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合作.一】合作社+網絡平台 在新興經濟下抗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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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Airbnb、Deliveroo、Foodpanda……各式各樣網絡「平台」(platform)出現,不但為我們的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股「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更以較為自主和自由的工作模式,推動着「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崛起。然而,這些平台大多為大公司所有,不但運作欠缺透明,亦往往向資本傾斜,以隱晦的方式剝削為其工作的零工。類似的剝削情況在過往數十年、甚至百年前的資本主義社會經常出現。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很多勞工活在低薪、長工時、工作環境惡劣的困境中,為了反抗,有工人以合作的形式開了一家合作社商店,共同投資、共同經營、共同勞動,以抵抗資本家的剝削。

回到今天,面對「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的剝削,合作社的概念又一次浮現人們腦海,隨之而誕生的「平台合作主義」(platform cooperativism),成為勞動者抵抗主流商業平台剝削的工具。在新科技的助力之下,這些由勞動者共創共營的平台能否掙脫資本的桎梏,為合作社模式帶來新的前景?

「做自己老闆。」(Be your own boss.)網約車公司Uber這句宣傳口號道出了「零工經濟」的本質,它亦曾經靠這個看起來自主的工作模式和相對較高的收入,吸引大量司機自帶「生產工具」(汽車)為其平台工作。但說到底,「做自己老闆」並不是在鼓勵創業,讓勞動者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僱人士或開公司做老闆,而是給予對方更為合理的工作自主。

不論是Uber的司機,又或是外賣平台Deliveroo、Foodpanda的外賣員,除了收入考慮外,或多或少都被這種工作自主所吸引,從而自帶工具投身這些平台。但隨着平台經濟的發展及壟斷情況的出現,司機和外賣員的收入、上下班時間、接單率都由平台居中控制,員工對公司決策甚至上班時間都沒有話事權,平台儼然替代了以往老闆的角色,只是它沒有臉孔,因而可用更冰冷的演算法「控制」員工。

據平台合作主義聯盟(香港分會)召集人邱林川和阮耀啟編著的《平台點合作》介紹,擁有大資本的互聯網平台在世界各地發展迅速,隱形剝削升級的同時,工會組織和個體思考後得出其中一個應對方法,就是成立合作社,然後仿效Uber等在網上建立平台,以合作社方式承接生意。

Deliveroo因cut 鐘引發工人罷工(資料圖片/李豪杰攝)

外國成功例子眾多

邱林川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長期關注工人對抗剝削的方式,偶然之下,他在紐約的一個會議上認識到「平台合作主義」。他介紹,「平台」是技術,「合作」是經濟組織的方法,「平台合作」就是將互聯網平台這一技術和合作社這種歷史悠久的經濟生產組織結合,進而讓合作社模式在網絡平台上營運,以吸引更多受眾。

外國不乏平台合作社的成功例子,比如加拿大的影像藝術平台合作社Stocksy United、美國的網絡音樂平台合作社Resonate、的士合作社平台Green Taxi Coop等。以位於科羅拉科州丹佛市的Green Taxi為例,即使面對網約車的衝擊,仍能佔有當地的士市場最大份額,擁有千多名司機的它更是該州最大的士公司。Green Taxi能成功,一方面是價廉物美,其車費每英里只需1.85美元,是丹佛最低,且司機態度良好,的士亦較新穎;另一方面,司機能獲取比在其他平台更高的收入,以2016年上半年計算,當地傳統的士公司每月向每名司機收取800美元「份子錢」(佣金),Green Taxi只收600美元。另外,Green Taxi由司機社員共同擁有,讓司機把其看作自己的生意般。

Green Taxi是美國丹佛一家以合作社形式組織運營的的士公司。(Green Taxi Cooperative)

為什麼以合作社方式營運可減少剝削,並足以為當下其他新興經濟領域所借鑑?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由「合作社」本身說起。

合作的價值:自我提升 促進社區發展

據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ICA)的定義,合作社是指根據合作原則建立的自治組織,由成員共同擁有、民主管理,從而滿足成員共同的社會、經濟需求的企業。國際合作社聯盟還規定了合作社發展需要符合的七大原則:自願與公開的社員制;社員的民主管理;社員的經濟參與;自治與自立;教育、訓練與宣導;合作社間互相合作;關懷社區和環境。

從這幾點原則可以看到,合作社不會為少數私人老闆所擁有,故其目標不是為了幫助這些老闆搵快錢、賺大錢,而是為合作社社員提供有尊嚴的工作機會和合理的勞動收入。此外,合作社強調在管理上做到資訊透明,讓每位社員都有同等權利參與決策和管理,並在過程中得到教育和培訓機會,從而讓成員能協助推廣和壯大合作社,並透過關懷社區來促進社區持續發展。

相比起以盈利為最終目標的企業,合作社顯然更關注社員個人及所在社區的持續發展。事實上,合作社在香港有不短的歷史,並一直在主流經濟之外進行着緩慢、微型的烏托邦實踐。

由怕開會到敢發言

女工同心職工合作社(下稱「女工合作社」)在香港中文大學扎根近二十年,是一間由一班女工自主營運的小賣店。那裏沒有老闆,靠的是各位女工平等自治。在合作社待了七年的水容,對「無老闆」工作環境有很深的感觸。加入合作社之前,水容在內地的製衣廠工作,即使離開工廠多年,她坦言還是最喜歡「車衣服」,但每當想起製衣廠趕訂單的日子,「三日兩夜沒得睡」,還是心有戚戚然。「老闆」對水容來說,是一個恐怖的形象,會監督工人有沒有在工作時候睡覺、吃飯時間會不會過長等。

女工合作社在香港中文大學扎根近二十年。(資料圖片/鄧倩螢攝)

小賣店裏的一切都要女工自己做,資深社員煥英說,從倒垃圾、編更、訂貨、埋數到大家最怕的開會,所有社員都要學會,甚至連每周編更和薪水都是社員商量好後才確定。「自己喜歡返什麼更就返,若早上要覆診那就返夜班,若有活動又可返夜班,比外面(打工)自由,外面給人打工無法自己話事嘛。」煥英帶點自豪地說。

煥英的自豪,或許不是來自可以話事,而是在合作社工作帶來的改變。十幾年前剛進合作社時,煥英聽到要輪流主持會議,「心都震出來了,又輪到我講了!」她連連說自己是一個內向的人,又害羞地說:「我真的不是很喜歡說話,但在這裏沒有辦法,慢慢被訓練得大膽一點,(現在)和你聊天都不怕了。」

有所改變的,還有朝陽。加入合作社之前,朝陽呆在家裏帶小孩,因為多年沒有外出工作,人變得懶散下來。「每天不是在家就是逛街,很沒意思。如果你不返工,就只能和其他師奶一起做這些事情。」朝陽想再投身職場,於是參加再培訓中心的課程,偶然之下看到合作社招募女工,報名參加了女工合作社工作坊,逐漸了解及認同合作社的理念。對比呆在家中,朝陽在合作社會支援其他組織,又會幫助其他婦女走出自己的人生,令她覺得自己很「有用」。

除了改變,還有互相扶持。合作社要定期開會商議小賣店的日常運作,如提出經營的新元素等,這對水容來說不是易事。曾經中風和遭遇車禍的她,有一段時間喪失了語言能力,並影響到身體機能,但女工合作社的規矩是開會時「一個都不能少」,若有超過兩位成員缺席,會議便要改期。即使能夠出席會議,水容亦與煥英一樣頗為緊張,常常擔心不知要說什麼。這時便要靠社員相互合作幫忙,訓練害羞不敢開口的社員思考。而合作社不僅僅關心內部營運,也關心社會上其他工人組織、婦女的需要,適當地提供支援。

女工合作社的社員們相互扶持。(資料圖片/鄧倩螢攝)

比以綜援救助更好

香港法例第33章《合作社條例》規定了合作社的註冊、職責及社員的權利。根據該條例,合作社最少要由十名合資格社員組成,是以公司形式註冊以外的另一種法人團體,以按合作原則促進社員的經濟利益為宗旨,每位社員須按照合作社成立的章程繳付所需費用。

條例還規定社員不得就社務的處理而有超過一票表決權,意味着合作社內一人一票、人人平等,作重要決策時需經全體同意,社員每月還需定時參加社務會議。

邱林川指出,相比互助社、社會企業,合作社對一人一票帶來的民主決策權有更高的要求,這不但保障了社員能夠民主參與決策,亦保證盈利不會被少數人拿走。他又提到,整體社會分配更多利潤(保障)給工人的方式有很多種,可以是增加稅收、完善保障,也可以用綜援的形式讓大家被動接受,但他認為用合作社的形式令勞動者主動地參與經濟生產會更好。

邱林川形容,合作社是一場「民主的練習」,除了實踐抽象的公平原則外,還兼有更重要的教育功能,讓社員實現角色轉換,由自私變成利他,由短視變得更具長遠眼光,在個人層面踐行民主、合作。「利他」、「合作」正是合作社區別於主流資本主義經濟的地方。

邱林川形容,合作社是一場「民主的練習」。(資料圖片/張夢瑩攝)

近年,全球各地興起了一種非資本主義及非社會主義的新經濟實踐—社會經濟,據社會學學者潘毅和陳鳳儀所言,這是一場要求參與者透過自我提升以達到經濟生活模式改變的社會運動。相較於眼前的利益,這場運動的參與者重視隱藏於經濟活動背後的社群關係,反對資本主義經濟底下的剝削與不公義,提倡人與人的合作而非惡性競爭,而合作社正是這些社會經濟實踐的其中之一。

女工合作社的每一位社員背後都有一個更大的關於香港經濟轉型、工人運動與經濟民主運動相互配合的故事。香港婦女勞工協會(下稱「女工會」)總幹事胡美蓮見證着這間小賣店的社員從步履蹣跚一步步磨合到現在可以放手讓她們自主營運。要做到這一步絕不容易,即使拋開市場環境、政府政策等外部因素不講,合作社初期的內部組織工作亦面對重重困難。

合作社的組織者需要訓練社員主動參與決策,這要求社員在訓練過程中能高度參與,胡美蓮形容這就是一個日常民主生活的實踐:「如果在普通公司,你只要做好你那一份就可以了」,而在合作社,由於每個人都「有份」,因而有着相應的決策責任,每個社員都要對合作社的運作有全面的了解、關心。

「其實,民主參與是一種生活的習慣,你什麼都不着緊、不在乎,那你根本不會理這些東西,即使給你決定時,你也會說沒有意見。最主要是大家都要聊,大家都要給意見、要討論,如果你不關心、不理會、不在乎的話,是參與不到的。有份一起討論人工(的時候),大家會覺得要拿盡這些錢、分掉這些錢,但當這個東西(合作社)你真的有份時,你會想發展,會衡量收入支出,會着緊參與程度。打工的話是老闆監察你,但在合作社是你監察所有人及所有人都監察你,互相有一個推動,當你累或大家都累時,就大家一起休息,或者大家輪流休息。」胡美蓮說。

繼續閱讀︰

【平台合作.二】合作社在香港的困局:政府冷待 欠缺配套支援

【平台合作.三】科技的作用:應對零散化 保證零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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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26日)《從傳統合作社到新經濟平台:如何在網絡時代享自由紅利》。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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