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物質主義」世代 追求比溫飽更高的價值 也需要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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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影響自己的生活」,一個理所當然又似是而非的講法——什麼事情對人有影響;人能否察覺這是影響;察覺這個影響後會否導致人去行動——是三個相關但又可以分開研究的題目。阿Gum給出的對比是他沒有特別留意政治,但會看新聞——「就當新聞咁睇」——但還是沒有令他覺得政治是與他有關的,「不算是特別貼身」。

承接上文:難忘黃衣男墮樓悲劇 政治冷感青年為何上街?

聊着聊着,阿Gum自然提到理論上更加貼身的買樓問題。「如果要我花時間去儲錢買樓,要煩惱怎樣處理的話……其實我想說的是年輕人是有能力儲錢買樓的,你不要去想私樓,雖然你會說抽居屋要很久,或者輪候公屋要很久。事實上你曾在地產業工作就知道,基本上你買400萬元以下的單位,政府准許你做九成半按揭,即是說銀行是會批給你。你再慢慢供,你自己一個人當然麻煩啦,你兩個人去供其實不算是一件難以登天的事。我會覺得我是好貼地去想。第二就是看你有沒有需要。我個人在這個問題上會比較實在一點。我不會特地去想為什麼沒有能力買樓那些問題,最重要你自己夠堅持。」

情感總是真實的,爭議的重點在詮釋情感的框架。我們可以不明白為什麼阿Gum覺得一個人的死帶給他的衝擊會這麼大,但「心悒」是他真實的表述,只是為什麼?阿Gum和我們都同意社會的政治經濟問題同樣是真實的,但因為這些問題走上街頭的年輕人卻比狹義的民主運動少得多?為什麼年輕人會覺得後者比前者更「貼身」?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些其實很物質的後物質青年呢?

愈來愈高昂的樓價,是其中一個讓青年覺得未來沒有希望的原因。(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成長於「中環價值」下
對個人與社會各有訴求

在學院裏,有關「後物質主義」的研究和討論都經常追溯到美國政治學家Ronald Inglehart。他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發表了一連串關於西方發達工業社會的研究,這些研究紛紛指向一個結論:年輕世代出生和成長於物質條件豐富的環境中,所以會比他們的父母輩更加傾向追求後物質價值,例如強調民主、思想和表達的自由、環保、保育等等。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和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鄧鍵一的追溯,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後,媒體中開始慢慢出現「後物質主義」這個字眼,用於解釋香港的管治問題。及至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一連串保育運動,後物質主義就成為一種頗主流的講法,去解釋關注保育問題的年輕人,亦即第一群用「本土行動」這個名義組織社會運動的80後。

到了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香港社會驚歎於80後對保育甚至鄉郊議題的重視,還有他們的動員能力。當年有一個叫「中環價值」的講法,意指在中環這個金融商業中心工作的人,視經濟發展為核心價值觀。而這班成長於「中環價值」根深柢固的社會的年輕人,竟然關心起偏遠鄉間的菜園村農戶,當中有不少還是大學生。於是後物質主義就跟香港自2003年七一遊行後的社會運動一直糾纏在一起——社會經濟穩健,大家三餐溫飽有餘,香港人不再是經濟動物,我們開始追求更加抽象的、「高層次」的一些理念,一些比基本更加多的東西。

2010年高鐵工程中菜園村居民被逼遷,朱凱廸參與反高鐵運動成為菜園村關注組。運動完結後他搬進了菜園村,更落戶八鄉,得到了居民信任。(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要印證這個西方先進資本主義的理論是否適用於香港,香港的研究者通常會利用問卷形式,設計一些問題去測試不同年齡組別的市民對物質或後物質價值觀的選擇,比如李立峯就曾經兩次抽樣電話訪問了約800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通過五條四選二的問題,了解他們對香港社會未來發展目標的取態(表一)。

可以看到,每個問題的四個選項中,有兩個是比較傾向物質主義的,另外兩個則傾向後物質主義。比如說第一題,若果市民選擇「高經濟發展」或「發展基礎建設」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首要或主要目標,就算是傾向物質主義;相反,若果市民選擇「令市民在工作和社區上有更大話事權」或「令香港的城市和郊野更美麗」,則算是傾向後物質主義。據李立峯和鄧鍵一在2011年發表的《經濟發展、政治轉變,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轉向》,經過計算後受訪者歸類為物質主義者、後物質主義者和混合型。四個年齡層中,屬於混合型的受訪者佔比均過半,有趣的是,在最年輕的18至29歲年齡層中,後物質主義者大概佔了三分之一;最年長的60歲或以上年齡層裏,物質主義者則佔了三分之一。若我們看不同年齡層之間的後物質主義者的比例,45至59歲的比60歲或以上的多了5.3個百分點;30至44歲的較45至59歲的多了2.6個百分點;最年輕的18至29歲組群,後物質主義者則比下一個年齡層30至44歲多了近18個百分點(表二)。

單純地透過測試市民對社會的後物質發展傾向,會得到一個頗為正面的結果。不過,正如阿Gum的例子說明,在社會層面上傾向後物質的市民,在個人層面上很可能反而會比較現實地傾向物質主義。而因為按年齡層來比較,年輕人在社會層面上比年長的人更傾向後物質,所以這個社會層面上傾向後物質和個人層面傾向物質的對比在年輕人間特別明顯。李立峯在2014年發表的《再看世代差異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主義》基本上佐證了這個說法,這次除了問市民對香港未來發展的目標外,另外問及了市民對金錢的看法。受訪者需用1至5分來表達他們對六句陳述的認同程度,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表三)。

我們可以頗明確的看到,即使四個年齡組別對於不同面向的金錢需求都接近3,即是傾向同意需要金錢,但最年輕的年齡組別在所有問題,包括「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維持現在的社交生活」、「過更加充裕的物質生活」、「非物質的需要,例如有更多休閒或自由時間等」、「家人有更好的生活」以及「一些要金錢來實現的計劃」,都是最認同自己需要金錢的,可以說在個人層面上,年輕人是相對物質主義的。

阿Gum也是一個在個人層面上很物質但在社會層面上後物質的青年。中五那年阿Gum要重讀,發現讀書不是他想要的,他想工作,又因為喜歡對人的工作,喜歡見到身邊的人開心,就選擇了餐飲業。輾轉間,他做過薄餅店侍應、辦過網店,又曾經跟有名的新加坡菜大廚學藝,去過上海學櫥櫃設計,兼職正職之間來回,沒有一份特別合心意又特別做得長久。直至現在工作的連鎖快餐店品牌一年多前進軍香港,阿Gum與舊同事一起跳槽,現在已經快要晉升分店經理。現在的僱主因為是大公司,福利、晉升階梯等比較理想,像阿Gum現在上夜班會有特別津貼,他的薪酬可以去到接近1.9萬元。

在職場打滾六年,阿Gum回想最初工作的目的不過是想換一部電話、買波鞋、買自己喜歡的衣服,到後來搞網店就會想買樓,想買人生第一隻勞力士、第一部車。現在阿Gum覺得要找到一個平衡,收入、晉升機會固然重要,但這份工作讓他有機會學習管理技巧,容許他紋身,公司氣氛良好,又鼓勵員工發展興趣,是目前令他最開心,「可以做自己的full-time(工作)」。

「在我的角度來說,我是一個比較偏向藝術家性格的人,喜歡做的事情做得到就OK。那麼對我來說,物質的需求又不是真的去到很大。當然你說買不買到樓、買不買到車這些,我想所有人都會想要。但相比追求物質的話,我會更加想追求自己心靈上的一些東西。」阿Gum說。

繼續閱讀:一部香港社運史 書寫後物質主義?

上文節錄自第17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5日)《講了又講的後物質主義 改變社會還是脫離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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