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蹟保育.一】從發掘到消失 那些埋藏在磚瓦間的香港故事

撰文:林嘉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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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走在中上環的街道,「那裏以前是百貨公司來的。」攝影記者帶點疑惑問道:「那麼細?」他回應:「在那個年代已經很大間,你看有三層,又有前(門)又有後(門)。」轉角那座剛落成的商廈原址是三級歷史建築,擺花街的「花」原是嫖客贈花予妓女作見面禮而得名,中上環的分野在於前者是洋人聚居地,後者則是華人社區。
走過的一街一巷,碰過的一磚一瓦,動輒有上百年歷史。若不認識古蹟如何建成、不了解前人在古建築內留下的痕迹,它們只是一棟日久失修的舊樓,僅此而已。
早前,位於九龍塘的李小龍故居被清拆,李小龍粉絲會「泣告」,指業主及政府「棄救」。早於2008年,業主曾向政府建議將故居改建為李小龍博物館,計劃因談不攏而告吹。發展局表示多次與業主商討,但未能達成共識,並回應指故居不屬評級建築物。
結果,香港一代巨星的故居重建,留下來的只有馬賽克壁畫及窗花。一棟建築物要保留下來,評級與否有何重要?面對香港如高牆般的保育政策,最後能剩下幾多歷史古蹟?又有多少古建築在推土機下消失?

一代巨星故居,逃不掉被拆卸的命運。(張浩維攝)

在香港,歷史建築要保留下來,第一關便是評級制度。評定一座歷史建築,先由康文署轄下的古蹟古物辦事處搜集該建築物的資料及公眾意見,然後作建議評級,再交由各個界別的專家組成的古物諮詢委員會討論。評級由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組合價值、社會價值及地區價值、保持原貌程度及罕有程度六項準則而定。截至2019年10月,香港的一級歷史建築有185項、二級歷史建築有381項、三級歷史建築有564項;另外,不予評級的建築物有328項。

(香港01製圖)

誰決定什麼可保育?

曾任2011至2016年古諮會委員的鍾寶賢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見證過不少歷史建築由零至一級的評級進程。她形容古諮會的會議是一個公平的平台,讓各方各自介紹,「(委員會)有部份是來自商界、建築界、社福機構及青年團體,大家公平地表達看法,分享各自在專長領域所知的事。」

對於歷史建築,人人對評級定義各有不同看法—什麼叫「特別重要價值」?什麼叫「特別價值」?又,什麼謂之「若干價值」?北角皇都戲院的評級便曾二度更改,由三級歷史建築一躍成為一級。為何本來只符合「以某種形式保存」的建築,經古諮會討論後,足以推翻決定成為「須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

鍾寶賢回憶,出任古諮會委員的六年間,每次有歷史建築需要評級時,古物古蹟辦事處會先提交一份報告,交給專家小組審議,最後交由古諮會討論及評級。

她說不知道專家小組成員的身份,曾有委員欲了解,但不得要領,「(專家小組)評定的標準與我們讀歷史出身的人的標準有很大差別。我們推測,他們該是年紀大的人吧!(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猜測?)評級與年輕一代社會脈搏有距離。」

以北角英皇道的皇都戲院為例,她說社區還沒有大會堂之前,它便充分發揮其功效。皇都戲院就是昔日的「紅館」—屬國際級的表演場地。至於為何選址北角,正正是因為內戰期間不少南來文人走難來到香港,當時許多上海人聚居北角,故文化種子在此落地生根。從皇都戲院的興衰,足以窺見北角社區如何組成、連結,可惜知道這些歷史故事及細節的人不多。

皇都戲院前身是璇宮戲院,新世界已成功收購當中九成業權,未知日後戲院是留是拆。(林若勤攝)

民間團體的研究也能夠成為一個很好的簡介材料,鍾寶賢用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為例,政府一直堅持要拆卸重建,「不然就會養老鼠。」最後憑着一份由民間組織寄來的舊報紙,證明前中區政府合署西座曾辦過新潮舞會才改變決定,「開舞會有什麼重要?其實是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府一直在想與年輕人和好,而新潮舞會、香港節就是這一類活動。」 結果,古諮會委員閱畢舊報章後,投票通過將西座評為一級歷史建築,政府也從「不留」轉為「保留」。

鍾寶賢於2016年卸下古諮會委員的身份,現在她是一名純粹的歷史學者。「那是居港猶太人Harry O⋯⋯建的,他在第二次大戰時曾入過集中營。」說着說着,她回了一抹靦腆的微笑,問:「可以借一下你的速記簿嗎?」她從口袋裏拿出一支藍色原子筆,在簿上寫下「Harry Odell」。想必是瞥見記者一臉惘然,她說:「沒辦法,因為我教書,也慣了寫黑板。」

教書人不是依書直說,對於歷史,她有堅持。在她眼中,很多時候大家都低估了一座建築物的軟件,即背後的故事。她強調軟硬件必須兼備,硬件是建築,軟件是故事,要訴說建築物的故事才會體現其社會價值,而「human faces」(人的面貌)、「historical context」(歷史脈絡)就是說故事的基本元素。

政府常賣廣告叫你珍惜這個家,聞聞菠蘿包的香氣、聽聽電車的叮叮聲,我覺得這只是感覺。如果你要大家珍惜這個家,香港要有故事。我們在古諮會工作,就是想為香港多保留一些會講故事的建築。古蹟不只是一個object(物件),而是有emotional attachment(情緒依附)在裏面。
鍾寶賢

歷史建築的去留,向來是城市發展必然面對的問題。有人會提問,為何不保留這棟歷史悠久的建築,而要保留那棟相對較「新」的樓房?為何不保留這所盛載集體回憶的街市,而要保留那所沒太多人享用的會所⋯⋯質疑聲不絕,是對決定古蹟去留的人的一大考驗。

對李少文而言,歷史價值在人人心中各有不同,對於每所建築物的感情與其背後的歷史,各人均有獨一無二的看法。

對很多人來說,沒有接觸過相關歷史,也許覺得這些建築不太重要。若要保留一件物件、一棟建築,應如何衡量其重要性?我們又應如何詮釋歷史,決定哪些建築值得保留?
李少文

他回憶道,「有人會問為何要保留元朗的古墳,那是民初一位叫沈鴻英的軍閥所葬之處。他是當時大軍閥之一,盤踞廣東,曾捉走白先勇的家人,孫中山一度招降安撫,其後落難逃到香港,最終葬於此地。他對於整個中國近代史來說,也是相當重要……說起孫中山是不是國父,其實有說中國國父原來是楊衢雲,是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燒了很多書,所以⋯⋯」

在李少文眼中,香港的歷史教育做得很差,人自然也不太懂得如何欣賞古蹟。(高仲明攝)

李少文源源不絕地訴說一段又一段沉沒在香港各處各地的舊故事。要是不了解這些歷史,沈鴻英的古墳只是日久失修、堆滿雜草的墓地而已。可惜的是,香港人未必對本土歷史有所認識,縱然古墳主人名留千古,也逃不掉被遺忘的命運,「即使是學者,都可能是書抄書。評級時學者關起門埋堆討論(建築物)是否重要。香港的歷史教育做得很差,政府是積極參與其中去破壞歷史。」

他提起數年前曾引發爭議的郵筒事件,當時,政府有意把刻有英殖時期的皇冠標記及英國王室徽號的郵箱取締,被質疑企圖抹走英殖時期的歷史,結果引起民間極大反彈,最終政府決定保留。

那麼,歷史建築評級制度是否可以加強本來支離破碎的歷史教育呢?

評級沒有用,對我來說『多鬼餘』—一級的要盡量保留,三級的只要影相與畫畫(記錄)都算是保留。(評級)是否等於我們可把三級的都拆走呢?分級是告訴別人什麼可以拆,最好的做法是不再分級,當作是法定古蹟的候補名單,當中有任何改建拆卸都要小心商討。
李少文笑了笑後回答

「評級唯一用途,就是當業主申請把該建築物的地段改變用途便有參考價值了。」有近八十年歷史的救世軍葵涌女童院,最近便有傳新業主向城規會申請原址興建安老院。李少文指在這件事上,負責審批改變土地用途的規劃署會參考歷史建築評級,從而作出決定,「當然,也有人不改用途直接拆(建築),香港大學旁邊有一間屬二級歷史建築的三層高古屋,業主把它拆走變成停車場,他不發展也不建高樓,單建停車場也可賺錢。」

現實是否就如李少文形容的「多鬼餘」?在1,444幢歷史建築名單及新增項目名單中,現時有37幢建築物已被拆卸,當中包括一棟一級歷史建築、七棟二級或擬議二級歷史建築,以及29棟三級或擬議三級歷史建築。

那一棟被拆的是何東花園,在原業主的堅持下於2014年拆走。為何有古蹟被評為一級建築,仍可說拆就拆?評級制度為何保護不了這些盛載香港故事的古蹟?請看下一篇:【古蹟保育.二】評級無用 香港古蹟的求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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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18日)《磚瓦間埋藏的香港故事 誰定古蹟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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