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國運衰落分水嶺 貝隆主義的永續輪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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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隆執政的首個任期,受惠的「人民」主要是支持他的基層勞工。由於1947年貝隆提出了《工人權利法案》,將醫療保健的權利擴大至勞動階層,從1946到1951年,阿根廷的社會保障覆蓋率增加逾兩倍多。除此之外,貝隆的主要政績還有推行免費教育、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有薪年假、三個月有薪婦女產假等。是以短短數年間,民眾感受到生活漸漸得到改善。惟貝隆施以的「標靶藥」配方,卻為其政治生涯和國家經濟,留下了無可挽回的副作用。

承接上文︰阿根廷國運衰落分水嶺 貝隆主義的永續輪迴(上)

貝隆的經濟政策,主要靠政府由上而下的規劃、指揮推行,在公共開支急劇增加的情況下,政府的財政來源便成了絆腳石。(Luis Argerich)

經濟環境七上八落

貝隆的經濟政策,主要靠政府由上而下的規劃、指揮推行,在公共開支急劇增加的情況下,政府的財政來源便成了絆腳石。原則上,由於貝隆對歐美經濟強權心存芥蒂,以至其「五年計劃」不得不依賴國內資金支持,但隨着國際農產品價格下跌,以及貪污叢生,令統籌國際貿易的機構IAPI不能像貝隆當初期望般,可作為「五年計劃」的主要融資渠道。最終,貝隆更要向已國有化的中央銀行伸手借錢,埋下了經濟危機的種子。

單是執政的頭四年,貝隆的經濟民族主義已使該國的黃金儲備和可兌換外匯,由11億美元大幅減少至2.58億美元(不包括被凍結的英鎊儲備);另外,1949年,阿根廷處於經濟危機表徵已經浮出水面,通脹率達33.66%,而貝隆首任任期完結時,累計通脹率更高達297.57%;同時,該國的貿易逆差亦逐年擴大,迫使貝隆同年須修改國家憲法,授予國家對外貿易、礦產、能源和公共服務的直接控制權,以便當局可以通過收購,甚至徵收由外資擁有的財產。

縱然貝隆操控選舉的技倆為他換來連任的機會,但民間累積的不滿已難平息。受制於緊絀的財政儲備,貝隆連任後漠視工人階段的反對,執意凍結工資,招惹生活在百物騰貴的基層民眾不滿;在宗教議題上,貝隆不但廢除了國立學校的宗教教育,更有意將離婚和賣淫合法化,其世俗化的立場,開罪了國內為數不少的保守天主教派。最後,一眾「為民請命」的軍官和天主教會聯手在1955年策劃政變,推翻貝隆。可是,在貝隆流亡海外那段期間,軍人和文人政府更迭頻繁,兩者皆無法找到經濟解藥,改變國運。

貝隆流亡海外那段期間,軍人和文人政府更迭頻繁,兩者皆無法找到經濟解藥,改變國運。 (ATE Rosario)

在後貝隆時期,阿根廷不但錯失了全球資本擴張的黃金時期,經濟發展更陷於混亂狀況。在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獨裁統治,阿根廷曾兩度乍現曙光:一是在昂加尼亞(Juan Carlos Onganía)管治期間,其經濟師瓦塞納(Adalbert Krieger Vasena)改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開放國內市場,使該國在1966至1970年增長率平均逾5%,通脹率亦壓在8%以下。但踏入七十年代後,阿根廷又再陷入政治動亂,民不聊生,間接勾起了人民對貝隆時期「社會正義」的回憶。不過,即使貝隆創立的正義黨於1973年大選中取得勝利,鋪平了貝隆回朝之路,但天意難違,貝隆於第三度就任總統後九個月,便因健康問題與世長辭,他的第三任妻子伊莎貝爾貝隆(Isabel Perón)雖然接任其總統職位,但在1976年3月被軍事政變推翻。

(香港01製圖)

另一次「經濟小陽春」發生在獨裁者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在位之時(1976至1981年)。這段時期,魏地拉命名的經濟部長霍茲(Martinez de Hoz)續以當時蔚然成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作為提振經濟的藥方。奈何霍茲意欲把阿根廷重新與全球經濟接軌之時,錯用貨幣貶值來重建出口產業,導致國內再度通貨膨脹,延續了該國戲劇化的發展歷程(見圖)。

後貝隆時期,阿根廷不但錯失了全球資本擴張的黃金時期,經濟發展更陷於混亂狀況。(視覺中國)

僅述「做什麼」 沒談「如何做」

有趣的是,拉丁美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漸漸脫離軍人干政後,據阿根廷獨特的國情,貝隆主義就像完成總統任期的不成文條件,任何背離這理念的政客,下場亦不值一哂。例如,該國在1983年脫離軍政府統治後,首任民選的非貝隆主義者阿方辛(Raúl Alfonsín)經歷了三次軍人干政後,提前半年離任;1999年當選的德拉魯阿(Fernando de la Rúa)不但只完成一半任期,離開總統府時更需借直升機逃亡;剛在上月底落選的馬克里(Mauricio Macri),大選前亦要來貝隆主義者皮凱托(Miguel Ángel Pichetto)作為競選拍擋,救駕護航。

阿根廷多年來在貝隆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搖擺不定,惟製造經濟亂局實非貝隆派的專利。1976至1983年期間,該國以政治上的軍事獨裁政權,混合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成功」打破了貝隆首任總統任期時的通脹紀錄,七年合計達434%;不過,長江後浪推前浪,1983年至1989年文人政府阿方辛執政期間,該國通脹率更一度失控至4,924%。此外,該國在過去五十八年間,有二十二年陷入經濟收縮,其糟糕的表現只能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相提並論。即使阿根廷的經濟偶爾乍見迴光返照,但總體上,亂局不但始於貝隆在位之時,更是一套比英國脫歐更折騰、更冗長的歷史劇。

阿根廷多年來在貝隆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搖擺不定,惟製造經濟亂局實非貝隆派的專利。(路透社)

阿根廷的經濟政策長年處於鐘擺,某程度上反映出新自由主義和貝隆主義兩者政策的不足之處。每逢阿根廷陷於資不抵債須向別人求助時,跨國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根據「華盛頓共識」安排的債務計劃,總會附帶緊縮政策的條款。雖然此等安排起初能一解燃眉之急,惟經濟收縮及政府公共開支下跌,首當其衝的定是生活早已捉襟見肘、卻又佔社會多數的基層民眾。

在鐘擺的另一端,「貝隆主義式」的大幅貶值貨幣及大增公共開支等救國措施,雖然一方面供給基層選民短期解決方案,卻又埋下債務危機的種子。情況就像是次選舉中,馬克里錯誤且簡單地假設自由化改革能夠吸引更多的外國資本,從而逐步收窄他所繼承的財政赤字。可是,當國際資本對欠債大國仍有戒心,他就不得不向基層民眾埋手,削減政府在教育、公共工程和就業的開支。民眾自然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再度情傾左翼候選人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及其拍檔「貝隆派」前女總統克里斯蒂娜(Cristina Kirchner),望能解物質生活的匱乏。結果,阿根廷就處於一個永續的輪迴,不斷挑戰主權國家債務違約的紀錄。

是次選舉,民眾再度情傾左翼候選人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及其拍檔「貝隆派」前女總統克里斯蒂娜(Cristina Kirchner)。(Getty Images)

觀乎貝隆主義在阿根廷永續輪迴的過程,在貧富懸殊的社會中,貝隆主義的經濟學說迷人之處,在於它向選民承諾「將資本用於經濟發展,而後者則為社會福祉服務」。問題是,打從貝隆開始,阿根廷大多政客僅是向選民陳述了國家「要做什麼」,而沒有闡述「如何做」這個關鍵命題。這種過分簡化社會問題的手法,不僅帶有民粹色彩,更使人民活在虛構的現實中。

事實上,貝隆主義迄今仍然揮之不去,其原因有如他本人所言,「不是我們表現出色,而是那些追隨我們的人太過糟糕,才會使我們看起來不錯。」惟箇中「出色」之處,應是指攏絡選民的技倆,而非做實事的能力。

上文節錄自第18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4日)《阿根廷國運衰落分水嶺 貝隆主義的永續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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