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國運衰落分水嶺 貝隆主義的永續輪迴（下）
貝隆執政的首個任期，受惠的「人民」主要是支持他的基層勞工。由於1947年貝隆提出了《工人權利法案》，將醫療保健的權利擴大至勞動階層，從1946到1951年，阿根廷的社會保障覆蓋率增加逾兩倍多。除此之外，貝隆的主要政績還有推行免費教育、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有薪年假、三個月有薪婦女產假等。是以短短數年間，民眾感受到生活漸漸得到改善。惟貝隆施以的「標靶藥」配方，卻為其政治生涯和國家經濟，留下了無可挽回的副作用。
經濟環境七上八落
貝隆的經濟政策，主要靠政府由上而下的規劃、指揮推行，在公共開支急劇增加的情況下，政府的財政來源便成了絆腳石。原則上，由於貝隆對歐美經濟強權心存芥蒂，以至其「五年計劃」不得不依賴國內資金支持，但隨着國際農產品價格下跌，以及貪污叢生，令統籌國際貿易的機構IAPI不能像貝隆當初期望般，可作為「五年計劃」的主要融資渠道。最終，貝隆更要向已國有化的中央銀行伸手借錢，埋下了經濟危機的種子。
單是執政的頭四年，貝隆的經濟民族主義已使該國的黃金儲備和可兌換外匯，由11億美元大幅減少至2.58億美元（不包括被凍結的英鎊儲備）；另外，1949年，阿根廷處於經濟危機表徵已經浮出水面，通脹率達33.66％，而貝隆首任任期完結時，累計通脹率更高達297.57％；同時，該國的貿易逆差亦逐年擴大，迫使貝隆同年須修改國家憲法，授予國家對外貿易、礦產、能源和公共服務的直接控制權，以便當局可以通過收購，甚至徵收由外資擁有的財產。
縱然貝隆操控選舉的技倆為他換來連任的機會，但民間累積的不滿已難平息。受制於緊絀的財政儲備，貝隆連任後漠視工人階段的反對，執意凍結工資，招惹生活在百物騰貴的基層民眾不滿；在宗教議題上，貝隆不但廢除了國立學校的宗教教育，更有意將離婚和賣淫合法化，其世俗化的立場，開罪了國內為數不少的保守天主教派。最後，一眾「為民請命」的軍官和天主教會聯手在1955年策劃政變，推翻貝隆。可是，在貝隆流亡海外那段期間，軍人和文人政府更迭頻繁，兩者皆無法找到經濟解藥，改變國運。
在後貝隆時期，阿根廷不但錯失了全球資本擴張的黃金時期，經濟發展更陷於混亂狀況。在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獨裁統治，阿根廷曾兩度乍現曙光：一是在昂加尼亞（Juan Carlos Onganía）管治期間，其經濟師瓦塞納（Adalbert Krieger Vasena）改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開放國內市場，使該國在1966至1970年增長率平均逾5％，通脹率亦壓在8％以下。但踏入七十年代後，阿根廷又再陷入政治動亂，民不聊生，間接勾起了人民對貝隆時期「社會正義」的回憶。不過，即使貝隆創立的正義黨於1973年大選中取得勝利，鋪平了貝隆回朝之路，但天意難違，貝隆於第三度就任總統後九個月，便因健康問題與世長辭，他的第三任妻子伊莎貝爾貝隆（Isabel Perón）雖然接任其總統職位，但在1976年3月被軍事政變推翻。
另一次「經濟小陽春」發生在獨裁者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在位之時（1976至1981年）。這段時期，魏地拉命名的經濟部長霍茲（Martinez de Hoz）續以當時蔚然成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作為提振經濟的藥方。奈何霍茲意欲把阿根廷重新與全球經濟接軌之時，錯用貨幣貶值來重建出口產業，導致國內再度通貨膨脹，延續了該國戲劇化的發展歷程（見圖）。
僅述「做什麼」 沒談「如何做」
有趣的是，拉丁美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漸漸脫離軍人干政後，據阿根廷獨特的國情，貝隆主義就像完成總統任期的不成文條件，任何背離這理念的政客，下場亦不值一哂。例如，該國在1983年脫離軍政府統治後，首任民選的非貝隆主義者阿方辛（Raúl Alfonsín）經歷了三次軍人干政後，提前半年離任；1999年當選的德拉魯阿（Fernando de la Rúa）不但只完成一半任期，離開總統府時更需借直升機逃亡；剛在上月底落選的馬克里（Mauricio Macri），大選前亦要來貝隆主義者皮凱托（Miguel Ángel Pichetto）作為競選拍擋，救駕護航。
阿根廷多年來在貝隆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搖擺不定，惟製造經濟亂局實非貝隆派的專利。1976至1983年期間，該國以政治上的軍事獨裁政權，混合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成功」打破了貝隆首任總統任期時的通脹紀錄，七年合計達434％；不過，長江後浪推前浪，1983年至1989年文人政府阿方辛執政期間，該國通脹率更一度失控至4,924％。此外，該國在過去五十八年間，有二十二年陷入經濟收縮，其糟糕的表現只能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相提並論。即使阿根廷的經濟偶爾乍見迴光返照，但總體上，亂局不但始於貝隆在位之時，更是一套比英國脫歐更折騰、更冗長的歷史劇。
阿根廷的經濟政策長年處於鐘擺，某程度上反映出新自由主義和貝隆主義兩者政策的不足之處。每逢阿根廷陷於資不抵債須向別人求助時，跨國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根據「華盛頓共識」安排的債務計劃，總會附帶緊縮政策的條款。雖然此等安排起初能一解燃眉之急，惟經濟收縮及政府公共開支下跌，首當其衝的定是生活早已捉襟見肘、卻又佔社會多數的基層民眾。
在鐘擺的另一端，「貝隆主義式」的大幅貶值貨幣及大增公共開支等救國措施，雖然一方面供給基層選民短期解決方案，卻又埋下債務危機的種子。情況就像是次選舉中，馬克里錯誤且簡單地假設自由化改革能夠吸引更多的外國資本，從而逐步收窄他所繼承的財政赤字。可是，當國際資本對欠債大國仍有戒心，他就不得不向基層民眾埋手，削減政府在教育、公共工程和就業的開支。民眾自然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再度情傾左翼候選人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及其拍檔「貝隆派」前女總統克里斯蒂娜（Cristina Kirchner），望能解物質生活的匱乏。結果，阿根廷就處於一個永續的輪迴，不斷挑戰主權國家債務違約的紀錄。
觀乎貝隆主義在阿根廷永續輪迴的過程，在貧富懸殊的社會中，貝隆主義的經濟學說迷人之處，在於它向選民承諾「將資本用於經濟發展，而後者則為社會福祉服務」。問題是，打從貝隆開始，阿根廷大多政客僅是向選民陳述了國家「要做什麼」，而沒有闡述「如何做」這個關鍵命題。這種過分簡化社會問題的手法，不僅帶有民粹色彩，更使人民活在虛構的現實中。
事實上，貝隆主義迄今仍然揮之不去，其原因有如他本人所言，「不是我們表現出色，而是那些追隨我們的人太過糟糕，才會使我們看起來不錯。」惟箇中「出色」之處，應是指攏絡選民的技倆，而非做實事的能力。
上文節錄自第18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4日）《阿根廷國運衰落分水嶺 貝隆主義的永續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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