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青看台灣:共同殖民史促成台韓互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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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坊間很多關於「港台共同體」的說法,其實都是基於香港人自己對亞洲政略事務的投射,或只是某種漢民族或漢文字中心的臆想。從台灣歷史看來,這些說法其實都沒有恰當的現實基礎。這不是否認港台在冷戰時期曾有過的種種聯繫事迹,而是在二十世紀中,跟台灣擁有共同殖民史、恐怖政治史的韓國,才是真正意義下跟台灣歷史可比的「參照點」,甚至是「歷史共同體」。作為從外部與內部觀察台灣的港青,筆者認為理解韓國和台灣在殖民史、政治史上的共通性,才是理解今天台灣政局的關鍵。

1989年,以「反共」之名行使的「白色恐怖」政治將臨終結之時,一對韓國兄弟的事迹經日本人介紹下傳入台灣,震動了當時的台灣文化界:他們就是在國際上知名的韓國兄弟政治犯—徐勝、徐俊植。1994年,徐勝親筆著述的《獄中十九年:韓國政治犯的鬥爭》日文版推出(中文翻譯版本於2017年出版),徐勝本人亦受邀訪台,雖然該書已詳細地披露了兩兄弟的事迹,但對於當時因恐怖政治和消息封鎖的台灣人來說,這毋疑是一個相當難得的機會,讓島內受盡刑獄之苦的政治犯能夠一睹鄰近地區受到相同苦楚的人的遭遇,並以共同接受過的歷史悲運為出發點互相交流。

接待徐勝這位「韓國友人」的是在台灣受刑最久、足足三十四年七個月的林書揚先生,他在為徐勝安排的「日帝侵亞一百年,與亞洲民族解放五十年」報告會上特別說到:「台灣與韓國之間,一般意義上的『國情』的差異不少。但在基本的社會結構和政權的根本體質方面來說,兩者具有相當多的類似點。尤其兩者都曾經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受害者,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也繼續受其餘毒,被迫分擔民族分裂國土分斷的痛苦現實……更是背負着同一種時代悲運。」

台灣綠島人權紀念碑上刻滿了當年在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名單。(abcn/CC BY-SA 2.0)

歷史的真實不只是口號

然而,背負着這些沉重歷史的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一些政治術語或是法學概念。所以要理解台韓的歷史共同性,需要從人物的故事出發。而在這裏有一件趣事可說。引述台灣著名作家藍博洲的話:在另一次台韓政治犯交流會上,主持人為了突顯林書揚先生在牢獄中所承受的鐵窗歲月之漫長,不禁問到席下韓國人,有多少人是坐了三十年以上的牢獄。令台灣人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還有好一群人舉手!

從這個簡短但象徵意義無比沉重的交流之中,足見「台韓歷史共通性」不是什麼學院或是政客為了自己的受眾需求而堆砌出來的「說法」而已,而是燃燒着不計其數、臉容未被史書所記載的整個青春、甚至是整個人生的艱苦經歷。正是這些把牢獄的石屎地板也坐穿了的「政治犯」的存在,才有台韓被製造出來的「共同記憶」。用林書揚的話說:「不論韓國數度交替了的政權或台灣的長期壟斷政權,都具有來自歷史反動性格的恆存的潛在危機,和意圖掩護政權的脆弱性的、手段上的暴虐性。這一點甚至不止於韓國、台灣如此。」

對一名從島內島外觀察、學習和愛慕着台灣的港青來說,歷史真實之沉重,不應該只是被廉價的政治宣傳口號(如什麼「港台一體」)所輕易代表。亞洲族群所背負的歷史問題,也不是用摔開、割斷,甚至是遺忘的方式能夠解決的。例如民進黨的國家工程—國家人權博物館—嘗試把白色恐怖的問題塑造為西方廉價口號的「人權」問題,只敢談「冤假錯案」,而不去正視歷史片段中打着反共旗號的惡行,這並不是正面面對歷史!只有苦撐下去說出這些歷史,這樣的態度才是承擔了時代良心。

台灣電影《返校》描繪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網上圖片)

又例如至1994年「徐林之會」為止,韓國的金善明已經被韓國政府單獨囚禁四十四年了,而韓國政府遲遲不肯釋放金善明的原因,竟然只是因為他不願「轉向」—即承認自己過去的思想是錯誤的。可見這些政治問題、歷史包袱,是當權者亟欲逃避的問題。

認識反共恐怖政治本質

然而,像林書揚、徐氏兄弟、金善明這樣的個案,身在香港的我們因為沒有共同歷史背景,往往會簡單地理解為慘案悲劇。可是,在台韓的語境底下,這是一宗很有針對性和系統性的歷史事件:1953年韓戰結束,民族正式分斷,時任韓國總統李承晚以「肅清境內的朝鮮間諜」和「潛在的朝鮮同情者」為由,進行了高壓恐怖的國內安全政策,而這和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蔣介石政權以反共為由發動的白色恐怖政治是沒有兩樣的,兩者其實說白了,就是為了反共。

徐氏兄弟是在日本出生的韓僑,家境貧困。憑着努力用功,徐勝考上了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徐俊植在1967於京都桂高校畢業後回韓留學。1968年,徐俊植進了漢城大學法科;徐勝於畢業後亦回韓,翌年亦進了漢城大學社會學研究所。1971年,兩兄弟因其日本韓僑留學生的身份,被檢察官控以「浸透學園間諜」,最終分別坐了十九及十七年牢獄。這種明明是知識分子、國家棟樑,卻因反共政治整肅而受盡牢獄之苦,甚至絕食自焚的例子,在台韓兩地比比皆是。而只有把這兩個地方發生的事並置在一起看,才會看清這就是東亞有系統的反共恐怖政治之本質,絕非什麼偶然事件。今天,台韓都企圖「去政治化」,把這些問題看成是單純的「人權」問題,其實是「踐踏歷史」的做法,當中的反共恐共本質依然沒變。

1990年10月,徐勝(左)與到訪日本東京的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右)。(Getty Images)

1989年,林書揚渡日,彼時徐勝還在獄中,徐俊植雖已獲釋,卻堅持不肯「轉向」(認罪),繼續在韓國遭到軟禁。徐家四男徐京植因未有赴韓,幸能免難。徐京植於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畢業,一直研究韓國民族史,特別是殖民地受難史,每成一書都會寄給林書揚,足見台韓此番連結背後深厚的情份。1994年夏天,徐勝回日,看到林書揚寄去關於台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種種錄影帶後心情激動,便下決心訪台。這份情誼,超越個人,是共同歷史的映照下才會產生的「陌生而相識」的感覺。用林書揚的文字說:「十九年牢齡的韓國政治良心犯,和三十四年坐監經驗的台灣政治犯,同為本世紀後進資本主義政法體系的悖理性,和各自的民族歷史造成的分裂難局而受害,曾經埋沒了我們一長段青春歲月在鐵窗的侷促小天地。」字寫得很輕鬆,更顯歷史之沉重。

殖民主義才是問題核心

平心而論,即使在影響全球(主要是美國及其在二戰、韓戰間確立的全球反共體系)的反共潮流推波助瀾底下,要達成如台韓這樣的白色恐怖政權,也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那就是說,在美國意圖控制地區的社會結構,尤其是其間的權力關係和特色下,有某些因素必然發揮着巨大的作用,才會成就白色恐怖政權。而這就觸及了台韓共通性的第二個歷史片段—共同被日本殖民的歷史。

雖然說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敗使其曾經殖民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獨立起來,但其實事情遠遠沒有那麼簡單,並不是說日本殖民者走了,日本就失去了對台灣社會或是韓國社會的影響或控制力。而這關乎於美國在日本戰敗以後對日本在亞洲管治的政策。在一份最近才被解封、名為《對日政策備忘錄》的文件當中,可以找到答案。這份文件由哈佛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創辦人、日本出生的傳教士之子、曾於1961年至1966年擔任美國駐日大使的埃德溫.賴肖爾(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為時任美國總統所寫的。

(《返校》劇照)

《備忘錄》中提到,美國認為要有效接管亞洲事務,是一件龐大得不可能的工程。因此,賴肖爾建議允許日本戰後仍然保留天皇制度,以方便其作為美國在亞太政治的代理人,而代價則是繼續允許日本充當亞洲區域的(經濟和組織上的)殖民者,從而讓美國可以多方面地控制所有前日本殖民地。在1996年解封的另一份《備忘錄》之中,甚至提到了賴肖爾有意在沖繩建立核武基地,充分見到當時美國操縱日本及亞洲區域的野心。

由此看見,殖民地現代化這個悲劇性格的課題,同時在東北亞延續至後殖民時代,在美國的認可和日本殖民地原先設立的制度之下,才得以成就白色恐怖的殺人政權。這就是為什麼諸如陳光興、延光錫等擁有台韓兩地思維的當代台灣學者,都紛紛將台韓建立成為一個相互參照的體系。這是因為,台韓之間的互通性並不只是抽象的理論建構,而是從殖民(扭曲)現代化延伸至跟隨美國反共的白色恐怖政權的共同體。

黃杰

1991年生,旅台香港作家

曾在台灣國立交通大學第三世界行動計劃任職

經常隨台灣辜金良文化基金會於兩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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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26日)《港青看台灣:共同殖民史促成台韓互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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