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評析】「怕執輸」心理如魔咒 催谷子女贏在起跑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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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土地大辯論」和「明日大嶼」,鋪天蓋地佔據香港輿論陣地,令香港人對土地供應的問題,亦增加了不少認知或感受。舉個最簡單的例子,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61平方呎,不足15平方米。設想在地上劃一個不足4x4米的方格,就只有不足四張雙人床的空間。這就是港人面對的共同宿命,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口號遂成為:「住鬆啲,住大啲。」

今天倒不是想探討「居住面積不足」的問題,而是想探討「不足的觀感」本身。

《匱乏經濟學》(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網上圖片)

眾所皆知,傳統經濟學的最基本假設是:資源有限,而人的慾望卻無限。近年「行為經濟學」(behavioural economics)異軍突起,挑戰了不少經濟學的固有觀念。其中一本相當重要的著作《匱乏經濟學》(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題旨正是關於「匱乏的觀感」,而不是「匱乏」本身。

作者Sendhil Mullainathan列舉了一些簡單的問題:為什麼大忙人總覺時間不足?窮人總覺金錢不足?飢餓的人總覺食物不足?想減肥的人總覺減得不夠?

除了由於真的不足或不夠,也涉及一種「不足」的思維模式,「不足會擄獲我們的專注力,這帶來小部份的好處:我們對迫切需求可做較好的處理;但它也讓我們付出代價:忽略其他該關切的事,處理生活其他部份也會較沒效率。」顯而易見,這和卡內曼(Daniel Kahneman)在《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提出的「系統一」和「系統二」思維,異曲同工。「不足的觀感」充塞頭腦,過度吸引我們的短期注意力(系統一),因而難以冷靜下來,細想其他的可能性(系統二)。卡內曼具體地稱之為「認知頻寬」(cognitive bandwidth)的局限,即基於匱乏心理構成的認知缺陷。

《快思慢想》(網上圖片)

Sendhil Mullainathan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他通過認知科學和心理學的研究,以嶄新視角介入經濟議題。可惜的是,此書所獲得的關注卻遠較《快思慢想》為低,在香港更似乎未被大家認識。書中經常引用的例子,是窮人往往容易墮入借貸陷阱,不斷以新債填補舊債,最終泥足深陷,難以自拔。究其原因,是人更容易看到即時現金到手的好處,卻欠缺計算長遠負擔的認知能力,故財務公司多以短期利誘作營銷手段。

推而廣之,「不足的觀感」令我們只專注眼前難題和有限選擇,因而無法跳出既定的思維模式,難以開拓新的視界。套用作者的講法,貧窮不但是金錢上的匱乏,更加是認知頻寬上的匱乏,欠缺「持續學習和糾正錯誤的寬裕」。因此局中人難免像鴕鳥般埋首沙堆,並無多餘空間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只能繼續自絕於封閉環境,坐困愁城,惶惶不可終日。

若以更淺白的方式形容,則匱乏心理常構成「怕執輸」的思維,一味追求即時「攞盡着數」,眼前小恩小惠一概照單全收。局中人往往無法抽身,難以看穿這些雞毛蒜皮的恩惠,根本不值得花精神和氣力去計較。長此下去,每日便只懂儲印花、換禮品、參加抽獎、買彩票之類,營營役役,庸庸碌碌,難以看清眼前以外更大的世界。

「贏在起跑線」有如無遠弗屆的魔咒,或明或暗地主宰着整個教育制度,其立足點正好是一種「不足的觀感」,以及由此構成的認知缺陷—要在短期學習成效上獲得某種安全感,藉此避免「執輸行頭」。

「贏在起跑線」有如無遠弗屆的魔咒,或明或暗地主宰着整個教育制度。(資料圖片/黃永俊攝)

這情況首先出現在成績較差的學生身上,家長無不期望通過補習、催谷和操練等方法,力求在短期內突破考試分數的「匱乏」。相比之下,那些原來成績已經較好的學生,則擁有「持續學習和糾正錯誤的寬裕」,可更放膽地按照自主的步伐,探索自己的興趣和決定學習進度。由此,學生方能找到更適合自己、更有效的讀書方法,就算沒有「贏在起跑線」,也肯定不會「輸在終點線」。

然而,在其他家長製造的壓力下,久而久之,「不足的觀感」亦會感染更多教師和家長,令大家齊齊墮入認知頻寬狹隘的陷阱,焦點只能放在成績表上的數字。情況就好像中國內地某些農村,一直流傳借貸辦喜事的陋習,互相攀比之下,各家各戶婚宴花費不斷飆升,甚至造成整個地區的貧困化。

家長無不期望通過補習、催谷和操練等方法,力求在短期內突破考試分數的「匱乏」。(資料圖片)

而在香港,部份家庭會把子女送往直資或國際學校,但政府決策者卻並無太大的誘因,去根本改變扭曲的教育體制。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官員也是這個體制的關鍵持份者,但他們對工作成效卻嚴重欠缺安全感,同樣面對認知頻寬的局限。這大致上可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對上層决策者而言,自2012年「反國民教育」一役後,應付各種政治任務已疲於奔命。試問又何來「持續學習和糾正錯誤的寬裕」?第二,對於前線教育官員來說,在教改推行的過去十多年,權力雖已逐步下放至學校,其角色亦由教育提供者蛻變成監管者。惟通過各種衡工量值的數字指標,直接間接對學校施加極大影響力,教師則為應付匯報壓力而疲於奔命。第三,由於教改爭議聲不絕於耳,加上削減教育資源(例如殺校),令官員和學校之間產生不少衝突。為了避免在亂局中惹禍上身,各級官員只好盡量少做少錯,更規行矩步地按本子辦事(例如堅持考TSA)。

惟通過各種衡工量值的數字指標,直接間接對學校施加極大影響力。(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歸根結柢,要解決香港教育體制的死結,難免要從教育官員的認知頻寬入手。《匱乏經濟學》同時提出了「救火陷阱」(firefighting trap)的概念,意指不少機構都面對類似消防員的困境,總是火頭太多,而且人手不足:「時間總被用在撲滅眼前着火的地方,但就缺少防止火勢擴大的措施,新的火苗只會持續出現。」

作者提出的主要藥方就是創造決策管理上的寬裕。過去教改的目標是「拆牆鬆綁」,結果卻是架床疊屋,製造更多難題和死結。現在決策者並非要創造更多新政策,亦不是採取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反而是要在現存的爛攤子中,找出能夠有所鬆動和改良的寬裕,重啟有益於教師、家長和學生的良性循環:

第一,上層决策者抽出10%的工時,直接接觸前線同事、教師和學生,在現存規條和程序中找出關鍵環節,推動一些真正有益學生的小嘗試。第二,教育局以特遣隊形式,在各部門抽調10%的同事,再連結主要持份者,就上述關鍵環節再作深入研究,並且在無壓力和無指標的前提下,放膽進行不同的原型和試點實驗。第三,推而廣之,所有學校也抽調10%的教師工時,在現存課程中找出關鍵環節,大膽進行對學生真正有益的嘗試,並把正面的經驗不斷複製擴大。

《香港01》周報專欄作家鄒崇銘其他文章:
【領展街市】政府與市場:放開所有 彼此更自由?
【共享經濟】從共享單車到聰明政府
【現象評析】人生金字塔 可以「升呢」嗎?

上文節錄自第17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5日)《「怕執輸」的認知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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