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思新自由主義 香港結構性改革更待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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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的進步政黨都提出新的方法舒緩資本主義的深層次矛盾,香港政府卻繼續「少修少補」,香港又怎樣稱得上是國際都會?

世界不停轉變。三十年前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歷史的終結」,不久後東德柏林圍牆倒下,蘇聯解體,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宣告全面勝利,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成為「常識」,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有霸權地位。然而近年在國際層面的危機—由早年的恐怖主義和金融危機,到近年的移民/人口爭議、民粹政治、中國崛起和氣候危機等等——自由民主其實沒有辦法給出一份優異甚至合格的答卷,甚至資本主義都開始被質疑。2016年6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題為《新自由主義:過度吹捧?》(Neoliberalism: Oversold?)的報告文章,提到「一些新自由主義政策沒有促進增長,而是加大了不平等,從而危及經濟的可持續擴張」。

文章明確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兩個關鍵政策轉變: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和財政整頓(或者直接點說,緊縮政策),並不一定會導致經濟增長,例如當一個金融市場愈開放的時候,它的確可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讓本地市場有資金、技術和人才,不過它同時會吸引熱錢、投機性的債務,所以一味說要開放其實是同時替其他國家分擔他們的金融風險。同時緊縮政策—通常是透過私有化政府的某些功能,例如電力、水力、公共運輸,又或者透過限制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債務限制政府的支出—的好處未必有想像中那麼大,它帶來的代價可能更大,例如有研究指出緊縮1%的GDP會令長期失業率上升0.6%和在五年來提高1.5%的堅尼系數,簡而言之,就是會令社會更加不平等。當然,IMF長期作為新自由主義推手,自然不會全面否定新自由主義,但其他的傳統經濟學雜誌—《經濟學人》在其175週年紀念期刊開宗明義地定題為「一份更新自由主義的宣言」(A manifesto for renewing liberalism)和《金融時報》在今年9月18日的報章頭版黃底黑字地斷言「資本主義。重整的時候到了」(Capitalism. Time for a reset.)——都紛紛開始質疑現行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長遠是否能持續發展。

香港政府只對既得利益團伙問責,是否公平正義? (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另外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是逐漸進入全球政治議程的氣候運動,以及氣候運動和左翼政治的合流。在美國去年年底的中期選舉勝出的民主黨紐約州眾議院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上任之後提出「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將環保運動真正帶入議會。綠色新政主要是一個應對氣候轉變和經濟不平等的十年計劃,期望十年內美國可以百分百使用再生能源發電,達致零碳排放,同時大力投資綠色產業,包括再生能源產業,電動車等綠色科技研究,以產生大量可以支撐家庭的職位。

綠色新政雖然未至於在美國得到廣泛支持,即使在民主黨內,不少保守派都覺得科爾特斯的政策好高騖遠,更會打擊傳統能源工業,讓員工失去工作。另外一些相對具爭議性的問題,例如碳稅和核能的應用上,即使氣候運動內部亦有頗大分歧。不過在上一個月,綠色新政就成功影響另一個先進國家的政治議程,英國工黨在9月24日的秋季大會上通過了綠色新政的動議,意味着工黨將會提倡為零碳排放定下期限,同時國有化大型的能源公司及保證製造「綠色職位」。

這個在伯明翰的會議同時確認大量投資基礎建設和職業技能、公有化關鍵公共事業以及減少碳排放等目標。更為鼓舞的是,這次的綠色新政動議得到絕大部份代表投票支持,當中包括一些傳統行業的工會——要知道以往的環保運動多數停留在「改變生活習慣」的階段,對於工人階級相對遙遠,加上發展綠色產業意味着傳統的能源和航空業將會受到打擊——足以證明一個全面、關於勞工階層的綠色轉型,其實是可以得到工人的認同,同一時間解決掠奪性的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和環境災難。

這些全球的風潮轉變似乎對香港的影響甚微,一來是香港近幾年的政治議程長期被中港矛盾主導,二來其他所謂民生問題不是被用來作為政治問題的擋箭牌就是胎死腹中。以致近來反修例風波曠日持久,當北京劍指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當中以房屋問題尤甚,港府亦隨即和應。

郭永健相信只有普選才能重構香港的民主和民生關係。(黃舒慧攝)

然而,一向聚焦資源分配議題、高舉左翼旗幟的工黨主席郭永健卻批評政府:「她對於這個深層次矛盾是第一天才認知到?抑或過往一向有這樣的認知,但是冷處理或者不去處理,或者純粹小修小補呢?」郭永健指出,以往即使港府所謂聚焦民生,也只是提供一些「表面的藥方」,例如「醫療問題寧願用醫療券去解決,都不認真去改革整個公營醫療系統。這是互相矛盾的,比如港府會繼續發展私人醫療產業,有私家醫院繼續落成,但不去解決公營體系人手流失問題。所以你見到政府好像不斷地做很多事,又有醫療券,醫療券每年又加多一千、二千元,然後又弄牙科券給你看牙齒,所有問題都用市場的力量去解決。」

所以,在某意義下,左翼政黨在香港的相對艱難位置是—這些政策的確會令市民稍為受惠,「有這張券他可以去看醫生」,但政府從來不會動搖既得利益結構。郭永健批評政府應對反修例風波的做法:「現在建制派跟政府『一齊玩』,無論是經民聯、工聯會。(新世界發展)捐地,一直『炒冷飯』,重推租置(公屋),搞首置貸款,你明明知道那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但是他們仍然『炒返冷飯炒出嚟』」。問題是,這種「門面功夫」只是暫時性的甜頭,一旦經濟下行,「即使好像03、04年,其實只不過是跌了一點點,只不過可能有幾年的經濟下行的時候,一切福利就會被收走,甚至連綜援也去減,政府要收就收」。郭永健擔心,只要政府不是民選產生,所有民生政策隨時也可能倒退。然而,他並沒有回答,一個民選政府,尤其是由枱面上那些政治人物領導的、欠缺政治經濟理念和原則的民選政府,又怎能確保民生一定前進?

事實上,無論是左翼或右翼,泛民主派在民生政策上接近六、七成相似,例如全民退保、增建公營房屋、積極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和丁權「截龍」等,而人口政策可能是他們之間比較大的分歧,一如全球左翼都面對的移民和人口問題,工黨面對的是類似的新移民福利分配權利的問題。郭永健解釋:「因為我們過往比較着重分配,着重福利。但你一牽涉人口問題便不容易處理,因為你要界定那些人才有權有福利,或者分配的時候把他們計算在內,這裏我覺得隨着香港人身份認同轉變而變得困難,所以我覺得這是對我們的不利之處。」

香港近幾年沒有像英國增加大學學費般的緊縮政策影響,加上基本上無所不包的陸港政治矛盾,整個社會都走向族群和身份政治的方向,特別是年輕人會比較傾向接受本土派的主張。圖為早前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遊行。(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據他分析,香港近幾年沒有像英國增加大學學費般的緊縮政策影響,加上基本上無所不包的陸港政治矛盾,整個社會都走向族群和身份政治的方向,特別是年輕人會比較傾向接受本土派的主張;而面對一個去政治化,但實際上奉行新自由主義的保守政府,加上整體社會強調本土利益的氣氛——恰好配合近年國際間的反全球化浪潮——令本來應該被質疑的政治經濟結構焦點模糊了。郭永健認為,這正正說明了普選的必要,可以重新建構民主和民生的關係。他相信,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可以有助改善民生政策,甚至令基層參與民主建設,形成良好互動,而左翼政黨可以做的,就是提供一個整體社會改革的藍圖,並說服大眾應該往這個方向走。

不論是施永青還是郭永健,都看到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極需結構性改革,而全盤接受本土保護主義抑或是繼續「選擇性干預」,都不可行,而是應該實事求是地討論如何推進政制和社會改革,才能令香港變得更加符合公平正義。如果每項觸及既得利益群體的結構性改革,都要像最低工資、全民退保等討論個二十幾三十年,我們能否應對瞬息變化的國際政經形勢?批判資本主義固然是基礎,不平等、環境氣候等問題亦已經路人皆知,然而,香港的獨特性是,她的而且確透過這個舊模式「賴以成功」,成功到為殖民地宗主國和內地製造大量財富,但很明顯這些財富並沒有被香港人共享。到底香港應該怎樣走下去?尤其是在反修例風波的洗禮下,絕大部份市民已經對政府極不信任—我們需要的是抱殘守缺式的「退稅優惠」和「全民派錢」,還是真真正正地發展自己的民主民生?

上文節錄自第18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14日)《反思香港發展模式 如何凝聚公平正義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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