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五】資本欺壓 反抗亦在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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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和外賣員Benny的採訪,從灣仔清真寺離開的時候,我抬頭再看了一眼路燈,恍惚間覺得回到曾經流連的亞洲最大小區——北京天通苑,一個聚集了大量北京的外來人口的小區,許多外賣員在無數個相似夜晚的昏黃路燈下抽煙。

日光之下無新事,內地已經走過一遍類似的零工經濟發展歷程,參與的人數龐大,勞動侵害案例更複雜。我始終覺得當人們面對類似情境時,人類的悲喜是相通的,而現在不同地區外賣員面對的共同情境是什麼。

承接上文:【零工經濟.四】制定合理勞動保障 資方、政府不應再找藉口

是資本以自由之名給勞動者套上剝削的枷鎖;是享用外賣服務的人心安理得地以「我付費了」苛責外賣員的服務質量,而忽視參差的所謂「服務質量」是因為公司沒有提供過任何專業訓練,沒有實質性的支援,甚至是在外賣員吃催淚彈的時候只是發一封消息提示「注意安全」;是全社會默契地形成共識,直到出事前都對此不管不問。

勞動者,至少是部份從業者對資本的壓榨知道得清清楚楚,Mohammad一語道破:「設計者不知道生活在哪個外太空」,拍案擊節:「這個軟件是20多歲的人用的,20多歲的人設計的,而提供服務的都是40多歲的人」。外賣員和公司通過手機發郵件溝通,溝通堵塞,完全不順暢,且沒有「人味」,Mohammad說,設計者也許就是用這種方法隔絕溝通,減少因溝通渠道過於便利而帶來更多事務煩擾。零工經濟同時亦是一方稜鏡,折射出其他社會問題。

外賣員一旦「上線」,勞力就不再屬於自己。(李豪杰攝)

如Mohammad說的,他們之前都是做「搬搬抬抬」,許多外賣員在別處沒獲得合理的薪水,新型的互聯網平台才能吸納大量的人手,Benny的醫療費沒有獲得公司報銷,為什麼不做其他行業?三萬元的月薪的確很難捨棄,再捱一捱或許捱到收入減少的時候再抽身。

就算原本不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也投身互聯網外賣。阿敏正職是秘書,我焦慮採訪不到車手的時候,阿敏從麥當勞出來,準備換下外賣服回公司繼續上班。50歲的阿敏每天中午兼職兩小時做步兵,周末和丈夫一起做兩天,補貼的是女兒每個月額外的補習費,逐漸上漲的房屋租金、物價,「如果可以選,我都不想。」這樣看來,社會問題都是互通的。

學者James Scott在馬來西亞從事田野調查,並提出「弱者的武器」觀察,他認為面對權力方時,處於弱勢的農民通過偷懶、開小差的方法形成心照不宣的非正式網絡,對抗剝削者的壓迫。時移世易,弱者的武器在互聯網+時代不適用了,互聯網演化了更加「先進」的數碼方法監督員工,外賣員一旦「上線」,勞力就不再屬於自己。

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令零散工難以形成連結,從而削弱了勞工保障和議價能力,但只要人在遇到困境的時候想要從集體尋求情感慰藉並作出應對,那麼非傳統工會的連結還是有機會在新的空間形成。(李豪杰攝)

見過北京外賣員的疲憊,看到和Benny一樣的年輕人踢毽子才會如此驚訝,他們在疲憊一天後還能用面對面的集體活動來紓緩緊張情緒,至少在一些活動中還存在人和人的連結,而不是在平日單打獨鬥送外賣,收工還各自消化巨大的壓力。

從前產業工人集中在同一個區域,可能有形成工會,和資方議價的能力。現在互聯網+資本試圖剪斷這種連結,但只要人在遇到困境的時候想要從集體尋求情感慰藉並作出應對,那麼非傳統工會的連結還是有機會在新的空間形成,或許在實體空間,外賣員休息的急庇利街休憩區,清真寺旁,在虛擬空間WhatsApp群組。

資本可以讓學者林喬伊和不少受訪者擔心被「盯上」而要求使用化名,但它目前還沒有能力無邊到讓人噤若寒蟬而不再尋找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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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14日)《零工經濟興起 權益保障欠奉》。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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