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國運衰落分水嶺 貝隆主義的永續輪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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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近代列強的興亡史,除了大英帝國外,過去一百年的阿根廷經濟史同樣勾起不少人的興趣。其中,不得不提在上周日(10月27日)阿根廷大選中再度回歸該國政壇的「貝隆主義」(Peronism)。到底,貝隆主義在阿根廷揮之不去的現象,是因為這套政治、經濟理念是「不完美、可接受、要改善」的治國之道,還是民眾仍未走出當年的強人總統胡安.貝隆(Juan Perón)許下、卻是虛幻的政治承諾?

貝隆的野心和實力,勞動和福利部長絕非其政治生涯的終點。(Pinélides A. Fusco)

十九世紀末,受惠於鐵路和海上運輸技術的革命性突破,阿根廷不單靠着向歐洲出口穀物和肉類成為南美洲的農業大國,其經濟實力更可與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強權分庭抗禮。1903至1913年間,該國經濟錄得每年約7%的驚人增速,惟及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全球商品市場崩潰,阿根廷備受波及。

雖然不少人在審視阿根廷的經濟神話時,常以1919年作為分水嶺,取笑該國後來一闕不振的發展,惟此說遺忘了一戰後的經濟復蘇。事實上,由一戰結束到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前,阿根廷藉着全球對農產品劇增的需求,以及跨國流入的直接投資,再度嘗試勇闖高峰。這段時間,阿根廷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達6.4%,惟華爾街閃崩的漣漪效應,不但為歐陸的法西斯政權提供了上台的背景,亦打斷了阿根廷的復蘇勢頭。雖說阿根廷的國內生產總值「只下跌」14%,遠較其他歐美諸國的三至五成為低,但也足夠將阿根廷拖回1920年初的發展水平。

阿根廷國運的衰落,正確來說,應該追溯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胡安.貝隆的崛起為分水嶺。儘管這名協助政變的陸軍上校早在1974年離世,但其管治思維卻深深植根於舉國上下。即便在剛過去的大選中,貝隆主義仍然是執政和反對黨用以吸引選民的宣傳。

陸軍上校貝隆在政變中聲名鵲起,成功協助拉米雷斯(Pedro Pablo Ramírez)將軍奪得政權。(Archivo Clarín)

「無意執政」的民粹鼻祖

與其說貝隆主義是套嚴謹的管治原則和理念,倒不如說是民粹主義的代名詞。1943年5月,當時仍是陸軍上校的貝隆,在軍官們發動的政變中聲名鵲起,成功協助拉米雷斯(Pedro Pablo Ramírez)將軍奪得政權。不過,年輕的貝隆並沒有心急地走到台前,反而接受了臨時革命政府的勞動和福利部長一席,生活僅活躍於官僚機構和軍營之中。有此決定,部份原因是貝隆深知透過政變奪權的總統,其合法性必然會惹人詬病和受到挑戰,甚或有機會被反噬。

取而代之,貝隆在革命政權尚未站穩陣腳之際,積極利用勞動和福利部長的職務建立政治聯繫,在幕後牽引着各派利益,將革命頭目米雷斯和法雷爾(Edelmiro Julián Farrell)將軍的地位邊緣化,並靜候「民主洗禮」到來加持其權力。

以貝隆的野心和實力,勞動和福利部長絕非其政治生涯的終點。雖然他在1945年4月23日發表公開聲明,強調自己「不渴望成為共和國總統,並將致力反對別人將我當作總統候選人的努力」,但暗地裏還是積極組織各派系的政治融合,以作為未來競選的基本支持者。同年年底,貝隆退出政府,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貝隆主義(另稱「正義主義」,Justicialism)的獨特之處,在於它難以用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一言蔽之。(Wikipedia)

使人佩服的是,即使貝隆離開了政府,他亦保有對其傀儡法雷爾將軍的控制權。眼見1946年2月的選舉臨近,貝隆「下令」政府頒布法令,在1945年底前向全國工人支付一個月工資作獎金。儘管放諸當下的規範來看,貝隆的全民派錢大計無疑有賄選之嫌,但阿根廷的例子卻證明,在選舉前兩個月大開庫房,的確是最具影響力和有效的心計。結果,在戒嚴令的幫助下(大選前24小時才取消),當時仍屬工黨的貝隆以大比數擊敗了激進公民聯盟(Unión Cívica Radical)的代表José Tamborini,成為拉丁美洲的民粹先驅。

有趣的是,貝隆主義(另稱「正義主義」,Justicialism)的獨特之處,在於它難以用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一言蔽之。與前南斯拉夫總統鐵托(Josip Tito)雷同,貝隆掌權時適逢冷戰展開,他不僅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抗中,以「第三立場」自居,同時其作風亦介乎於專制和民粹之間。

空有外表的民主機制

在1950年10月的演說中,貝隆提出了貝隆主義的二十個「基本真理」。在這些教條中,「人民」(people)一詞是重點所在,包括「真正的民主是政府做人民想做的事,並捍衛一種利益:人民」、「貝隆主義的兩大武器是社會正義和社會援助。有此,我們能在正義和愛中擁抱人民」、「我們由中央集權的政府,有組織的國家和自由的人民所組成」等等,足可引證其施政的核心理念和受眾,是當下不少民粹領袖所指的—在民主選舉中被遺忘的人民。這種將社會二分化的手段,亦可見於貝隆同年另一場演說中,「讓我們清楚知道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讓我們把所有都交給朋友,什麼都不給敵人,甚至連正義也不給。」

時至今日,「貝隆主義」仍留在很多阿根廷人心中。(GettyImages)

姑勿論貝隆是出於對貧苦人民的真情,還是攏絡選民的假意,其施政重心不僅以國家復興、民族解放和中央集權為主軸,同時亦在資源再分配上明顯向工人階級傾斜。貝隆主要靠國家干預市場的手段,帶領阿根廷走上工業化之路。他在任內不僅高舉反對英、美帝國主義的旗幟,將兩國不少原有的戰略資產收歸國有,同時亦允許工會大幅擴展規模,重塑社會政治勢力的結構,以壯大支持者的組織和規模。

另外,貝隆又設立「貿易推廣機構」(Institute for the Promotion of Trade,IAPI),將舉國上下的穀物和油籽出口收歸到單一官方機構,以控制農作物的出口價格,並將盈利撥歸到各項社會福利政策。種種措施的確讓人民感到短暫繁榮的幻象。

貝隆主義強調阿根廷所持的是第三立場,但其民粹主義卻恍如「三不像」的管治權術。理論上,在極權政府統治下,國家、政府和政黨三位一體,併成一個強大的管治機器,既不存在選舉,亦不容反對聲音挑戰現存政權。但在貝隆眼中,「民主」卻是維持政權合法性和認受性的必要手段,有一種言簡意賅的對比說法,足以形容「貝隆式民主」為何物—阿根廷「有選舉,但沒有競選自由;有報紙,但沒有新聞自由;有法官,但沒有正義」。因此,貝隆執政時,該國的民主機制只是空有外表、沒有內涵的社會制度,一切還是要取決於貝隆的權力意志。

上文節錄自第18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4日)《阿根廷國運衰落分水嶺 貝隆主義的永續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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