不能操控政體,是違反邏輯且緣木求魚的。

對於香港人所追求的真普選,項敦榮有不同於一般大眾的看法。(資料圖片 / 李澤彤攝)

項敦榮認為,香港人的憤怒很多時候投錯了對象,或被引導到錯誤方向,例如大家不應該仇恨政府或是警察,而是那些操控香港社會的大資本。「但他們沒有去包圍資本家,網上甚至有很多討論,說太古廣場最近對參與抗爭的示威者很照顧、說『太古廣場是香港人的商場』,其實它們才是你們要抗爭的對象,是它們控制了香港政治!你說這不是很諷刺嗎?」說到此處,項敦榮略顯激動又抱着幾分無奈。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體系當中,有些東西只有在經濟景氣的環境下才能提供,但香港當下的情況,要怎麼才達成理想的社會?可能需要一場社會革命,一場真的要打倒大資本的革命,但有沒有可能實現?不可能,因為這要推倒《基本法》系統和香港政府。如果你認為,香港不可能出現經濟革命、中央也不會允許,那你就應該認清政治現實,在現實允許的範圍內,進行你所要求的改革,或者爭取你想要的改革。」

太古廣場在抗爭期間的作為備受示威者推崇,但項敦榮認為,這些大資本才是真正影響香港政治的主因。(賴雯心攝)

項敦榮認為,2014年人大「831框架」雖由提名委員會決定特首候選人、即無法根除大資本對政治的控制,但因為特首需要同時向大資本和普羅選民負責,而前者必然會提名他所能夠接受的人選,如此一來更容易使大資本認同一個有為政府所提出的社會改革。

「但很多年輕人難以接受這樣的妥協吧。這也把唯一可能進步的選項抹除掉了,很可惜。」項敦榮苦笑道。

Kevin和項敦榮對民主的理解不盡相同,但他們也同意,英殖香港並非十分民主;不過他們亦強調,港英政府的連串改革,確實開啟了港人對民主政治的追求與想像。

「我不認為港英時期是完全的民主,但它啟發了香港人,讓我們有較平等的機會去選擇我想要的人。我們經常說,如果這條路是我自己選的、今天發生的事情是我親手選的,那是我自作自受。但很多時候不是這樣,我根本沒有選擇,被迫走上這條路。」對於示威者在立法會掛上港英旗,Kevin認為,那不代表大家懷念英國統治、香港人不認祖歸宗,而代表着嚮往一個良好管治的時代,以及香港人所認同的價值。

什麼是香港人所認同的價值?Kevin說是「自由、開放、信任」,但都已變了調。

不少人認為,自從回歸後香港的自由範疇越來越被緊縮,甚至有遊行人士舉出「奠自由」的白布表達不滿。(陳康智攝)

「什麼是自由?我舉個例子,以前別人問我父母是哪裏人,他們只會說『我是香港人』,而不會說『我是英國香港人』;現在呢?香港和廣州經常有足球比賽,電視上顯示一邊是『廣州』,一邊是『中國香港』,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廣州不用加『中國』,但要硬生生把它塞到香港頭上?」Kevin強調,「我是香港人」的說法並不代表「港獨」,而純粹是「身於何處」的表達,但現在卻不斷被那些思想和話語壓迫。

Taurus補充:「這就是自由,就是我有不表態、不做的權利,但我們現在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在要求我們表忠,好像不這樣做你就是反動、就是不支持祖國,香港人表態與不表態的空間好像愈來愈小了。」

從2003年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2012年反對國民教育科,到今年反對《國歌法》立法及反修訂《逃犯條例》的風波,或許不難理解Kevin所說的「自由」是什麼,以及香港人面對「自由」被緊縮後所感受的焦慮。如果說,《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及《逃犯條例》的修訂,反映香港人擔心的是言論表達後面臨的不利處境,那麼反國教和《國歌法》,則是讓大家擔心連「不表態」的自由都將喪失。

「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幟亦出現在遊行隊伍之中。(余俊亮攝)

由此不難看出年輕人對香港喪失獨特性的擔心。或許就如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預言,「香港的明天取決於兩種速度的比較,一種是『香港大陸化』,一種是『大陸香港化』,哪種發展的速度快,將決定香港的未來」;而面對內地急速崛起並推出各種中港融合政策,在香港人看來,「香港大陸化」 的速度來得更快一些,年輕人對「香港淪為中國一座普通城市」的焦慮尤為強烈。

港督比行政長官更有自主性?

內地因素對香港的影響愈深,香港人對政府的信任度似乎就愈低落,不少人甚至以為,港府「一切惟北京是瞻」,缺乏獨立自主,比殖民政府更不為香港人利益着想。

許多香港人擔心,回歸過後中港融合的政策,將造成「香港大陸化」的結果。(資料圖片)

「以前的香港是殖民地,它不是英國的一部份,但有時候英國港督卻會以香港利益優先,甚至跟倫敦對着幹。我不會天真地定義他是真心為香港好,港英政府在香港是小眾,他的統治階層可能只有5%,華人仍人香港的最大群體,而他們會為了power balance去聽華人的意見,以本土利益獲取社會支持。」

在Kevin看來,英國雖是殖民者,但統治方式有其藝術性,不是單純剝削或擷取利益,而是播下種子經營,當種子長成果實,也就強壯了香港;而如何妥善管理殖民地,又讓英國獲利,是港督最大的責任,當中麥理浩的社會改革,確實為香港發展帶來黃金期。

「港督是英國王室代表、是殖民地統治者,你不能輕易撼動,但他可以做很多最符合本地利益的彈性政策。現在呢?特首敢去對抗中央嗎?他連自己說他不幹了也不行。」Kevin無奈地做此結論。

Kevin認為,現在的香港特首不敢違逆中央,許多政策並為顧及香港本土利益。(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對此,學者鄺健銘所著《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一書也曾提及,由於英國需要管治全球殖民地,難以事事關切香港事務;至二戰過後,英國又忙於應付內憂外患,所以港督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不會事事跟從倫敦旨意。例如,1956年「雙十暴動」過後,英國原本考慮放棄香港,但遭時任港督葛量洪強烈反對;至六十年代,時任港督戴麟趾更曾因「有太多來自倫敦指手畫腳的事情」而深感不滿,甚至威脅辭職。

Kevin感嘆,香港脫離殖民回歸祖國,但「港人治港」二十二年的結果,卻反而讓人覺得特區政府沒有以港人利益優先,「我們只是中國的一部份,要配合中國發展。不是說這樣子不好,但很多時候香港的付出跟收穫不成正比。」他質疑,港府斥巨資興建高鐵、打造沙中線,承建商或分判商剛好都涉及中資,而該工程也都被批評質量欠佳。

沙中線爆發醜聞,不只令市民對政府施政能力失望,也對工程品質產生疑慮。(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還有香港人很在意的土地、水貨客、醫療等問題,我不能說這些都是內地人的錯,但這確實是其中一個原因。」Taurus批評,特區政府沒有考慮香港的承受能力,但在過去二十年內開放約70萬名新移民來港,導致本地資源供不應求。

「那背後的agenda就很明顯了。」他們認為,特區政府絲毫不敢違背中央政府旨意,未把香港的前景放在第一位,也造成許多攸關本土民生的政策進退失據、民怨不斷,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信任也越來越薄弱。不過,項敦榮卻認為,這些感受未必符合真實的情境。

上文節錄自第17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9日)《從英殖香港到中國香港 年輕人心中的香港變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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