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五】資本欺壓 反抗亦在進化
結束和外賣員Benny的採訪，從灣仔清真寺離開的時候，我抬頭再看了一眼路燈，恍惚間覺得回到曾經流連的亞洲最大小區——北京天通苑，一個聚集了大量北京的外來人口的小區，許多外賣員在無數個相似夜晚的昏黃路燈下抽煙。
日光之下無新事，內地已經走過一遍類似的零工經濟發展歷程，參與的人數龐大，勞動侵害案例更複雜。我始終覺得當人們面對類似情境時，人類的悲喜是相通的，而現在不同地區外賣員面對的共同情境是什麼。
承接上文：【零工經濟．四】制定合理勞動保障 資方、政府不應再找藉口
是資本以自由之名給勞動者套上剝削的枷鎖；是享用外賣服務的人心安理得地以「我付費了」苛責外賣員的服務質量，而忽視參差的所謂「服務質量」是因為公司沒有提供過任何專業訓練，沒有實質性的支援，甚至是在外賣員吃催淚彈的時候只是發一封消息提示「注意安全」；是全社會默契地形成共識，直到出事前都對此不管不問。
勞動者，至少是部份從業者對資本的壓榨知道得清清楚楚，Mohammad一語道破：「設計者不知道生活在哪個外太空」，拍案擊節：「這個軟件是20多歲的人用的，20多歲的人設計的，而提供服務的都是40多歲的人」。外賣員和公司通過手機發郵件溝通，溝通堵塞，完全不順暢，且沒有「人味」，Mohammad說，設計者也許就是用這種方法隔絕溝通，減少因溝通渠道過於便利而帶來更多事務煩擾。零工經濟同時亦是一方稜鏡，折射出其他社會問題。
如Mohammad說的，他們之前都是做「搬搬抬抬」，許多外賣員在別處沒獲得合理的薪水，新型的互聯網平台才能吸納大量的人手，Benny的醫療費沒有獲得公司報銷，為什麼不做其他行業？三萬元的月薪的確很難捨棄，再捱一捱或許捱到收入減少的時候再抽身。
就算原本不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也投身互聯網外賣。阿敏正職是秘書，我焦慮採訪不到車手的時候，阿敏從麥當勞出來，準備換下外賣服回公司繼續上班。50歲的阿敏每天中午兼職兩小時做步兵，周末和丈夫一起做兩天，補貼的是女兒每個月額外的補習費，逐漸上漲的房屋租金、物價，「如果可以選，我都不想。」這樣看來，社會問題都是互通的。
學者James Scott在馬來西亞從事田野調查，並提出「弱者的武器」觀察，他認為面對權力方時，處於弱勢的農民通過偷懶、開小差的方法形成心照不宣的非正式網絡，對抗剝削者的壓迫。時移世易，弱者的武器在互聯網+時代不適用了，互聯網演化了更加「先進」的數碼方法監督員工，外賣員一旦「上線」，勞力就不再屬於自己。
見過北京外賣員的疲憊，看到和Benny一樣的年輕人踢毽子才會如此驚訝，他們在疲憊一天後還能用面對面的集體活動來紓緩緊張情緒，至少在一些活動中還存在人和人的連結，而不是在平日單打獨鬥送外賣，收工還各自消化巨大的壓力。
從前產業工人集中在同一個區域，可能有形成工會，和資方議價的能力。現在互聯網+資本試圖剪斷這種連結，但只要人在遇到困境的時候想要從集體尋求情感慰藉並作出應對，那麼非傳統工會的連結還是有機會在新的空間形成，或許在實體空間，外賣員休息的急庇利街休憩區，清真寺旁，在虛擬空間WhatsApp群組。
資本可以讓學者林喬伊和不少受訪者擔心被「盯上」而要求使用化名，但它目前還沒有能力無邊到讓人噤若寒蟬而不再尋找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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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14日）《零工經濟興起 權益保障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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