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2019】拯救香港,重建家園——香港01致真.特首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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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台鑒:

盼望着,盼望着,反修例風暴下的《施政報告》來了,但我們也對現屆政府及枱面上的政治人物無比失望了!一切都像還沒有睡醒的樣子,而且怎麼叫也叫不醒——行政官僚得過且過,建制政黨耍耍繡花拳、「小罵大幫忙」,泛民議員循例上演「癱瘓議會」的「指定動作」,還有「離地」的投機主義者們,仍躺在軟席上高談只有民主而沒有民生的偉論!

由社會深層次矛盾衍生並積壓的焦慮和憤怒,藉《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大爆發,歇斯底里地咆哮逾四個月,彷彿在叫陣整個特區政府及一眾從政精英的無能,令我們不得不反思「港人治港」——我們對「港人治港」的理解,是否只停留在「香港人管治香港」,而沒有昇華至「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的層面?回歸22年以來,我們的管治團隊,真的有「當家作主」的自覺嗎?有為港人謀福的願景嗎?有藉實踐「港人治港」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宏志嗎?

當我們耐着性子,寄望特首藉此關鍵時刻,大刀闊斧進行結構性改革,卻迎來一份既未能治標更未能治本的「津貼報告」——除了終於願意引用《香港01》倡議已久的《收回土地條例》徵收700公頃私人土地、響亮地自打嘴巴、證明「土地不足」只是偽命題之外,其餘的二百多項措施,有不少只是增加津貼的小恩小惠,當中未見任何敢於打破既得利益結構、重構資源分配格局的顛覆性舉措,反而處處暴露傳統公務員的黔驢技窮,完全無視香港當下的水深火熱——繼續以置業主導房屋政策,托高房屋商品價值;繼續欠缺人才戰略和產業政策,無法突破經濟困局;繼續忽視居職分離的交通負擔,漠視中心極化的發展失衡;繼續依賴公營醫療體系、繼續懶理標準工時、繼續對全民退保置之不理……

際此危難之秋,我們實在需要一位能夠帶領大眾「拯救香港,重建家園」的真.特首!「重」字意即「重頭認識」、「重新建構」、「浴火重生」——首先,必須重頭認識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釐清「經濟民生矛盾」與「陸港政治矛盾」之間誰因誰果的關係,勿被「民主至上」的「政治正確」牽着鼻子走;其次,必須重新反省「香港特色資本主義」下的「放任經濟」及「積極不干預」迷思,敢於重新建構公共財政的收入及分配結構,大膽打破嚴重扭曲的既得利益格局,積極透過「財富再分配」令人人共享香港的繁榮;最後,亦即最重要的一點,必須有奮不顧身的承擔、一往無前的勇氣、破釜沉舟的決心,才能令香港涅槃,浴火重生。

香港長年畸型發展下,令社會的貧富懸殊愈趨嚴重。(資料圖片)

如果你不忍香港再沉淪,請重頭認識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釐清「民生」與「政治」矛盾之因果。

2005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香港需解決「深層次矛盾」後,不同利益群體總把這五個字掛在嘴邊,並按他們各自的演繹,搶奪着解釋「香港問題」的話語權,卻從未有任何政治人物,能夠提出全面而深刻的論述。

建制派總會認為,是反中反共的政治勢力窒礙香港發展;民主派則會高呼,是中央未能兌現普選承諾而衍生的政治爭拗;這兩大基於對內地制度的認同和否定而形成的陣營,正好構成了相當顯著的「政治矛盾」,而該矛盾背後所隱含的,實則就是關乎「一國」與「兩制」的「意識形態矛盾」。

問題是,「一國」與「兩制」之間,雖有制度衝突,但並非完全對立,可惜長久以來卻被消極而教條地演繹成「河水不犯井水」的「區隔」和「割裂」,甚至被極右本土勢力扭曲成「萬惡根源」,認為正是基於「意識形態矛盾」,使香港喪失核心價值,導致民不聊生——因為港府對北京唯命是從,容許大量新移民及自由行來港搶奪資源,導致基層排不到公屋、中產買不到私樓、青年找不到工作、長者看不到醫生——諸如此類似是而非的因果論述,在普羅大眾中廣傳;但這些一味鼓吹排外和歧視的從政者們卻沒有反思——為何它們不是特區政府未能因應增量而調整供給的問題?如果大舉徵地建屋、如果做好旅遊配套、如果開放海外醫生、如果促成公私分流......香港會否是另一番模樣?而這些「如果」無法成真的原因,又和「意識形態矛盾」有什麼直接關聯?

於是,當反修例風暴一發不可收拾,而北京治港體系研判這是基於深層次矛盾所累積、並透過煽動「意識形態矛盾」所引爆的社會動盪後,不少把「自由主義」奉為圭臬的社會精英們,都裹着英雄披風出來反擊——「核心價值被破壞,我們不關注有沒有樓」——剎那間,香港彷彿只有「政治矛盾」而沒有「經濟民生矛盾」,或者只有基於「政治矛盾」而衍生的「經濟民生矛盾」。真的是這樣嗎?我們真的不吃人間煙火嗎?

參考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由1992年至2018年的追蹤調查,就會發現只談民主而不談民生的論述根本站不住腳(表一)。在回歸前一個月,市民對政治、經濟及民生的關注程度分別是10.4%、31.2%及43.0%;至回歸後,即使是2003年「國家安全立法爭議」期間,有關比例亦分別是5.0%、71.5%及17.5%;直到2014年「雨傘運動」的爆發,市民對政治的關注一度增加至21.8%,但同期對民生的關注度則高達55.9%;在去年底,市民對政治和民生的關注程度,更拉開至13%與65.9%的距離。從民調可見,回歸以來,港人的政治關注度上升,但最關心的仍是經濟民生。

那麼,「政治矛盾」與「經濟民生矛盾」之間,又是否扮演了「前因」與「後果」的關係?剖開歷史脈絡就不難發現,「經濟民生矛盾」由來已久。根據《香港社會關係與矛盾變化研究》,在回歸前,香港普遍存在華洋矛盾、中英矛盾和勞資矛盾;至回歸後,前兩種矛盾淡化,而後者則因經濟問題而深化成當下最突出的民生矛盾,即貧與富矛盾、小市民與大財團的矛盾——本屬高度外向型經濟體的香港,歷經金融風暴及海嘯衝擊、加上周邊地區高速發展,仍然未能及時促成產業轉型,導致地產及金融行業坐大,欠缺經濟新增點,不少勞動人口從集中在學歷低技術服務行業;當經濟發展相對放緩,普通市民收入相對減少,而周邊地區的發展逐漸追上,「黃金時代」那種一枝獨秀的優越亦逐漸失卻;與此同時,當物質文化需求與日俱增、物價水平亦持續飆升,很多打工仔的工資增幅根本追不上通脹,越來越有感在香港只有生存而沒有生活。

經濟發展無法突破,與特區政府沿襲英殖時期的「官商共治格局」息息相關,故在各種政策上向工商界別傾斜,任由五大地產財團的經濟壟斷,延伸至煤氣、電力、超市及巴士服務等關乎市民衣、食、住、行的各行各業,卻未敢為工薪階層提供基本或更多保障,令生活成本激增、上流機會減少、貧富懸殊加劇。及後美國次按危機衍生量化寬鬆,大量熱錢流入香港,堆砌房地產泡沫,但在樓價瘋狂飆升的同時,大部份港人都未能共享這種「虛高」的紅利,令「經濟民生矛盾」愈見突顯。

例如,在2006年至2016年間,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雖由267,111元增加至333,601元(加幅近25%),但每月住戶入息最低50%的家庭住戶入息總和佔所有家庭住戶入息的百分比,卻只由17.7%略減至16.8%。除此,在2008年至2018年十年間,以蓬勃的低端服務業為例,從事零售、住宿及飲食服務的工資中位數,只由女性的7,000元增加至12,000元、以及男性的10,000元增加至16,000元,但同期同樣發達的高端服務業如金融從業員,卻由女性的18,000元增加至29,700元,以及男性的25,000元增加至39,700元,兩者可謂差天共地(表三)。最諷刺的是,在樓市極為炙熱的這10年內,當樓價指數由120.5飆升至377.3時,本港的自置居所比率,卻由53.6%下跌至49.2%,實際上只多了4萬多個家庭成為業主。

從上述脈絡而論,「經濟民生矛盾」的大爆發,主要並非源於「政治矛盾」,而是基於港英已埋下的「重商」隱患、沿着經濟本身的起伏規律、加上外圍經濟的猛烈衝擊所造成,換言之,無論回歸與否、無論是否存在「意識形態矛盾」,這些問題都無可避免。

問題是,市民越來越關心政治,亦自然對政府的施政要求有所提升,但以傳統公務員為首的特區政府卻總是後知後覺,不但未能及早就經濟轉型及產業發展作長遠規劃,往往到了經濟危機前才小修小補,事後又繼續對「經濟民生矛盾」充耳不聞;周而復始,重複犯錯,港府的施政績效難免與市民期望脫鈎,這令港人對特區政府越來越不滿,也形成了小市民與當權者之間的「政治矛盾」。

無可否認,一般市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大多只停留在「河水不犯井水」的想像,未能辯證地理解中央對港政策的因時制宜,因此,每當發生與港人想像出現偏差的政治爭議時,難免觸動大家的敏感神經。在「經濟民生矛盾」的怨氣本身已經不斷疊加的情況下,銅鑼灣書店、「欽點」特首、人大釋法、DQ事件等爭議頻生,受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影響,市民難免會把矛頭指向更高層級的「政治矛盾」,認為是中央未能兌現普選承諾,導致特首未能向每一位香港市民負責、使政府施政背向民意;他們甚至一廂情願地相信,只要能夠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這些人就一定能如大部份香港人所願。由此可見,「民生矛盾」並非因「政治矛盾」而生,但前者卻會催生並深化後者。

只是,枱面上這些欠缺從政原則、毫無政經理念的政治人物們,當他們面對公營資產私有化、醫務委員會改革、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粉嶺高球場等極具爭議的問題時,都可以隨民粹左搖右擺,我們又憑什麼相信他們可以認清「經濟民生矛盾」與「意識形態矛盾」的因果關係,帶領香港突破困局?

香港民怨的大爆發,能否真的讓一眾從政精英警醒?(資料圖片)

如果你不忍香港再沉淪,請重新反思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從結構調整公共財政的收入和分配。

當釐清了「經濟民生矛盾」與「意識形態矛盾」的因果關係,不妨再回頭問——為何歷屆特區政府都未能因應社會轉型及經濟發展規律,及時提出令香港大步向前的經濟舉措?為何管治團隊好像一直都搞錯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永遠只是在為極少數的既得利益階層服務,根本無法履行保護社會大多數的基本責任?為何所有從政者對「一國兩制」、「區域發展」及「全球發展」的理解如此淺窄,往往只看到「危機」、保持「對立」,繼而選擇閉門造車、等待坐吃山空,卻未能看到「轉機」、學懂「協作」,從而締造多方共贏?

問着問着,就不得不重新反思這個極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問題。我們從小就被灌輸「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樣的教條知識,卻未有深究基於「一國兩制」原則底下「高度自治」的「高」與「度」,也沒有人會反思當世界巨變的時候,我們是否仍然要死抱「不變」以應「萬變」;至中學時期,開始接觸經濟理論,又被「資本主義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市場經濟就是自由自在不受政府干預,像香港這樣公平而有效;社會主義就是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計劃經濟就是政府決定一切,像大陸那樣衍生貪污腐敗」等籠統說法根植於心,漸漸對這個經濟體的各種剝削和扭曲習以為常。

「資本主義係咁㗎啦」變成上至專業精英、下至普羅大眾面對社會不公的自我安慰劑,好讓我們為自己的社會責任開脫,卻沒有人會反問——「點解資本主義就一定係咁?」、「點解新加坡的資本主義唔係咁?」、「可唔可以令資本主義唔係咁?」——所以,從港英年代的血汗工廠,到今時今日過勞之都,這套幾近原教旨式的資本主義,幾乎沒有發生過什麼本質上的改變,而備受壓迫的我們卻在拍掌歡呼甚至拼命維護這種「不變」。

也許是香港「太好命」,上世紀兩次大型的經濟結構轉型,即四十年代後期由轉口服務型經濟變為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經濟、以及八十年代後期由製造業再變為轉口及服務為主的經濟,從來不是由市場或港府驅動,而是基於內地的政治或政策變化而促成香港發生根本性轉變;既然沒有危機,也毋須保持發展目光和危機意識,得以忽視政府在經濟分配中的重要責任、漠視對升級轉型的積極角色,始終高舉「自由放任」的旗幟、把「積極不干預」奉為圭臬、迷信財團坐大後的「滴漏效應」,有意無意地將資源傾斜於企業和資本,縱容它們在失效的市場中肆意發展,懶理經濟傾斜至崩潰的惡果。

對於基層家庭,政府應首先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資料圖片)

因此,以地產為首的財團不斷坐大,不斷操控土地發展,不斷剝削小市民,但偏偏香港政府就是這個扭曲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之一!以2017/18年度的政府收入為例,當中關於賣地、補地價及印花稅等與地產相關的收入,已經佔去政府總收入的四成。收入取之於民,理應用之於民,但是,政府卻以「賣地如賣資產,所以賣地收入屬『資本收入』而非『經營收入』」為由,把龐大的賣地收入撥入發展基建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大大限制了在貧窮、教育、衞生及社會福利等方面的開支,未能為營營役役的小市民提供更多生活保障。

面對日漸激化的「經濟民生矛盾」,特區政府往往只空談「新思維、新作風」,卻從未打算從結構上調整收入和分配、從根本上擺脫被大財團予取予攜的困局——在收入方面,當局既無意檢討過分依賴的賣地政策,亦無意拓闊狹窄的稅基,繼續放任「富者多得」而非「能者多付」;在分配方面,港府無意打破滾存巨額儲備的迷思、無意仿效新加坡等地設「主權基金」管理財政儲備再把部份盈餘注入經常性開支的良方、無意擺脫小修小補又勞民傷財的津貼主義,更遑論要改革土地制度(徵收農地、發展棕地、廢除丁地)、增撥土地及財政資源,以落實全面的產業政策、發展多元經濟、為市民創造更多具潛力及待遇優厚的「好工」。

因此,在「一次分配」時,政府已經未能確保市場以「公平合理按勞獲酬」制度有效運作、即無法保障勞工免受各種制度的剝削,導致富者往往獲得遠多於貧者的收入;至「二次分配」時,政府又未能發揮應有角色,即未有透過房屋、醫療、教育等福利政策,建立轉移財富的新結構,以提高基層收入水平、鞏固中產生活品質、鼓勵市民創業致富,從而調節巨富階層的收益。於是,無論經過多少次分配,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這就是香港——一個「超級富豪」數量排名全球第一、有近四分一人口屬「中產階級」、人均GDP媲美歐美發達城市、但堅尼系數比非洲地區更嚴重的地方!

沒有人不知道香港之苦,但那些掌握香港發展命脈的精英們,即因循守舊又夜郎自大的官僚、沒有腰骨又甘作附庸的建制、空喊民主又流於民粹的泛民,又何曾解過我們之苦?

無論是深層矛盾的折磨、資本主義的剝削,還是政治事件引發的撕裂,香港人都受夠了!香港人的真.特首,如果你不忍香港再沉淪,如果你有志重新定義「港人治港」,如果你不像枱面上的政治精英般諸多利益計算,請你鼓起奮不顧身的承擔、一往無前的勇氣、破釜沉舟的決心,帶領香港涅磐重生!

敬頌

秋祺

《香港01》謹啟

為何歷屆政府,皆未能解香港之苦?(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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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8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1日)《拯救香港,重建家園—《香港01》致真.特首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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