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香港社運史 書寫後物質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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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兩個迥異的取態——在個人層面上傾向物質主義;在社會層面上傾向後物質主義——沒有根本上的衝突,但我們可以問這一個問題:為什麼在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上,年輕人的追求會出現脫鈎?如果這是因為年輕人看穿了所謂經濟發展、甚或「中環價值」根本沒向下滴流到自己的位置,所以要追求一些後物質理念,例如民主、自由、公義,那麼我們可以問,到底是否覺得政治上的民主可以解決民生問題?其次,又怎樣解釋在經濟民生問題上,年輕人的相對低度參與呢?

承接上文:「後物質主義」世代 追求比溫飽更高的價值

如果我們沿着後物質主義的視覺重新審視香港的社會運動歷史,我們或者會覺得奇怪,每次有以年輕人為中堅的社會運動,都會有「後物質轉向」的講法出現。但我們又很難說「天星、皇后」、「反高鐵」、「利東街」等社會運動,跟「反國教」、「反修例」是同一性質的。

影子長策會成員、香港理工大學講師鄒崇銘一直追蹤香港的社運發展,在他看來,保衛「天星、皇后」到「反高鐵」和保育「囍帖街(即利東街)」算是一個階段,這些社會運動所講的其實是一種集體回憶,一些傳統價值,一種對抗發展主義的保育運動,也是第一代的本土運動。「反國教」、「雨傘」運動等之後的大型社運就是以中港矛盾為主軸,相較之下沒有前者的反對主流經濟價值、綠色環保和保育等意味。這樣對比下來,明顯地前一個階段的社會運動比現在這個階段更加後物質主義。

再用這框架深入比較兩階段的社運,鄒崇銘提出將社會運動的核心訴求分成三類:第一是資源分配,第二是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第三是環保、文化保育,以及一些另類的生活方式。當然,這只是分析方法上的理想狀況,現實中的社會運動往往是混淆不清的,比如風風火火的反修例風暴,主軸當然是捍衛香港的自由,但我們也會見到「遍地開花」的地區抗爭,例如上水的反水貨客遊行,其實是一個地區性的土地用途爭議,亦即一個資源分配問題。

鄒崇銘形容,年輕人面對愈來愈朝不保夕的職業結構,情況「只會惡化不會改善」。(葉家豪攝)

鄒崇銘解釋:「民主、自由永遠是社會運動的頭牌,那是當然的。其實香港一直面對一個政制以致整個政府的缺陷,這個就是主題,但是我認為這個不只是年輕一代的議題,這個是全部香港人的議題。」即使在個人層面上,鄒崇銘覺得也要分開上一輩的物質主義和現在年輕人的物質主義。「後物質的一代(指現時的年輕人)其實真的沒有面對過物質匱乏,即是說我很窮,小時候沒有足夠衣物,沒有足夠食物,其實是沒有這個情況。你只不過是去到某個(物質條件的)程度買不起樓,但不用露宿街頭,不會擠迫得在家沒有睡眠空間。但上一代,我說的是嬰兒潮那代,是經歷過這些狀況,不是純粹說我買不起樓,我就覺得自己很匱乏。當然很多人想買樓,他們還是很物質主義的。但是這個物質主義跟以前的物質主義的分別就是,他不是經歷過一個匱乏(的狀態)所以很渴求一些(物質),主要跟成長經歷有關。」

在他的著作《用消費改變世界》中,鄒崇銘借用法國社會學大師Pierre Bourdieu的框架去理解香港年輕人的階級狀況。簡而言之,Bourdieu認為要理解一個人在社會屬於低位還是高位,不單止要知道他的經濟資本(例如薪酬和資產),還要知道他的社會資本(例如人脈)、文化資本(例如學歷)和象徵資本(例如榮譽、社會地位)。所有範疇的資本彼此間有動態關係,而一個人的社會位置或高或低,是這些資本之間的互動整合,循這個方向理解香港的80後,甚至90後,會得出一個頗為糾結的畫面。比起60後、70後成長在只有兩間大學的香港,近三十年愈來愈多傳統聯招以外的高等教育機會,例如副學士、自資學士等途徑,令新生代比起嬰兒潮那一代人普遍擁有較高的文化資本;然而,現時應屆大學畢業生平均工資雖然有逐步上升,但根本追不上通脹,對比1997年後的樓價升幅,更是負增長。換句話說,整體而言,香港現在的年輕人普遍是文化資本高但經濟資本低。幾個病態結構所反映的其中一個表徵,就是這次反修例風暴,警員被嘲笑是「毅進仔」(指低學歷)的文化現象。鄒崇銘同意這是一個「真問題」—為什麼我這麼高學歷,但收入卻比不上一個沒有大學學位的警員呢?他半說笑的說:「我有兩個選擇,根據我的知識,我找一些另類的生活方式,例如去耕田,(社運人士)周思中是博士但是去耕田,這個很明顯是後物質選擇。但是我這麼高學歷,但同時也會有酸葡萄(心理)。」

(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當然年輕人當中真的會選擇後物質生活的是少數,更何況,周思中本身另外有兼職教學養活自己。只是「學歷高但人工低」的青年人是結構性現象,現在的年輕人面對的是一個愈來愈朝不保夕的職業結構—薪金追不上通脹、一年續約一次已經是相對理想、愈來愈多人選擇或被迫當散工。這種愈來愈危險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如何解決?單靠傳統的民主運動又是否足夠?

鄒崇銘認為情況「必然只會惡化不會改善」。他提出用產權問題去解決新自由主義和科技發展的衝擊,「我當你真是建(東大嶼)人工島,一萬億元倒進海。那麼我會問一個問題,就是這一萬億元是納稅人拿出來的,大部份香港人應該有份,不是將來變了一個大灣區什麼什麼。我的想法很簡單,還一定可行,那麼就整個人工島我們所有市民一起擁有,情況就好像開一間公司擁有人工島,所有市民就是股東。」同理,「因為未來的社會一定是這樣。AI(人工智能)一定取代所有職位。問題是AI可以完成所有工作,人類便沒有工作。那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人類沒有工作也就沒有收入)?答案很簡單,AI應該是由所有人擁有,很簡單而已。」

「全民共同擁有」,一個在香港社會相當激進的左傾想法,根據政府現時的取態,似乎是天方夜譚。如果將這個想法變成實質行動,又是否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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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7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5日)《講了又講的後物質主義 改變社會還是脫離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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