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黃金年代」背後 充滿陰影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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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及,許多年輕人認為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不只是開放較高、自由範疇較廣,就連政府的獨立自主性,都比現今港府來得更強。而房價高漲、水貨客橫行、醫院爆煲等民生問題,歸結於港府事事跟緊中央步伐,大力推行中港融合政策,反而罔顧香港本土利益所導致的惡果。但90後出生的博客項敦榮,卻認為現在香港言論自由的程度,以及民生政策的落實,其實都已比殖民時期來得更好。

承接上文:自由開放信任 回歸後香港價值變調了嗎?

「現在言論自由的程度比港英好很多。」項敦榮舉例,香港人可以公開指摘、諷刺行政長官,但在英殖時期,如果有人公開指摘港督,或會被警察「政治部」調查。

「我們現在沒辦法調查『政治部』的實際作為,因為所有檔案在回歸前都被銷毀,所以香港不能像德國統一後一樣,可以到檔案館看自己以前被調查的情況,這也是構成『神話』的一部份。香港人看不到港英政府的鎮壓系統如何運作,因為沒有證據,很容易相信港英很自由的神話。」項敦榮認為,歷史上所有政權都有服務市民的一面,也有國家機器壓迫人民的面向,這是不可迴避的政治現實,港英政府自然也不例外。

在電影《寒戰2》中,反派首腦團隊便有部分成員出身自前警察政治部。(《寒戰2》劇照)

1934年設立的「政治部」,架構上隸屬於「皇家香港警務處刑事部」,但實際上是英國安全局設立的「駐港分局」,除了進行對中國的諜報工作外,也會監控可能造成管治危機的社團組織或國共黨員,一旦認定調查對象有顛覆或危害政府之虞,或會遞解出境。例如著名左派人士、華人革新協會莫應溎,便是政治部長期調查跟蹤的對象,在1952年發生「三一衝突」過後,遭港英政府遞解出境。

由於特殊的任務需求,政治部可說是最富神秘色彩、執法權力最大、也最令人聞之色變的政府管治單位。然而,隨着香港回歸在即,港英政府於1995年解散政治部,並將所有敏感的秘密資料全數銷毀或運回英國,曾服務於政治部的華人也獲安排移民英國,享有優渥的退休待遇,部份則直接轉入廉政公署。有關政治部的工作內容與行徑,也在解散後被紛紛出版成書,或成為電影創作津津樂道的題材。

1995年警察政治部解散後,部分華人成員被安排移民英國,有些則轉往廉政公署任職。(資料圖片)

黃金年代背後
充滿陰影的社會問題


「此外,大家覺得特區政府做得差過港英政府,那要先檢證一下事實,以前的港英政府做了哪些事情,是現在政府沒有做的?譬如與年輕人攸關的青年政策,港英有沒有青年政策?如果有的話也是『六七暴動』之後,他們發現香港完全沒有青年政策,為了避免社會矛盾加劇,才開始推行一些擴大教育、青年活動政策。但他們並沒有比特區政府多做些什麼,純粹是當時社會、經濟環境有利於青年發展。」項敦榮指出,港英政府頂多是每年頒發幾個傑出青年獎,就連中學頭三年的義務教育,都是在聯合國的多方勸諭下才開始實施,對香港的青年問題並未投放太多心力。

無可否認的是,港督麥理浩十餘年任期內,確實推行了大刀闊斧的社會福利及改革政策,其中包括十年建屋計劃、興建公立醫院、發展地鐵、紅磡海底隧道等大型公共建設,時至今日仍影響深遠,也成為香港人「反觀」現今港府施政無能的最佳寫照。

1967年5至12月爆發六七暴動過後,港英政府也開始著手香港社會的政策改革,已解決累積已久的民怨。。(政府新聞處圖片)

項敦榮指出,當時信奉大有為政府的社會民主主義抬頭,而麥理浩與英國工黨關係良好,而身為左派政黨,工黨期望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於是公營醫療、公營房屋等政策也被引入香港,藉此處理「六七暴動」之後的人心浮躁、矛盾叢生。

「但是,港英政府從來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就算受到工黨影響,公營服務水平仍然欠佳。被視為黃金時期的八、九十年代,屯門的公營房屋宛如歐美的貧民窟,罪案率非常高;九十年代前屯門區沒有一所醫院,出了事只能通過擠滿車子的屯門公路,送往荃灣或是九龍救治,而僅有的公營醫院就像戰區一樣躺滿了病人,醫護人員完全不足夠……這些都是九十年代香港的一部份。」

香港電台1985年播放的《鏗鏘集:葵涌黑點》,記錄了舊葵涌邨公屋的居住環境—相當擠迫,公共廁所內骯髒不堪,煙頭、垃圾積滿地面。由於屋內空間過於狹小,許多青少年都到邨內的公共空間嬉戲,但那也成為黑社會延攬新血的好地方,全邨42座樓房中,就有39座受到黑社會控制;白天雖有警察在街道坊間巡邏執法,但一到晚上,沒有良好防護設施及管理員的公共屋邨,便成了魑魅魍魎滋養犯罪的溫床。

舊葵涌邨的居住環境擠迫混亂,與今日模樣差別甚大。 (梁銘康攝)

除此之外,在那個經濟騰飛的時代,香港也發生了多起震驚社會的大型搶劫案,持有重裝火力的搶匪打劫珠寶店、金行的事件層出不窮,在1994年發生的太古大廈金輪錶行劫案,匪徒更持手榴彈,並有路人在歹徒與警察槍戰時受流彈波擊身亡。此一時期治安不佳、社會動盪的一面,也成為許多香港電影取材創作的根源。

1983年首播的《鏗鏘集:白衣天使》,則呈現了伊利沙白醫院逼爆的窘境。由於公立醫院資源有限,導致病人過度集中,但醫護人手和病床數量嚴重不足,院方只得在走廊、廁所增設病床,護士要抬着帆布床穿梭於病人和走廊間,其混亂程度猶如戰地醫院。

「反觀特區政府,雖然奉行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導致從殖民時期至今,政府都缺乏對香港的長遠規劃。但從回歸至今,福利開支已經增加了200%,全世界有沒有哪個地方的福利開支能在二十年間增加這麼多?我想應該很難。更何況香港是在保留自由市場的同時,去維繫極為龐大的公營醫療、房屋、教育體系以及社會綜合援助,相比港英,特區政府肯定更像是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

只是,在社會、經濟及外在環境早已不斷變遷之下,儘管港府大幅增加社會福利開支,但港人仍然面臨物價、房價飆升、土地供應不足、產業結構單一、階級流動困難等問題,且棘手程度並不比港英的窘境輕微。在民眾追求的生活品質與價值理念已不可同日而語時,面對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若政府的作為持續讓市民無感甚或「反感」,港人必然不會因為政府的開支比過去更多,便認定政府的表現比以前更好。

僅管港府福利開支增加,但實際的政策執行及效果似乎並未取得民眾認同。(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項敦榮認為,社會確實還有很多問題未解,但港英一去不復返,香港面對新問題時,不應該回頭呼喚以前,而是思考如何改進當下。

上述三位「90後」的年輕人,同樣對香港歷史有濃厚興趣和豐富認識,但面對「以前的香港」及「今後的香港」,卻抱持不同的認知角度;或許,在不同的背景下,每個人面臨的難題與追求也不同,年輕人心中也都有自己獨特的答案。而前文提及的學者鄺健銘也認為,香港人「懷念以前香港」的想法,其實與世代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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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29日)《從英殖香港到中國香港 年輕人心中的香港變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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