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2019】拯救香港，重建家園——香港01致真．特首公開信
真．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台鑒：
盼望着，盼望着，反修例風暴下的《施政報告》來了，但我們也對現屆政府及枱面上的政治人物無比失望了！一切都像還沒有睡醒的樣子，而且怎麼叫也叫不醒——行政官僚得過且過，建制政黨耍耍繡花拳、「小罵大幫忙」，泛民議員循例上演「癱瘓議會」的「指定動作」，還有「離地」的投機主義者們，仍躺在軟席上高談只有民主而沒有民生的偉論！
由社會深層次矛盾衍生並積壓的焦慮和憤怒，藉《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大爆發，歇斯底里地咆哮逾四個月，彷彿在叫陣整個特區政府及一眾從政精英的無能，令我們不得不反思「港人治港」——我們對「港人治港」的理解，是否只停留在「香港人管治香港」，而沒有昇華至「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的層面？回歸22年以來，我們的管治團隊，真的有「當家作主」的自覺嗎？有為港人謀福的願景嗎？有藉實踐「港人治港」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宏志嗎？
當我們耐着性子，寄望特首藉此關鍵時刻，大刀闊斧進行結構性改革，卻迎來一份既未能治標更未能治本的「津貼報告」——除了終於願意引用《香港01》倡議已久的《收回土地條例》徵收700公頃私人土地、響亮地自打嘴巴、證明「土地不足」只是偽命題之外，其餘的二百多項措施，有不少只是增加津貼的小恩小惠，當中未見任何敢於打破既得利益結構、重構資源分配格局的顛覆性舉措，反而處處暴露傳統公務員的黔驢技窮，完全無視香港當下的水深火熱——繼續以置業主導房屋政策，托高房屋商品價值；繼續欠缺人才戰略和產業政策，無法突破經濟困局；繼續忽視居職分離的交通負擔，漠視中心極化的發展失衡；繼續依賴公營醫療體系、繼續懶理標準工時、繼續對全民退保置之不理……
際此危難之秋，我們實在需要一位能夠帶領大眾「拯救香港，重建家園」的真．特首！「重」字意即「重頭認識」、「重新建構」、「浴火重生」——首先，必須重頭認識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釐清「經濟民生矛盾」與「陸港政治矛盾」之間誰因誰果的關係，勿被「民主至上」的「政治正確」牽着鼻子走；其次，必須重新反省「香港特色資本主義」下的「放任經濟」及「積極不干預」迷思，敢於重新建構公共財政的收入及分配結構，大膽打破嚴重扭曲的既得利益格局，積極透過「財富再分配」令人人共享香港的繁榮；最後，亦即最重要的一點，必須有奮不顧身的承擔、一往無前的勇氣、破釜沉舟的決心，才能令香港涅槃，浴火重生。
如果你不忍香港再沉淪，請重頭認識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釐清「民生」與「政治」矛盾之因果。
2005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香港需解決「深層次矛盾」後，不同利益群體總把這五個字掛在嘴邊，並按他們各自的演繹，搶奪着解釋「香港問題」的話語權，卻從未有任何政治人物，能夠提出全面而深刻的論述。
建制派總會認為，是反中反共的政治勢力窒礙香港發展；民主派則會高呼，是中央未能兌現普選承諾而衍生的政治爭拗；這兩大基於對內地制度的認同和否定而形成的陣營，正好構成了相當顯著的「政治矛盾」，而該矛盾背後所隱含的，實則就是關乎「一國」與「兩制」的「意識形態矛盾」。
問題是，「一國」與「兩制」之間，雖有制度衝突，但並非完全對立，可惜長久以來卻被消極而教條地演繹成「河水不犯井水」的「區隔」和「割裂」，甚至被極右本土勢力扭曲成「萬惡根源」，認為正是基於「意識形態矛盾」，使香港喪失核心價值，導致民不聊生——因為港府對北京唯命是從，容許大量新移民及自由行來港搶奪資源，導致基層排不到公屋、中產買不到私樓、青年找不到工作、長者看不到醫生——諸如此類似是而非的因果論述，在普羅大眾中廣傳；但這些一味鼓吹排外和歧視的從政者們卻沒有反思——為何它們不是特區政府未能因應增量而調整供給的問題？如果大舉徵地建屋、如果做好旅遊配套、如果開放海外醫生、如果促成公私分流......香港會否是另一番模樣？而這些「如果」無法成真的原因，又和「意識形態矛盾」有什麼直接關聯？
於是，當反修例風暴一發不可收拾，而北京治港體系研判這是基於深層次矛盾所累積、並透過煽動「意識形態矛盾」所引爆的社會動盪後，不少把「自由主義」奉為圭臬的社會精英們，都裹着英雄披風出來反擊——「核心價值被破壞，我們不關注有沒有樓」——剎那間，香港彷彿只有「政治矛盾」而沒有「經濟民生矛盾」，或者只有基於「政治矛盾」而衍生的「經濟民生矛盾」。真的是這樣嗎？我們真的不吃人間煙火嗎？
參考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由1992年至2018年的追蹤調查，就會發現只談民主而不談民生的論述根本站不住腳（表一）。在回歸前一個月，市民對政治、經濟及民生的關注程度分別是10.4%、31.2%及43.0%；至回歸後，即使是2003年「國家安全立法爭議」期間，有關比例亦分別是5.0%、71.5%及17.5%；直到2014年「雨傘運動」的爆發，市民對政治的關注一度增加至21.8%，但同期對民生的關注度則高達55.9%；在去年底，市民對政治和民生的關注程度，更拉開至13%與65.9%的距離。從民調可見，回歸以來，港人的政治關注度上升，但最關心的仍是經濟民生。
那麼，「政治矛盾」與「經濟民生矛盾」之間，又是否扮演了「前因」與「後果」的關係？剖開歷史脈絡就不難發現，「經濟民生矛盾」由來已久。根據《香港社會關係與矛盾變化研究》，在回歸前，香港普遍存在華洋矛盾、中英矛盾和勞資矛盾；至回歸後，前兩種矛盾淡化，而後者則因經濟問題而深化成當下最突出的民生矛盾，即貧與富矛盾、小市民與大財團的矛盾——本屬高度外向型經濟體的香港，歷經金融風暴及海嘯衝擊、加上周邊地區高速發展，仍然未能及時促成產業轉型，導致地產及金融行業坐大，欠缺經濟新增點，不少勞動人口從集中在學歷低技術服務行業；當經濟發展相對放緩，普通市民收入相對減少，而周邊地區的發展逐漸追上，「黃金時代」那種一枝獨秀的優越亦逐漸失卻；與此同時，當物質文化需求與日俱增、物價水平亦持續飆升，很多打工仔的工資增幅根本追不上通脹，越來越有感在香港只有生存而沒有生活。
經濟發展無法突破，與特區政府沿襲英殖時期的「官商共治格局」息息相關，故在各種政策上向工商界別傾斜，任由五大地產財團的經濟壟斷，延伸至煤氣、電力、超市及巴士服務等關乎市民衣、食、住、行的各行各業，卻未敢為工薪階層提供基本或更多保障，令生活成本激增、上流機會減少、貧富懸殊加劇。及後美國次按危機衍生量化寬鬆，大量熱錢流入香港，堆砌房地產泡沫，但在樓價瘋狂飆升的同時，大部份港人都未能共享這種「虛高」的紅利，令「經濟民生矛盾」愈見突顯。
例如，在2006年至2016年間，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雖由267,111元增加至333,601元（加幅近25%），但每月住戶入息最低50%的家庭住戶入息總和佔所有家庭住戶入息的百分比，卻只由17.7%略減至16.8%。除此，在2008年至2018年十年間，以蓬勃的低端服務業為例，從事零售、住宿及飲食服務的工資中位數，只由女性的7,000元增加至12,000元、以及男性的10,000元增加至16,000元，但同期同樣發達的高端服務業如金融從業員，卻由女性的18,000元增加至29,700元，以及男性的25,000元增加至39,700元，兩者可謂差天共地（表三）。最諷刺的是，在樓市極為炙熱的這10年內，當樓價指數由120.5飆升至377.3時，本港的自置居所比率，卻由53.6%下跌至49.2%，實際上只多了4萬多個家庭成為業主。
從上述脈絡而論，「經濟民生矛盾」的大爆發，主要並非源於「政治矛盾」，而是基於港英已埋下的「重商」隱患、沿着經濟本身的起伏規律、加上外圍經濟的猛烈衝擊所造成，換言之，無論回歸與否、無論是否存在「意識形態矛盾」，這些問題都無可避免。
問題是，市民越來越關心政治，亦自然對政府的施政要求有所提升，但以傳統公務員為首的特區政府卻總是後知後覺，不但未能及早就經濟轉型及產業發展作長遠規劃，往往到了經濟危機前才小修小補，事後又繼續對「經濟民生矛盾」充耳不聞；周而復始，重複犯錯，港府的施政績效難免與市民期望脫鈎，這令港人對特區政府越來越不滿，也形成了小市民與當權者之間的「政治矛盾」。
無可否認，一般市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大多只停留在「河水不犯井水」的想像，未能辯證地理解中央對港政策的因時制宜，因此，每當發生與港人想像出現偏差的政治爭議時，難免觸動大家的敏感神經。在「經濟民生矛盾」的怨氣本身已經不斷疊加的情況下，銅鑼灣書店、「欽點」特首、人大釋法、DQ事件等爭議頻生，受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影響，市民難免會把矛頭指向更高層級的「政治矛盾」，認為是中央未能兌現普選承諾，導致特首未能向每一位香港市民負責、使政府施政背向民意；他們甚至一廂情願地相信，只要能夠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這些人就一定能如大部份香港人所願。由此可見，「民生矛盾」並非因「政治矛盾」而生，但前者卻會催生並深化後者。
只是，枱面上這些欠缺從政原則、毫無政經理念的政治人物們，當他們面對公營資產私有化、醫務委員會改革、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粉嶺高球場等極具爭議的問題時，都可以隨民粹左搖右擺，我們又憑什麼相信他們可以認清「經濟民生矛盾」與「意識形態矛盾」的因果關係，帶領香港突破困局？
如果你不忍香港再沉淪，請重新反思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從結構調整公共財政的收入和分配。
當釐清了「經濟民生矛盾」與「意識形態矛盾」的因果關係，不妨再回頭問——為何歷屆特區政府都未能因應社會轉型及經濟發展規律，及時提出令香港大步向前的經濟舉措？為何管治團隊好像一直都搞錯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永遠只是在為極少數的既得利益階層服務，根本無法履行保護社會大多數的基本責任？為何所有從政者對「一國兩制」、「區域發展」及「全球發展」的理解如此淺窄，往往只看到「危機」、保持「對立」，繼而選擇閉門造車、等待坐吃山空，卻未能看到「轉機」、學懂「協作」，從而締造多方共贏？
問着問着，就不得不重新反思這個極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的問題。我們從小就被灌輸「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樣的教條知識，卻未有深究基於「一國兩制」原則底下「高度自治」的「高」與「度」，也沒有人會反思當世界巨變的時候，我們是否仍然要死抱「不變」以應「萬變」；至中學時期，開始接觸經濟理論，又被「資本主義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市場經濟就是自由自在不受政府干預，像香港這樣公平而有效；社會主義就是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計劃經濟就是政府決定一切，像大陸那樣衍生貪污腐敗」等籠統說法根植於心，漸漸對這個經濟體的各種剝削和扭曲習以為常。
「資本主義係咁㗎啦」變成上至專業精英、下至普羅大眾面對社會不公的自我安慰劑，好讓我們為自己的社會責任開脫，卻沒有人會反問——「點解資本主義就一定係咁？」、「點解新加坡的資本主義唔係咁？」、「可唔可以令資本主義唔係咁？」——所以，從港英年代的血汗工廠，到今時今日過勞之都，這套幾近原教旨式的資本主義，幾乎沒有發生過什麼本質上的改變，而備受壓迫的我們卻在拍掌歡呼甚至拼命維護這種「不變」。
也許是香港「太好命」，上世紀兩次大型的經濟結構轉型，即四十年代後期由轉口服務型經濟變為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經濟、以及八十年代後期由製造業再變為轉口及服務為主的經濟，從來不是由市場或港府驅動，而是基於內地的政治或政策變化而促成香港發生根本性轉變；既然沒有危機，也毋須保持發展目光和危機意識，得以忽視政府在經濟分配中的重要責任、漠視對升級轉型的積極角色，始終高舉「自由放任」的旗幟、把「積極不干預」奉為圭臬、迷信財團坐大後的「滴漏效應」，有意無意地將資源傾斜於企業和資本，縱容它們在失效的市場中肆意發展，懶理經濟傾斜至崩潰的惡果。
因此，以地產為首的財團不斷坐大，不斷操控土地發展，不斷剝削小市民，但偏偏香港政府就是這個扭曲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之一！以2017/18年度的政府收入為例，當中關於賣地、補地價及印花稅等與地產相關的收入，已經佔去政府總收入的四成。收入取之於民，理應用之於民，但是，政府卻以「賣地如賣資產，所以賣地收入屬『資本收入』而非『經營收入』」為由，把龐大的賣地收入撥入發展基建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大大限制了在貧窮、教育、衞生及社會福利等方面的開支，未能為營營役役的小市民提供更多生活保障。
面對日漸激化的「經濟民生矛盾」，特區政府往往只空談「新思維、新作風」，卻從未打算從結構上調整收入和分配、從根本上擺脫被大財團予取予攜的困局——在收入方面，當局既無意檢討過分依賴的賣地政策，亦無意拓闊狹窄的稅基，繼續放任「富者多得」而非「能者多付」；在分配方面，港府無意打破滾存巨額儲備的迷思、無意仿效新加坡等地設「主權基金」管理財政儲備再把部份盈餘注入經常性開支的良方、無意擺脫小修小補又勞民傷財的津貼主義，更遑論要改革土地制度（徵收農地、發展棕地、廢除丁地）、增撥土地及財政資源，以落實全面的產業政策、發展多元經濟、為市民創造更多具潛力及待遇優厚的「好工」。
因此，在「一次分配」時，政府已經未能確保市場以「公平合理按勞獲酬」制度有效運作、即無法保障勞工免受各種制度的剝削，導致富者往往獲得遠多於貧者的收入；至「二次分配」時，政府又未能發揮應有角色，即未有透過房屋、醫療、教育等福利政策，建立轉移財富的新結構，以提高基層收入水平、鞏固中產生活品質、鼓勵市民創業致富，從而調節巨富階層的收益。於是，無論經過多少次分配，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這就是香港——一個「超級富豪」數量排名全球第一、有近四分一人口屬「中產階級」、人均GDP媲美歐美發達城市、但堅尼系數比非洲地區更嚴重的地方！
沒有人不知道香港之苦，但那些掌握香港發展命脈的精英們，即因循守舊又夜郎自大的官僚、沒有腰骨又甘作附庸的建制、空喊民主又流於民粹的泛民，又何曾解過我們之苦？
無論是深層矛盾的折磨、資本主義的剝削，還是政治事件引發的撕裂，香港人都受夠了！香港人的真．特首，如果你不忍香港再沉淪，如果你有志重新定義「港人治港」，如果你不像枱面上的政治精英般諸多利益計算，請你鼓起奮不顧身的承擔、一往無前的勇氣、破釜沉舟的決心，帶領香港涅磐重生！
敬頌
秋祺
《香港01》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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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8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1日）《拯救香港，重建家園—《香港01》致真．特首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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