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青看台灣:23K的歷史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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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眼中的台灣是頗矛盾的,港青一方面嚮往台灣的生活質素,覺得沒香港那麼緊張,另一方面卻常嘲諷台灣「23K」月薪的殘酷社會真貌。其實台灣人對香港都抱有相近的臆想:覺得來自香港的人都是富裕的,另一方面又訝異於香港居住環境之落後。

撰文:黃杰

這些港台之間的互相投射,其實都說明了更大的事實:上世紀七十年代以降的「亞洲四小龍」、「亞洲奇蹟」,其實遠遠沒有經濟方法論所言那麼成功。那些現代化理論,未必能把握住從「低度開發」經歷現代化的社會所特有的社會經濟問題。回歸現實,香港或台灣都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殖民主義的歷史傳統,以及因其而生的或扭曲或依賴的經濟結構。

1971年秋,來自台灣的劉進慶花了整整七年的艱苦歲月,終於完成他在日本東京大學的博士論文。用他自己的語言說:「論文勉強付印之際,自己就像是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獲得解放那般。」劉進慶這樣比喻實不為過,因為其論文「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幾乎是該領域的開山之作:自日殖時代結束以後,甚少關於台灣經濟的研究出版,對上一本有關台灣經濟的系統之作,已經是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之台灣》(1929年)及川野重任的《台灣米穀經濟論》(1941年)。

回歸現實,香港或台灣都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殖民主義的歷史傳統,以及因其而生的或扭曲或依賴的經濟結構。(視覺中國)

來自日本的「台灣禁書」

雖然面對資料匱乏的難題,遠在東瀛的劉進慶仍為自己的南方家鄉撰寫了難得的論文。可是,在白色恐怖之下的台灣,這本書馬上被蔣介石列為「禁書」。劉進慶亦因此被戴上了「紅帽子」,遭吊銷了護照,回不了自己的鄉土。

劉進慶日後在該書的中文版翻譯(由林書揚先生校訂出版)寫道:「我再三強調台灣研究之匱乏……是與台灣的研究環境長期被扭曲有關。在殖民地時代,台灣人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要研究台灣本身的政治經濟問題,其條件是相當困難的。因此,導致台灣人自身對台灣的研究的荒蕪與貧乏。不用說這是殖民地主義者用來蒙蔽民眾眼睛的愚民政策所造成。」諷刺的是,擺脫殖民、光復以後的台灣,依然是採用相同的手段對待那些對日殖時期和美援時期的新/舊殖民主義稍有反思的知識份子,動不動就以「反共」之名將其噤聲。

這很大程度是因為,披露台灣產業結構的系統分析,幾乎就等於承認它還是一個殖民地性質社會的事實。對殖民地性質的社會來說,產業結構從來都是服膺於宗主國的商品需求。

在台灣,甘蔗糖業的歷史即殖民的歷史。(資料圖片)

產業史即(新)殖民史

矢內原教授在著作中說到,在台灣,甘蔗糖業的歷史即殖民的歷史。1894年,即割讓台灣前一年,日本的砂糖消費量為400萬擔,惟其生產額只有約80萬擔(琉球、九州、四國、奄美大島等地出產),全靠輸入逾300萬擔以供應所需。所以,台灣割歸日本統治,政府即關注台灣的砂糖供應量。歷代總督劍及履及,為糖業苦心孤詣,亦屬當然的結果。

按矢內原教授記載,自1900年起至1926年,台灣總督直接給與各製糖會社的補助總額為1,270萬日圓,按今日的幣值換算,當年的合計支出不下15億美元。

劉進慶的論文披露,在1965年前,低度開發的台灣,其經濟構造由日本殖民移植而來的資本主義體制及本地的傳統體制這「雙重經濟」所構成,並由前者利用後者的層級性質產生一種掠奪性關係。這種「公私社會關係」的特殊構成,就是台灣經濟的本質。「換言之,以公家生產關係為基礎的公業支配部門(公營企業、米糖農業、軍事財政)視為傳統、半封建體制;以私人生產關係為基礎的私業支配部門(民營企業)視為資本主義、殖民地體制。」這種延續了殖民地替宗主國提供原材料為主要目的的「公私社會關係」,掠奪了台灣一般市民的生計。

劉進慶的分析是針對截至1965年的台灣經濟狀況,顯示出白色恐怖時代前期台灣的發展,幾乎只是殖民主義的經濟結構的延續。他特別關注基層生活的真實狀況,引述明特(H. Myint)的觀點指出,許多低度開發國家個人平均所得的數據其實相當粗糙,誤差幅度大,而現代化經濟學理論的統計方法,並不能展示真正貧窮水準。

早年的血汗工廠。(資料圖片)

台灣與印尼成廉價工廠

時至1967年,由美國策動的軍事政變推翻印尼的蘇卡諾政權(萬隆會議的主辦國),於同年11月舉行「印尼投資會議」正式確立東南亞的全面資本主義化,也完成了美國反共「圍堵政策」的包攏陣勢。

此時,日本及其「亞洲發展銀行」的聲勢壯大起來,正式開始對包括台灣的東南亞國家宣布新一波的投資,準備經濟上對前殖民地大舉收官,把自己的工廠設立在各個前殖民地上,利用他國的廉價勞工讓自己躋身發達國家之列。印尼「1.15事件」(Peristiwa Malari)便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發生了印尼學生反對日資的大規模暴動。

由於台灣的特殊「公私社會關係」,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是全面性的白色恐怖狀態,所以日資設廠的目標和黨國機器合謀,社會沒有太大的反抗,並順利地完成了工業化過渡,也就是現代經濟學語境下所謂「國家主導發展」(Developmental State)的「成功模型」。

在國家與資本的合作下,曾在高雄活躍的日本工廠或新竹科學園區為發達國家提供電子產品的組裝零件,便是那時期發展的標誌。

客觀地說,這時期的經濟發展,的確為台灣帶來不少利益,如基本工資由1968年的每月150港元升至1990年約1,500港元。及後,中國大陸對外開放,1992年前後大量台資進軍內地,也曾讓不少人「一夜暴富」。社會經濟愈是和世界資本主義接軌,其依賴性亦變得愈為嚴重。

由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亞洲奇蹟」,實際上是依賴美、日為主導的工業化,這種發展模式大大削弱了東南亞在金融上的獨立自主,並成為「依賴經濟體」。

1997年7月,泰銖被大鱷索羅斯狙擊,掀起亞洲金融風暴的序幕。(資料圖片/美聯社)

金融風暴重創台灣經濟

著名馬來西亞經濟學家、前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處助理秘書長Jomo KS稱,所謂「亞洲奇蹟」很大可能只是「亞洲紙老虎」,由日圓充當美元的中介,對亞洲經濟的深層滲透。最終,1997年的金融風暴重創東南亞經濟,奇蹟之泡沫一夜爆破。的確,自1997年以來到2007年,台灣人的基本工資幾乎未有上漲,整體發展停滯不前。

然而,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方式的難題:有些看似發展不錯的國家,其實是在犧牲建立於傳統社會關係的獨立自主形態,進而轉向依賴型的經濟體。而在依賴型的結構底下,韓農台農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被犧牲,只不過是這個體制設計的沙盤推演。或是,在經歷了好一段時期的經濟增長後,部份國家因大幅依賴華爾街的金融體系而發生危機,進而被全面收割十多二十年來累積的經濟成果。

在這個形勢之下,台灣的工業化實際上面對利潤減少,以及過度依賴美日公司作為零件組裝或供應商的問題。所以,1989年引進印尼移工的專案,以及蔡英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在這個脈絡下就比較易理解。台灣工資不斷上漲之際,黨國資本合謀,找尋更低廉的勞動力,並形成龐大中介剝削體系,幾乎相等於「現代奴隸體制」。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將於本月出版有關移工仲介的故事書,當中搜集了15個驚人案例,說明了中介的嚴重剝削性,其中包括收取高額仲介費來騙取移工長期付出低廉勞動力。

早前有參與台灣總統大選論壇的青年學生與蔡英文的合照。(資料圖片/台灣青年民主協會提供)

多邊區域融合 可作經濟防禦

1997年的十年以後,台灣經濟開始緩慢復蘇,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社會主義的中國崛起,對整個區域產生幅射影響。此外,「清邁基金協議」等多邊協定,以區域合作取代美日元為主導的金融政策,成立貨幣互換平台(SWAP),擺脫東南亞經濟體的依賴性質。

在這個邏輯下,有別於台灣模擬「亞洲發展銀行」的投資模式的新南向政策,主動和別國的發展議程(developmental agenda)合作,例如印尼的全球海洋支點計劃,擺脫依賴型經濟的性質,或許,只有這樣,台灣才能擺脫只服務一小撮黨國機器的「23K」窮忙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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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9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日)《港青看台灣:23K的歷史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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