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會選舉】從選民到公民 把社區凝聚力轉化成監察驅動力
區議員形象矮化，選民對區議員低想象，蛇齋餅糭，小白象工程的理解誤差如何解開？區選當即，如何令手上一票發揮到最大價值？
承接上文：
和「投票」一樣，「監察」議員的表現，既是公民的權利，也是公民的義務。然而，往往只有當居民對所在社區形成某種歸屬和認同的社區意識，才能驅使居民把休戚與共的凝聚力，轉化成積極監察的驅動力。加入地區組織的社區參與，是凝聚社區意識的途徑之一，然而，根據調查機構「政策二十一」為公民教育委員會撰寫的《2010年公民意識研究》，只有24%的受訪者曾經參加過不同類別的民間組織，因此，像Leo那樣營營役役、為口奔馳而忽略社區參與的香港人，其實大有人在。Leo提到，所在屋苑早前在周末召開業主大會，但與會者寥寥可數，最後要缺席樓層推選至少一名代表出席，才勉強湊夠人數。他還說：「我知道它（業主大會）的原意很好，但我不是很關心這些事，況且就算我表達了自己意見也可能沒什麼用。」
根據梁啟智7月發表的《香港各區居民的社區意識和參與》研究，其實香港人有其社區生活和認同，但較為隱藏、不易察覺，而社區的危機和挑戰能促進這種認同感，網上地區群組也能增加居民對社區事務的關注。例如8月中旬，Facebook專頁「第一城生活圈」發文引述《第一城工作報告》內容，披露業委會正研究試行「人面識別系統」；事件迅速引起居民熱議，擔心侵犯私隱，更有近300名住戶包圍本身是第一城業委會主席的當區區議員黃嘉榮；在反修例運動的敏感背景下，研究計劃胎死腹中。「當你覺得很擔心這個改變，你很需要去參與、去改變的時候，認同感就出來了。」梁啟智如是總結社區認同的形成，「有了人面識別這件事作為矛盾點，第一城這個選區才被選民投入更多的關注。」
媒體的另一種形式—社區媒體，也在社區發展中嶄露頭角並穩步前進。一般而言，監察區議會需要仔細翻查會議記錄、準確掌握居民想法，但主流媒體難以兼顧全港18區的事務，而社交媒體則欠缺一定專業性，因此，由涵蓋不同專業的獨立人士所組成的社區媒體，便應運而生，以發揮公民監察的作用。
梁啟智認為，民眾對區議會的關注和監督並不足夠，而社區媒體的存在，則能從民眾的角度探究區議會的作為與不足，「這也給區議會、區議員們帶來了一點壓力，並能帶出大眾關心的議題和存在的問題。這是一個民主社會應該發生的事。」
由灣仔區議會出版的《灣仔街紙》，曾經是另一種形式的社區媒體的成功嘗試。2003年因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浪潮，令民主派在多個區議會中取得過半數議席，包括灣仔區；選舉過後，政府大舉推行市區重建計劃，利東街項目更掀起民間保育運動，而灣仔區議會則與居民同一陣線，鼓勵居民就重建計劃暢所欲言，實踐公民參與；為了令居民了解重建議題，更定期出版《灣仔街紙》這份公民教育刊物，分析重建政策、強調本土價值、集結專家意見、甚至進行問卷調查，開啟了區議會在社區論述和政策倡導的先例。
不過，問題核心仍離不開居民的關注。正如梁啟智在《立會重拾尊嚴 區議會都要》一文中談及：「沒有監督，選民對區議會的工作和區議員的表現就不能有準確的理解和評價，投票或不投票的決定便繼續和區議員的實際行為斷裂。這樣，就算有票可投，也不是民主。」
從「政治」到「民生」：如何對區議員有更廣想像
近年香港愈趨政治化，也影響了向來「重民生而輕政治」的區議會選舉生態。上文提及的香港研究協會區選民調結果，在經歷了雨傘運動後的2015年出現了重大變化—有40%受訪者表明會以「政黨背景／政治立場」為投票的主要考慮因素（2011年只有17%），其次有35%會考慮「過往工作表現」（2011年有多達51%），再次有14%會考慮「政綱」（與2011年相若）。在反修例運動下的新一屆區議會選舉，也無可避免地成為「政治」的表態場—民主派一如既往打出「政治牌」，呼喊「五大訴求一起公投」；出乎意料的是，以往強調民生工程的建制派，也改以「反暴力」為選舉主軸，呼籲選民以選舉結果向暴力說不。
就連一開始自詡「政治冷感青年」的Leo，也在訪問結束後一個多星期，向記者傳來一張整理候選人背景、事迹和政治取態的「參選人照妖鏡」，圖上說競逐連任的郭慶平「在元朗區議會討論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時缺席」。Leo說，無論候選人持什麼政治立場，都應該支持獨立調查。他沒去考證「參選人照妖鏡」的準確性，認為「推選出一個人，可以是追求美好，但更大的力量一定是脫離痛苦。」他甚至希望用區議會的力量向特區高層問責：「我相信，萬眾都有一個同樣需求的時候，一定會有效果。我非常期待香港的變化。」
即使抽離反修例運動的脈絡，區議會作為香港政治架構中的一環，也着實難以「只談民生，不談政治」。最常被列舉的例子，是1,200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中，有117人由區議員互選產生，對特首選舉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不過，梁啟智認為，區議會的政治角色一直被弱化，導致較少選民明白，當他們參加區議會投票時，實際上已間接參與了行政長官的選舉。
問題是，倘若只以「政治立場」作為選擇區議員的依據，或把區議會選舉變成政治表態的變相公投，又怎能確保勝選者有能力透過議會實踐改善民生？如果區議會也像立法會般「政治化」，會否導致地區民生也陷入二元對立的政治僵局？梁啟智表示，應該將區議會的政治性放入生活中去理解，而候選人也需要讓選民明白他們將透過怎樣的改革處理選民的切身需求，「如果這裏（一個選區）有5,000萬（元），你要看什麼嘉年華，還是選擇免費診療活動？」
受訪者Leo傳來「參選人照妖鏡」的前數天，曾傳來郭慶平的宣傳專頁，說對方過去幾年無甚作為，也鮮少露面，「應該不會再選他了吧」；接着，他又傳來一張諷刺油尖旺大南選區區議員李思敏「執波當政績」的截圖，說：「看，他們年薪這麼高，居然這都能拿來當政績，請保安都好過請他們！」—當他傳來「參選人照妖鏡」，附上「期待香港變化」的長篇大論後，記者打趣道：「政治冷感青年Leo最終還是並不冷感啊。」他回以「掩面」的表情。至於他是否仍讓老婆幫自己決定投票意向，記者沒有再追問，相信他已經有答案了。
Leo的投票心態，或多或少是部份「討厭政治」的選民縮影。從政治立場到生活作風，從落區頻率到社區貢獻，看似對區議會和區議員不以為意的選民，實際上也有着一套自己的評判標準。今日區選投票，但願我們在實踐這份公民權利的同時，也能負起更多公民應盡的義務，謹慎投出手中一票。
註：文中提及的選區候選人分別有：元朗逸澤選區的王頴思、范煦瑜及郭慶平；沙田第一城選區的黃嘉榮及黃文萱；油尖旺大南選區的李國權、蔡其隆及李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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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9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18日）《選民手中有票，是否心中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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