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革命」大火點燃後 應該如何「改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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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6月9日大遊行算起,《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已在香港燃燒了六個月。從最初的和平示威,到後來的暴力破壞,以及甫結束的區議會選舉,對特區政府極度不滿的香港市民都嘗試用他們的方式「光復香港」,創造一場屬於他們的「時代革命」。可以說,這半年的香港並不平靜,尤其是年輕一代,更是躁動難安地冀望香港能在衝撞中浴火重生。在這當中,有一群年輕人認為,香港需要的不是激進的街頭革命,而是理性的社會改革,這半年來,他們正默默開拓一條不同尋常的改革路。

「香港不需要革命,但也不需要封建或封閉的建制,我們要在現有的制度下改革,大刀闊斧的,在『一國兩制』或一國不知多少制原則下的改革。」

在政治動盪的社會氛圍下,年輕人關心政治,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正在英國攻讀政治碩士學位的B,對當前局勢的看法,顯然與同齡人不太相同。他認為,香港需要的不是「時代革命」的口號,而是從政治到經濟的重大變革。他和數十名正在香港或海外深造的青年學子,在香港前途茫茫之際,為實踐有關理念,曾發起聯署,分別致信43位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後來也獲特首林鄭月娥接見,為解決當前香港困局作出建言。與B一樣20歲出頭的K與C,都是這群青年中的一員。

大學剛畢業的K在英國主修政治與哲學,記者以為他當初選擇負笈海外攻讀政治是為將來回港從政,他連忙否認有這個念頭,引來B與C一陣訕笑。「我本身很喜歡哲學,想要做學者去研究一些離奇的邏輯學議題,但我沒有想過從政嘞。」K原本要去美國繼續攻讀哲學碩士,但隨着反修例風波愈演愈烈,他自覺現在不是專心追尋學術道路的時刻,因此決定暫時轉換軌道,打算回港從事政治、政策相關的研究,日後再找機會繼續進修。

改革派青年希望建制派能幫助解決社會問題。(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身處海外憂心香港 青年為何找上建制派?

一回到香港,K馬上被眼前的香港亂局震撼,但他不願急下定論,而是觀察趨勢直到8月,才開始陸續寫信給建制派議員,提出化解困局的建議。「主要是說服他們,當時他們不覺得『撤回』跟『暫緩』有多大分別,我想告訴他們,對很多人來說有很大分別。」

K澄清,之所以只聯絡建制派議員並非單純取決於政治立場,而是認為政府只會聽建制派的聲音,因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透過建制派向政府傳達意見。很多年輕人認為建制派「沒救了、沒有希望」,但他仍願意「博一博」。

最後,43位議員中,僅有不到四位給他回應,且當中只有兩人認真看過建議,並約見他們深談。

雖然自認政治光譜屬於「淺藍」,但反修例所引爆的社會效應確實給了K不小的衝擊,也意識到香港社會面臨了極大的問題,已經不是「藍黃」可以簡單區分,因此他努力去接觸以前可能「不想接觸」的朋友,就是為了了解他們的心聲,並將這些想法轉化成建制派聽得進去的聲音。

(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是藍是黃,重要嗎?

「雖然彼此都知道相互間的政見不同,但他們(朋友)知道我是真誠的,所以也願意跟我溝通。」K笑說在香港念書時讀的也算是名校,但中學時期的同學很多都很「前線」,支持的也多是本土派的政治人物,自己在同齡人中確實是個「異數」。

相較於自認淺藍的K,同樣22歲,剛從英國名牌大學畢業的B則形容自己是「淺黃」,但一個淺黃的年輕人為何會去尋求建制派議員的幫忙,B給出極為現實卻又理性的答案。

「在香港要從事任何政治改革或重組,都必須得到兩方面的應許,一方面是北京,另一方面就是港府或建制派,在這系統外做出反對、甚或顛覆的事情,不是說不行,而是(成功)可能性是零。我坦白說,是零。」

B一邊把玩着咖啡棒,一邊輕描淡寫地說着,好似早已認清現實的難處。他認為泛民現在做的事情儘管再崇高、再有理想性,在目前政制中的能力與政治資源,都改變不了這個制度。既然無法推翻制度,就只能在制度中與開明派進行遊說與交流。

大批市民參加「毋忘初心」遊行。(盧翊銘攝)

他強調,香港現在重要的是分清楚社會議題或經濟議題,藍與黃的區分不僅於事無補,更是無關緊要,香港實際上需要的是一股新的聲音,可以同時取得北京與港府的信任,並針對社經不平等、同志婚姻、少數族裔、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等大問題,做出大刀闊斧的改革。

B嘆道,泛民主派確實有不少議員正在致力於這些議題,他很尊重、也認同這些議員的手法與政策,可惜的是香港現在的政治處境二元對立、敵我分明太過嚴重,要將這些議題寄託在泛民身上,期望他們就社會民生議題與政府有效談判或溝通,似乎難以發生。

「其實我不喜歡分藍色還是黃色。」在K與B分別闡述完自己的政治傾向後,C卻冷不防給出不同於兩人的看法,令一旁的K跟B趕緊接着補了句「我們也不喜歡分」。

(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C說自己是英文好過中文的「英文人」,父系家人在新加坡政府工作,自己也是在新加坡出生,但成長時期大部份身處香港,中學讀的也是本地名校,直到大學才到英國念法律,對新加坡反而沒什麼歸屬感。C形容父母對政治較為冷感,但他仍從父母身上體會到對國家與民族的熱愛,他解釋,對於香港現時局面的看法並非受到「愛國情懷」影響,而是根據局勢發展、政府應該如何回應等做出的個別判斷。

「如果非要問我黃或藍,我相信對於我的同學來說,我一定是藍的,I can’t say otherwise,但我對這種區分很懷疑。」最終,儘管C自己不願定義,但他亦明白,在外界看來肯定會有這個帶有「污點」的標籤,連自稱淺黃的B也知道,自己在同輩中肯定不會被視為同類人。

「我們在同齡層是不是異數?6月前我會說不是,6月之後,我們這樣的人是買少見少。」B認為,在反修例風波爆發之前,至少有三、四成的人相信不需要搞革命、上街推翻政府,而到現在,那三、四成已經不知是否還剩下5%。

(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政治浪潮席捲而來 被淹沒的中間派

若從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10月發布的民調觀之,15歲至29歲之間的香港市民,自認是中間派或無取向的年輕人已從5月的41.9%,下跌到10月份的17%,或許就如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所言「經此一役之後,香港再無中間派」。但B希望北京與港府可以認知到,香港有很多人骨子裏跟他們一樣溫和、務實,這些人不相信港獨、更不會搞港獨,也不支持即刻自決,卻在看到社會上許多的不公義,尤其是當前警察使用過度武力後憤而「歸邊」。

他認為,有許多證據顯示香港一直有一批中間派存在,只是在過去半年內成為「黃絲」,因此香港要反思的不是將問題膠着於「港獨」與「愛國愛港」間的撕扯,而是如何使非港獨、非自決的溫和派,可以既支持中央又反對政府,「這才是很重要的,真正的民心回歸的問題。」

B強調,他不想再用「第三條路」這種「比被人打爛的道路更爛」的說法,而更傾向將自己定義為「改革派」,一個不僅僅是在政治光譜中間插上一針那般簡單的改革派。

(資料圖片 / 余俊亮攝)

「香港現在為什麼沒有改革派?香港不需要第三條路、不需要革命,也不需要封閉的建制,我們需要在現有的制度下改革,大刀闊斧的、在一國不知道幾制都好的原則下改革。而改革不只是政治、不只是重啟政改,而是在社經議題上把『香港是個國際城市』這句話,從簡單膚淺的口號式描述重新變成現實。」

對於B的看法,K亦表示贊成,但他也從「藍絲親戚」對示威者們的看法上察覺到,社會之所以產生如此激烈的衝突,藍黃之間對彼此認知的歧異仍是關鍵之一。

「我家庭中有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叔叔嬸嬸,他們覺得街上的人都是為了港獨,我最初接觸他們(示威者)也是想看看他們是否在做這些事,而我相信不是這樣。有沒有人在倡議港獨?有,但只是極少數。」就K的觀察,與其說是為了港獨,更多年輕人是起源於深層次的不滿與糾結、對社會的恐懼,才造就了現在劇烈的反噬與衝擊。

他舉例,在這段期間共與身邊近80名同學接觸,只有一個人樂觀地看待暴力事件,並認為暴力最終會贏來美國的「共治」、帶給香港新的政制、選舉模式,其他人都是消極悲觀的認為,港獨是沒有可能的。「但正因為他們知道沒有可能,卻依然在做這件事,所以他們正處於思想分離的狀態。」

繼續閱讀︰三個月又三個月動盪 港府與建制派作繭自縛?

上文節錄自第19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日)《「時代革命」大火點燃後 應該如何「改革」社會》。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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