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一】我在反修例現場做調查：示威者的想法
「如果香港人主流意見令我無辦法再擔任行政長官，我會辭職。」—這是特首林鄭月娥2017年許下的競選承諾。兩年多過去，受擾攘逾四個月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風暴影響，林鄭民望急跌至22.3分，屢創新低。然而，當記者多次問及她會否履行承諾、辭職下台時，她總是斬釘截鐵地說「不會」，而稱會「繼續努力」，令香港走出困局。
半年前特區政府誤判民情，強推修例，但事到如今，當局仍然背離民意，不但沒有主事官員問責下台，更堅拒成立獲主流民意支持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究竟，民意為何物？它與政府決策之間有着怎樣的關係？
對此，三位從事民意研究工作的學者，各有說法—
民意不單是數字……我們不是要去drive public opinion（帶動民意），而是去reflect（反映）。
民意不能盲跟，但不能不看。
民意只是政府政策參考的因素之一，每屆政府與特首也有自己想做的事，即使有人反對，但他（特首）覺得這是對香港整體狀況有利，他也不會因有人反對而不做。
現場民調：示威者在想什麼？
袁瑋熙本來研究社會運動，「半途出家」做民意調查。他未必說得出民調的發展理論，也數不出民調存在了多長時間，但他一直學習從民調結果看每一場社會運動的複雜性—那關乎每個人參與示威的緣由—是對核心價值的維護？是對民生焦慮的爆發？是受外國勢力的煽動？袁瑋熙形容，過程像在「剝洋蔥」，要一層一層去理解，「可以看到很subtle（細微）的事。」
他與他的團隊成員—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鄧鍵一、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鄭煒，自6月開始，幾乎每個周末都離開「象牙塔」，跑到群眾聚集的示威現場，看看他們是什麼人，聽聽他們說的話。至截稿前，他們已進行了25次現場民調。
我們不是想set agenda（設計議程），只是想了解他們。（民調）價值不在於exact（確實）數字，而是他們（示威者）的複雜性。
大聲不等於有代表性
「你以為叫得最大聲的口號，就最有代表性？其實不然。」
7月21日，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發起第六次反修例遊行，由維多利亞公園步行至灣仔盧押道。不少示威者到達終點後繼續前行，先是短暫佔領夏愨道，及後再有數千人遊行至西環中聯辦外，期間一直叫喊着「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那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在2016年參加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口號；他後來因旺角騷亂被控暴動罪及襲警罪成，如今身陷囹圄，而那句被人們遺忘了一陣子的口號，就在愈演愈烈的反修例浪潮中被喚起，出現在每一次的示威現場。
「早期的示威口號是『香港人加油』。現在我們聽到好大聲的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我們想知道的是，它到底有多代表示威者，因為當它被叫得愈大聲的時候，我們的錯覺是它愈能代表示威者。但民調發現，它不是大家最認同的口號，雖然認同率高，但不及『香港警察，知法犯法』或『沒有暴徒，只有暴政』。」
根據團隊8月中旬發表的數據，以8月4日的將軍澳遊行及港島西集會為例，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非常能夠代表運動的比例，分別有67.5%和71.1%，的確低於「香港警察，知法犯法」的89.9%和91.0%，以及「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的92.3%和91.9%—這個和大家的印象存在一定落差的結果，如果不做現場調查、不聽示威者所說，便不得而知。
剝開「洋葱」尋找緣由
美國國會復會後，曾有示威者揮動美國國旗，到美國領事館外請願，促請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事實上，這樣的場景，並非首次出現在反修例浪潮的示威中，而外界亦對他們的動機眾說紛紜；於是，袁瑋熙的團隊嘗試去剝開這顆「洋葱」。
「第一層問，法案有沒有用？再問，美國是真心幫忙還是出於自身利益？這是洋葱的另外一層—這一條有點controversial（爭議性），有人認為揮動美國國旗只具象徵意義，不代表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問）怕不怕得罪中央政府，又是另外一層—問的是，怕不怕有後果；如果怕，為何要做？—這又是另外一層，（是否）nothing to lose（沒有什麼可輸）？在這一層中，會見到中產與基層對『攬炒』的接受程度。即使他們都支持，但接受程度並不相同。」
不少人認為，反修例運動是2014年雨傘運動的升級版，包括持續時間、行動模式及團結程度，當中後者最為人樂道。傘運期間，袁瑋熙和鄭煒曾在三大佔領區（金鐘、旺角、銅鑼灣）做過現場民調；根據袁瑋熙的觀察和統計所得，香港的社會運動每進行到某個階段就會分裂，「像『雨傘』時，金鐘和旺角、『和理非』和『勇武』就會互相指摘」，而反修例運動則非常團結。
現場調查有這樣的一條問題—你對較激進示威者有何看法？結果顯示，認同「他們正在為我發聲」的受訪比例，由7月21日的63.8%，飆升至一個月後的83.5%；而同意「我們坐在同一條船上」的，亦由69.8%增加至87.9%；同意「和平集會和衝擊行動互相配合才可以達到最大效果」的，則由7月1日的71%，上升至9月15日的89.1%—這些數字顯示，對示威者而言，「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間有「命運共同體」的想法。這是運動初期最令袁瑋熙感到驚喜的觀察，大概也是運動得以延續逾四個多月，而不像傘運般悄然退去的一大原因。
建制集會者質疑問卷傾向
反修例示威現場高喊「警察濫暴」，撐警集會則叫喊「支持警察執法」—袁瑋熙的團隊都有去，做了一樣的民調，得到不一樣的反應。在反修例現場，問卷調查的整體回應率是87.6%，而 「守護香港」集會則只有四成左右，「可能是因為協助進行問卷調查的都是大學生，（撐警集會）人士比較抗拒，也不太了解什麼是survey（問卷），懷疑我們的問題在『陷害』他。」
例如其中一條會問：假如你有下一代，你希望他們傾向「獨立思考/尊重長輩」、「有好奇心/有禮貌」、「服從/質疑權威」、「守規矩/為人設想」？團隊原本想從中了解受訪者的價值觀，但建制集會受訪者不滿問題的設計，他們認為選項不應對立、可以並存。
如果我問，要焗豬排飯還是粥？大家很可能會選前者。但如果問，要焗豬排飯還是乾炒牛河，就可以突顯你真正的喜好，因為兩個選項沒有明顯傾向。如果個個都選同一個（答案），那便沒有意思，不會測試到任何結果。
在問答之間，調查團隊也發現，建制集會參與者較少有明確答案。例如，當問及受訪者是否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建制集會的參與者傾向中立，而反修例的則相當明確。
另外，在邀請建制集會參與者接受問卷調查的過程中，調查團隊聽到的拒絕理由不外乎「怕和朋友走失」、「怕和組織如同鄉會走丟」，但在反修例現場，就沒有出現這些畫面。「他們（建制集會參與者）沒有一個很一致的看法，自己沒有很強烈的意見。他們的意見是expressed in terms of the groups（團體表達），而反修例的是in terms of person（個人表達）。這可能是反映了他們對政治的某種態度：個人意見未必最重要。」
沒有調查易各說各話
每完成一場民調，團隊都不會立即發布結果，以免被質疑「帶風向」。袁瑋熙強調，他們的調查「不是想逼政府做事，而是表達示威者想講且不能講的事、是市民希望了解的問題」。
林鄭月娥說反修例示威者「no stake in the society」（在社會無地位），而袁瑋熙的調查顯示，示威者大多是高學歷、收入高於社會中位數的一群。對他而言，民調不是數字，而是有根據的科學的。
袁瑋熙解釋，不做調查的話，來自不同陣營的媒體，可能對示威者的身份背景有不一樣的描述，「政府可以聲稱他們都是教育程度較低的一群，示威者也可以自己claim（聲稱）自己是什麼人。」正如沒有獨立機構統計遊行人數時，舉辦方和警方就會各自公布各自統計的人數。
不過，有人質疑團隊的調查結果不盡不實，也有人批評他們偏袒示威者。袁瑋熙不諱言，現場調查的確有不少限制，「什麼叫支持？什麼叫反對？這本來就很subtle。受訪者可以原則上支持、但不認同示威者的某種做法。如果簡化這些variable（變數），就是不好的民調；把它們細緻化、一層層剝開，才是好的民調。」
特區政府因「陳同佳案」提出修訂《逃犯條例》，面對各方質疑，當局選擇對商界讓步，卻對大律師公會及其他專業團隊視若無睹。6月9日的百萬人遊行，換來港府的「二讀繼續」；6月12日爆發首次激烈警民衝突後，林鄭月娥才宣布「暫緩修例」，後又表示「壽終正寢」，但都未能平息示威；往後三個月內，面對散落各區的示威行動、愈發激烈的暴力抗爭、曠日持久的社會撕裂，當局才於9月4日決定「撤回修例」。不過，這已無法滿足示威者了，因為隨着事態演進，他們的訴求還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銷被捕人士控罪」、「撤銷612『暴動定性』」及「立即實現真普選」；可是，政府似乎無意再讓步。
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為例，從現場調查結果所見，長期有逾九成示威者認為有關示威目的「非常重要」；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及香港民意研究所等社會民調結果亦都顯示，有逾八成受訪市民認為當局應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政府仍然一意孤行。袁瑋熙說政府不智，因為一面倒的民調結果反映，「市民仍然相信機制可以解決問題，這個背後本身便是一個很政府丶很governance（管治）的角度」，但政府卻未能從善如流，著實諷刺。
「民調看到香港人是reasonable（合理）的。當示威人數巨大，必然會出現unreasonable （不合理）的ask（訴求），但民調可以排除extreme（極端），找到大家的common（普遍）認同。衝進立法會的人大多數是本土派或支持港獨的，為何他們不叫『香港獨立』？為何他們沿用『五大訴求』這泛民論述？這便是reasonable（合理），仍然在framework（框架）裏做事。」
只是，再怎麼「合理」，似乎也無法改變政府分毫。這不禁令人疑惑：民調有沒有用？袁瑋熙淡淡然說，當下畸形的政治體制，反而令民調更重要，「因為香港沒有好的民主機制……因為沒有其他途徑可以反映市民意見。」他的話有矛盾，也有晦澀，而他亦一再強調，要科學地進行民調，才能反映民意，而不是動員民意。
人人皆寄望當權者能實現自己所求，但當權者並未能事事盡如人意。這落差所形成的「怨氣」，就像投進汪洋的小石頭，無聲掀起圈圈漣漪。周而復始的失落，令小石頭一塊一塊地堆疊起來，終有天會露出海面，甚至填平大海。反修例這場大風暴，就是民怨日積月累的大爆發。
當民意與政府決策越走越遠，民調又剩下什麼實質價值？請看：【民調．二】政策倡議者看民意：不盲從但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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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8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1日）《反映民意VS動員民意 為什麼要做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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