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對這一代大學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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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運動已經持續超過五個月,參與集會人數正在下降,但暴力騷亂卻愈趨嚴重,警察開槍的頻率加劇,無辜受傷和死亡變成常態,暴徒的破壞更廣泛。最讓人心裏不安的,就是大學生最終還是將暴力承接到自己手上,成為整個運動的主力,而且徹底將暴力升級。當看見警察和學生成為對峙雙方,是否會想起在歷史書和新聞中多次看過同樣的畫面?如果香港注定要經歷這一劫,我們希望當雨過天晴,或者大學生成長之後,大家坐下來反思事件經過,用理性與實事求是的態度重新規劃香港未來,不再天馬行空。如果真的如此,這一劫未嘗不是塞翁失馬。對於大學生,無論他們做出什麼事情,我們都必須一起承擔罪過,年長的人無法推卸教育下一代或扶持兄弟姐妹的責任。很可惜,香港社會似乎已經沒有這種責任認知。

回歸後的香港政府以為香港是個寶藏,官員只要延續以往的工作模式,繼續蒙混過關就可以了,他們對社會不公視而不見,毫不察覺市民怨氣在不斷積累,結果迎來現在這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教訓或許可以警醒一部份人,但作為政府整體能否掃除過去的惡習,力圖改革?不見得!

當政治謊言披上英雄外衣

許多香港市民沒意識到暴力會如此升級,曾經用和平遊行與不批評破壞行為去支持示威者。很可惜,在示威者的心目中,「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些讓同溫層如癡如醉的口號,就好像迷幻藥一樣,用蒼白無力的囈語回應了後來的質疑和批評;就好像脫歐政客將英國一切問題推給歐盟,欺騙選民誤以為離開歐盟,英國人的生活就會很好;公投通過之後,更好像有了神諭,就算過去三年的混亂早就說明脫歐計劃是如何幼稚,大家還是閉上眼睛往前走。

中環早前的集會中有市民舉起道具,上面寫有「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羅君豪攝)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將美國經濟不振和社會不公的責任推卸給拉美移民或者中國出口,其實都是在找替罪羊,是美國政客應對選舉而算計出來的倡議,甚至打着改革的旗號。其實,非法移民問題是由於美國企業需要廉價勞工,特別是農業,因而為偷渡提供了誘因和條件;中美貿易是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機制運作,那是約二十年前談判之後簽訂的協議,當時美國擁有極大談判優勢。今天美國要單方面改變,不道德卻無可厚非,但將它說成是中國盜竊、詐騙或欺負人,真是大笑話。不只是英國和美國,ISIS幾年前就同樣用謊言欺騙無數歐美年輕人披荊斬棘跑到伊拉克和敘利亞北部成為聖戰分子,大家看看他們今天的下場。

很可惜,當政治謊言披上自由、民主或英雄的外衣,就是民粹政治突然成為主流的時候,香港亦不例外,無論這種謊言看上去是多麼愚蠢。將中資或新移民,甚至是內地遊客污衊為香港生活品質下降的原因,或者是弱勢群體遭遇不公平對待之後的報仇對象,就是在挑戰香港人的智慧。但事實擺在眼前,這種荒謬認知正成為香港的主流。試問,大多數「和理非」為什麼對暴力行為不直斥其弊,連曾經自認為是「和理非」政黨的民主黨和公民黨都像鼠輩一般躲在「政治正確」的謊言後面,對刀刺議員、火燒「藍絲」、私了異見人士都不做表態?他們是擔心失去選票,害怕連剩下的立法會議員光環都要被摘掉。尤其令人惋惜的是,民主黨或許已經改變了曾經持有的溫和政治態度,甚至認為當年該黨元老司徒華堅持不參與五區公投這種政治把戲、不願意被激進泛民的政治正確牽着鼻子走,以至支持進入中聯辦參與政改談判都是錯誤的做法。其實,這就是民粹政治在作怪,它就是一種魔咒,讓大家失去理性,包括曾經誓死要保護自己承諾的政治人物,就等同當年德國人中的溫和派不願意在猶太人被屠殺時發聲一樣。

大多數「和理非」為什麼對暴力行為不直斥其弊,連曾經自認為是「和理非」政黨的民主黨和公民黨都像鼠輩一般躲在「政治正確」的謊言後面。(張嘉敏攝)

熱血不可能在道德上免疫

如果一腔熱血真的能解決問題,估計人世間會少了很多煩惱。年輕人雖然自認為站在正義那邊,但如此具破壞性的行為還是會將社會推向危難之中。成年人不能夠對此視若無睹,讓年輕人的一腔熱血繼續消耗,而不是用在正途上。試想,連林鄭月娥如此懦弱離地的特首,都鼓起勇氣直白告訴示威者不可奢望他們的政治要求會得到積極回應,為什麼?因為事實上做不到,中央政府不會接受他們無理的政治要求。

有時候暴力示威者可能是真的天真,既然認為中共是專制的,又怎麼會期望它大發慈悲,或者認為它會因為害怕而與暴力妥協?年輕人或許真的對中央政府和內地缺乏認識,就好像對自己信仰的英美意識形態毫無掌握,根本不知道它內裏的乾坤,因此才會將自身置於如此尷尬的位置。

一般人平常考慮問題時都有各種假設,這是思考的前置,但往往因為這種假設而讓思考無法獨立、客觀,更不會面對個別情況時就事論事。香港人以為自己必然是理智的、守規矩的,學生是純潔的,年輕人是社會的未來、充滿理想,同樣的想像可以適用於絕大多數國家或地區,這或者可以作為認知的標準,但卻不可能是絕對的。香港的騷亂提醒大家不能毫無保留地依賴這些假設,或者至少應該批判地審視這種假設在不同情況下的作用。學生會否成為暴徒、年輕人會否衝擊社會道德底線,就好像教師會否侵犯學生、牧師會否侵犯兒童、父母會否出賣子女,事實上這些事情都有發生,沒有人能因為某人的身份而對其違法行為視而不見,甚至縱容。這種狀況發生在有權勢的人身上大家都會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將同樣要求用在年輕人和學生身上就不需要人人平等?相反,將某人的身份作為其行為的唯一依據才是不符常理,是過於簡化行為的多面性和複雜性。

沒有人能因為某人的身份而對其違法行為視而不見,甚至縱容。(資料圖片/魯嘉裕攝)

年輕大學生暴力傾向的案例歷史上比比皆是,就以文化大革命為例,年輕的紅衛兵不就是以此成為中國人至今心裏的一道傷疤?ISIS戰敗之後,滯留在土耳其或敘利亞監獄中的歐美年輕人,連他們自己的國家也猶豫是否應該接收他們,他們將永遠被視為社會中的「計時炸彈」。香港人可能深信自己是文明的,不相信會發生同樣事情。然而,破壞店舖和社會秩序、暴打不同政見者、強迫他人罷工、投擲汽油彈,甚至強迫大學校長與其對話,不然就打砸校長辦公室,這不是文革式的暴民政治又是什麼?我們的責任就是竭盡全力不讓他們進化為恐怖分子,這既是為了他們,更是為了自己和整個社會。

莫被任性的小魔怪摧毀理性

很多人不明白,暴力是一劑精神「良藥」,對於懦弱缺乏自信的人,暴力可以改變他們,創造一種假象,認為自己終於長大,可以獨立自主,就算需要蒙着面來實現。網絡世界為什麼發生這麼多欺凌事件?同樣是因為它「蒙着面」。我們當然是生活在一個理性的社會,但每個人都無法逃避心裏藏着的那隻小魔怪,久不久就要將我們引誘到它的勢力範圍內,就好像月圓之夜很多人都會心潮澎湃。這隻小魔怪經常打着「自由」的名義走出來,它其實是任性的化身,只不過是給自己起了一個漂亮的名字。

現代社會的標準是理性,理性的定義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要通過和平手法解決,不接受使用暴力,一旦用了暴力,那就要被貶斥為野蠻人。但這種要求可能是過度理想的,而且小魔怪經常挑戰着這種理想。印象可以製造無比荒誕的效果。二戰之後美國是世界上使用武力最多和武力程度最嚴重的社會,對外和對內都是,但大家卻認為它是先進文明的代表。當一些香港年輕人和美國政客一起訴說民主自由,迴避討論示威如何暴力的時候,這種荒誕性就好像美軍打着民主自由名義入侵伊拉克,策動敘利亞的政權更迭,充滿正義性,但結果是生靈塗炭。

網絡世界為什麼發生這麼多欺凌事件?同樣是因為它「蒙着面」。(資料圖片/劉定安攝)

然而,一般已經有偏見的市民依然被意識形態遮蔽,驟然間好像這種場景真是那麼光輝,為香港帶來了光明前景。如果要找到背後的事實,可以看看早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代表團發言人接受德國之聲訪問,在面對主持人質問時,這位學生代表只能用「I believe……」來搪塞,就好像在唱一首愛情歌曲,只懂得在想像中回應這個世界的追問。音樂世界的浪漫可以是美麗的,但在現實社會,扭曲了的浪漫可以帶來悲劇。年輕人什麼時候可以返回人間,不再披上意識形態的「皇帝新衣」?

內地人一直視香港為榜樣,認為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比較文明,彬彬有禮,守規矩排隊,說話不會這麼多粗言穢語,甚至好像每個人都懂得講英文,是一個尊重法治的社會,深信像文革那種荒誕事件不會在香港發生。這種認知或許在騷亂之後會改變,就好像發現大家脫光衣服之後原來都是普通人。10月之後,內地網絡上針對香港的評論起了變化,看似憤怒的聲音已經不多,可能是講夠了,相反,諷刺香港的內地人卻在增加,就好像突然知道沒有了香港,他們的生活也不會有多少改變。同樣的心態也在香港發生,大家都在適應一種新常態,一些人針對騷亂的地點,繞過去,調整自己的生活規律,盡量與騷亂不衝撞,甚至更多地留在家裏。另一些人的心態就是等,看這些「發癲」的年輕人究竟要「玩」多久,都在賭他們的氣能有多長。最近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直言,示威者的政治訴求不會成功,因為沒有人會應允。其實,確實有些人希望政府積極回應示威者訴求,好讓示威者「返屋企」,只是如果因為自己的懦弱而企圖息事寧人,當一切暴力破壞都不曾發生,香港人對公平正義和法治這些核心價值的堅持將會付之東流。

林鄭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不被市民接受,那是因為政府的民意工作沒有做好。(資料圖片/路透社)

旁觀者是時候喚醒年輕人

林鄭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不被市民接受,那是因為政府的民意工作沒有做好,當官員指摘反對派政客成功操弄民意,只能是狡辯,試問撤銷修例的結果又能夠怪責誰?反政府示威獲得大多數人支持,但當示威者將行動無限升級,成為暴徒,又如何能指摘不再認同的市民?曾經頗受年輕人歡迎的藝人周柏豪之前的言行都傾向支持年輕示威者,但最近改變立場,要求止暴制亂。這都是暴力造成的結果,真可以說是激進分子自毀長城。當年輕人哭嚎着企圖阻礙正在上班的成年人參與罷工,上班族將他們推開的時候,他們有否認識到大家已經開始疲累,就算依然認同年輕人的情懷,卻無法給這些如癡如醉的人任何實質幫助,連一絲憐憫的目光都不願意再施捨,因為經驗告訴他們生活的深淵是怎樣的。

其實,作為旁觀者,在社會騷亂的背景下,有時候也是在吃精神藥。不願意站在最前線的旁觀者,他們的怨氣不會比激進示威者少。他們的心態可能是,既然有人在幫自己出氣,為什麼不提供一些精神撫慰,這是多麼便宜。更重要就是當民意改變,自己還可以隨時抽身,只不過現在不是時候。不錯,怪責政府也是應該的,而且也是廉價的,但當我們嘗試着反思自己身處的社會,當大家都在用廉價的手段迴避自己的責任,誰會是承擔後果的無辜者?事實上,這個社會整體就是那個無辜者,只不過我們在賭博,當後果的平均值高過自己所承受的,那就是賺了。這種阿Q精神連魯迅先生看見都會無言以對。

社會事態發展往往是多指向的。最大的諷刺是,沒有如此嚴重的暴力衝突,大家不會意識到竟然有這麼多香港人有如此大的怨氣和怒氣,但當暴力程度達到一個新高度,這些喚醒社會的人卻自己沉醉在想像和亢奮中,等待其他人的喚醒。社會應該珍惜這次改革的機會,因為年輕人的犧牲,我們看到改革的東風,如今是時候我們應該回過頭竭盡全力喚醒和保護年輕人,停止暴力,避免他們承受更大的傷害,不為什麼,至少要回饋他們為社會所付出的,更何況這是我們自家的年輕人。

上文節錄自第18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18日)《我們要對這一代大學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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