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四】經歷三場社會運動 他選擇到台灣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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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新加坡與澳洲的移民門鑑高,那台灣大概是還能一試之地。年輕人可透過投資、技術、創業、求學等途徑移民,所需的成本相對低,即使沒有太多資金,亦可以用時間換取居留權,80後的阿森(化名)便是其中一員。

「台灣應該是門檻最低的地方,讀書是最容易留下來,但時間成本大。」阿森中五會考後,便到台灣讀書,高中一年,大學四年,研究院三年,在台灣待了超過八年,人生中最好的朋友都在台灣認識,最青春的歲月都在台灣發生。那時去台灣,不是為了移民,而是對文史哲的喜愛。比起香港重商輕文的選科傾斜,台灣有濃厚的文史哲氛圍,有許多獨立書店,對從小喜歡錢穆的他而言,很有吸引力。

住過宿舍租過屋,吃過外賣也煮過飯,有空時在書店打書釘,到咖啡室呆個半天,台灣是個適合生活的地方,但對想搵錢的人而言,可能要失望了。研究院畢業後他回港工作,做過智庫,也做過傳媒,上月辭職了。見面時他說,年底會過台灣,「我在那邊買了樓。」

阿森說:「我以前喜歡看錢穆的書,對中華民國有特殊的嚮往,錢穆晚年在台灣講學,中史及中文老師也說當地文學氛圍不錯,衝動之下便過去了。」(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三年前,他用投資美股得來的錢在新北市買下400多呎、150萬港元的兩房樓花,付了一半首期。本打算工作幾年便回去創業,如今計劃有變,大概香港真的很難待下去。「我原本沒有具體的時間表,只知長遠會過去,但沒想過這麼快。傘運之後看到政府的應對,對反對勢力的態度,危機處理的僵化,中港關係的極端不平衡,我覺得愈來愈差,看不到方向,不想留在這裏過世。」

根據台灣移民局的資料,申請人若在台灣投資600萬元新台幣,便可獲得居留證;若是認可的職業,可循專業移民方式申請移民;而最簡單的方式則是升學,只需在台灣完成大學課程,之後回原居地(香港)工作兩年,取得工作證明,即可申請居留證。

在國立台灣大學讀中文,研究院讀歷史,阿森是個實實在在的文青。他說過去不太關心時事,直至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才開始接觸政治。那年,因為反服貿而演變成一場大型學運,阿森身邊的朋友都有參與,有些更有份佔領立法院。他有去幫忙,但不深入,「我只是一個旁觀者,覺得這是台灣人的學運。」直至同年香港發生雨傘運動,他才有參與其中的感覺。

太陽花運動爆發,一時間似乎所有年輕的聲音都投入了這個議題,讓很多台灣人都感到很震撼。(資料圖片/Getty Images)

從反修例前線退下來

雨傘運動發生時,還在讀研究院的阿森飛回香港兩個星期。他每天都到金鐘報到,守過龍和道,在特首辦外瞓過,晚上通宵留守,日間返屋企休息,他說感覺與太陽花很不同。一邊是學生運動,氣氛似嘉年華,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明言不會清場,立法院外是一派輕鬆,一日三餐都有人供應,一起唱歌、做小組討論,大家沒有很重的危機感。另一邊雖然也被批評似嘉年華,有公民課堂,有學生在現場溫書、做功課,但感覺沉重,大家都怕被警察清場。

「今次更不用說,是白色恐怖。」自3月開始,他已關注事態發展,法律界多次表示對修例有疑慮,政府視而不見,至6月百萬人上街,依然充耳不聞,6.12更埋下了市民對政府更大的不信任種子。阿森當日抱着二讀必過的心態去到金鐘,「我不想讓政府咁易通過,或(讓它)通過得好難睇,以此彰顯政府的橫蠻無理。」

因為有明確的目標,他走上前線,但在林鄭宣布暫緩之後,他覺得失去了衝的正當性。「七一包圍立法會,我的想法是衝都要有目標,立法會沒有會要開,衝什麼。」直至年輕人真的衝入立法會,他好似理解對方的心情。「某程度反映了過去香港政府對於立法會制度及立法權力的摧毀,示威者雖然打爛了玻璃、破壞了建築物,但更突顯過去幾年政府DQ議員、刮所有選民一巴的制度暴力。」這段時間,正反兩派都在意民意的此消彼長,都企圖重奪輿論主導權。

阿森認為「某程度反映了過去香港政府對於立法會制度及立法權力的摧毀,示威者雖然打爛了玻璃、破壞了建築物,但更突顯過去幾年政府DQ議員、刮所有選民一巴的制度暴力。」圖為七一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阿森表示,不能想像當社會平靜下來後,政府繼續其管治,「離心力好重,極之厭惡這樣的政府。」跟大部份香港人一樣,他無法預測運動之後會如何,也想像不了運動會以什麼方式結束,只知無論如何落幕,一切都無法回頭,沒有能力離開的人攬炒,有能力的便移民。

政府放棄年輕人的感覺很強烈,你看財政司長出來派糖便知道,完全忽視80後至千禧這幾代人,感覺上中國想要香港這個地方,但不想要香港這班麻煩的人,所謂麻煩的人,便是指這兩三代的年輕人。
阿森

離開是對政府的抗議

那退到台灣可是出路?香港人大多對台灣有好感,純樸友善有人情味,每年到台灣旅遊的人次超過一百萬,風土文化語言都不陌生,然而,當台灣變成一個居住地時,是否人人都可接受?台灣經濟差收入低,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薪酬只有28K(台幣,約7,000港元),碩士或博士畢業生稍微高一點,當中又以電子工程及金融投資業最為好景。阿森的朋友是大學教職員,有幾年工作經驗,現時底薪約40K(台幣),加上津貼,有50K(台幣),在台灣算是一份不錯的工作。

要追貼香港的薪金水平,幾乎不可能,但阿森認為50K在台灣可以過得很鬆動。「你在香港畢業,出來賺15,000元,能否過得了生活?我想勉強可以,但50K在台灣可以過得很好。朋友用一萬元(台幣)在內湖租了一間屋,包水電費,房東有時會煮飯,平時食飯用不上太多錢。」他對台灣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讓人發達的地方,卻是可以過小日子的地方。

阿森早早計劃移民台灣,他覺得那是一個可以追尋理想、過小日子的地方。(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最近,他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找上他,希望他將碩士論文改寫成書,當時他尚未辭職,想到要在香港隱居寫書便覺成本很大。「在香港哪有時間做這些事,你不工作也要吃飯,一日百幾元走不掉,一個月只計吃飯可能也要三千元,未計出書的成本,幾個月已經要貼一兩萬元。」想了想,或許早點離開香港也是好事,在那邊接freelance,解決了溫飽,便可以專心寫書及追求自己的興趣,阿森也計劃與朋友創業。

對未來的生活充滿想像,只因覺得那邊有制度可以修補撕裂。台灣在經歷太陽花學運後,社會也是二元對立,「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聲音不絕於耳。國民黨在其後的地方選舉以至總統選舉都大敗,民進黨在立委選舉中得到過半議席,實現完全執政,選民用選票狠狠地教訓了執政黨,社會的怨氣被消解。

過去在台灣生活的經驗告訴他,民主未必可以讓政治、經濟變好,但民主能夠解決一些紛爭。「各地利益輸送,黑社會做立法委員,藍綠分化對立,全部都有,我不期望民主體制下會有英明的領導或決策,不期望民主體制會令一個地方的經濟變好或財富分配更平均,我只是覺得民主體制在社會意見分歧時有相對和平的解決手段。近一兩個月看到香港的情況,你就會明白,林鄭成日話溝通,她想溝通什麼?民主就是溝通的平台,讓大家亂中有序,香港目前是亂得來沒有方向。」

走,是迫於無奈。「這是一種表態,人的離開是對當地政府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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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16日)《經歷三場社會運動 他選擇移居台灣》,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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