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衝突一個月 「藍」校長何玉芬:我只想細路平安

撰文:林嘉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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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13日,示威者佔據比鄰交通要塞—紅磡海底隧道的香港理工大學校園,他們向通往隧道道路投擲雜物,意圖癱瘓來往港九兩地的交通。事件進入第五天,情況急劇轉壞,警方封鎖進入校園的出入口,切斷理大對外的所有連線,聲言會以「暴動罪」拘捕所有從理大走出來的人。困於校園內的示威者曾多次突圍均不得要領,有示威者以汽油彈及磚塊逼退警方,警方則以橡膠子彈、催淚彈及水炮車還擊,雙方你來我往,彈藥聲不斷,火光處處,水炮車的藍色噴劑染滿街道,校園儼如戰場。
18日凌晨,傳出警方將攻入理大校園,到了下午,紅牆內外流言不絕,有指警方將血腥鎮壓,網民隨即發起「營救行動」,從尖沙咀、油麻地出發,試圖進入理大,但均告失敗。當晚,警方甚至揚言如果示威者繼續用汽油彈與弓箭等致命武器,警方會實彈還擊。
那天早上,理大校長滕錦光發表錄像講話,表示因警方反對而未能到場與學生對話。但到晚上,逾百位中學校長、教師主動進入理大「營救」學生,男的西裝筆挺,女的穿着高跟鞋,由於陸路交通受阻,他們一行人從立法會徒步到灣仔碼頭,乘搭渡海小輪到紅磡,再走至理大附近。迦密愛禮信中學校長何玉芬便是其中之一,問她為何,她說只想每個「細路」平安回家,即使被誤會為「藍」,被誤會為是「林鄭月娥」的班子,她也只是輕輕一笑置之。

事件發生逾月,進入過理大校園執細路的何玉芬回望當天,笑言決定是帶點不理性。(鄧倩螢攝)

何玉芬憶述,18日下午收到來自社福界朋友的訊息,內容大概是連本來獲通融、可自由進出的社工也被禁止進入理大校園,「社工本應去現場支援,但似乎也不行了,事情再發展下去會怎樣呢?如果裏面的人出不來,就會以暴力突圍,警察也會以暴力回應,預計會比之前流更多血。」

唯一動念 只想學生安全

作為中學校長,知道裏面有中學生,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作為中學校長,知道裏面有中學生,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帶着這個想法,她組織了一群中學校長,又找到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立即草擬了一份聲明,並召開記者會,臨時決定要去理大現場,嘗試進去「執細路」。從立法會出發到理工大學附近,用了將近三個小時,邊走邊收到不同校長及老師的求助電話,在電話與電話之間,她才想起許多後續問題—例如成功「執仔」後又如何呢?是怎樣登記資料?萬一被捕,應找誰?

回想起來,她也忍不住笑自己和身邊的校長:「明明校長都屬於比較理性的一群,平日都從管理角度出發,但當晚有沒有細節部署?有沒有完整的計劃呢?好像又……」她頓了頓,續道:「但唯一,我們想學生安全離開,他們不能夠上警車。」

走了很遠路,與警方、社會福利署人員周旋了很久,一行人才得以踏進理大。甫進去便聽到被困者叫罵:「你們來幹什麼?你們是不是來騙我們走出去?」何玉芬的名字及電話更被上載至網上討論區與社交平台,有人說她是「藍」的,有人更說她是特首林鄭月娥的人,全因為她是今屆政府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委員。

一行中學校長進內,有受困者痛罵是否想出賣他們,也有的與他們相擁痛哭。(鄭子峰攝)

「當時公開自己的電話,是希望讓想來的或想找學生的校長聯絡到我⋯⋯」何玉芬展露出一貫的笑容道:「開學那天,我才叫同學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排斥別人,想不到會發生在我身上⋯⋯不過,我懷疑林鄭知不知道我是誰?哈哈!」她明白這種標籤背後源於不信任,在她面前是一個個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失望的受傷靈魂,「不是一次爆完個(催淚)彈就解決了事情,它深深腐蝕了每個人的信心。即使我面對鏡頭大聲疾呼(澄清),他們也會不相信。」

大眾已不相信用『和理非非』的方法可以帶來對話的機會。政府沒有適切回應,次次出來都是說一樣的話。不要說年輕人,連大人也有這種感覺。

「在整個社會事件中,由政府到警方都展示出對話與信任的割裂。一次又一次清楚的訴求,起步時是很少有大型衝突,大多數人走出來都是和平理性的,但慢慢發現,原來無論是真相也好、政治上的對話也好,都體現不到,慢慢……和平遊行幾近消失,(大眾)已不相信用『和理非非』的方法可以帶來對話的機會。政府沒有適切回應,次次出來都是說一樣的話。不要說年輕人,連大人也有這種感覺。」

違法與否 他們都是學生

當「黃」的質疑你是「藍」,「藍」的又說你作為校長是助長「暴徒」暴行,有沒有一刻覺得「左右不是人」?在何玉芬與一眾前去「營救」學生的中學校長眼中,無論學生有沒有做任何違法行為,他們的身份依舊沒變,依舊是自己的學生,「我們不是懲教人員,也不是警察。我們不用幫警察做執法工作,我們只做教育工作。」

「教育工作不是說他(學生)犯法不用承責,我們也從沒有講過他們一定不用承擔責任。當刻是覺得他們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我們是他們的師長,我們願意承擔起照顧他們、令他們感到安全的責任—當然,我也曾質疑是否可以做到,但當刻覺得警方或者政府要考慮什麼都是後話,總之,我們想就算不可以(讓學生安全離開),也要有部份校長可進去(理大)。」

網傳有自願離開並被警方抄下身份證號碼的學生,翌日便有警方上門搜屋,加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一改口風,稱自願離開的青年是「自首」,校長們不得不立即再發聲明重申立場,強調「學生自願離開不等同自首,自首是承認犯罪」。何玉芬對李家超的言論感到愕然,「這是我們由始至終所堅持的,這不是一個自首行為,學生走出來不用上警車。」對於網傳消息孰真孰假,她表示已多番向其他校長求證,暫時沒收到任何經核實的消息。

「理大圍城」一役,給多少人留下了一生難忘的創傷?(羅國輝攝)

示威者被警察圍困校園,不但隨時會斷糧斷電,還得面對外界此起彼落的「血腥鎮壓」流言。他們害怕,人人都想逃走,試過往校園外跑、跳下火車軌、潛進坑渠、天橋游繩⋯⋯為了不想被捕,他們以性命作賭注。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成功的人因為逃得掉而對留守者感到內疚,失敗的人退回校園,再度尋覓出路。

漸漸,走的人多了,留守的人少了。由一開始有逾千人,到幾百人,再到幾十人⋯⋯一個個離開,何玉芬說她是在第二天(19日)才進入理大,已經很難看到留守者的身影,她與兩位老師逐棟大樓、逐層逐間房叩門,見到留守的痕迹:睡袋丶吃過的杯麵丶喝了一半的樽裝水……「當中有多少人在困局中逗留過、受困過、遭孤立過?他們出來之後情緒會怎樣呢?我相信很難不出現創傷後遺症。」

逃得掉的人內疚,留下來的人繼續尋找出路。(余俊亮攝)

大人不是高牆 沒人能放棄細路

她看見「細路」就主動攀談,但大多都不理會她。她遇到一個僅15歲、稱呼自己為「全職抗爭者」的中學生,「(從對話中)看到他感到孤單:與家人撕裂,同伴又愈來愈少。(他)像是上了馬車,上的時候未必很清楚為何要上,你叫他下來,他也不知怎樣下來,他已經參與了那麼多次示威、做了那麼多,我也不敢直接問他是否知道自己的初衷是什麼。(青年)對未來的感覺是很無力的,但可惜的是,他們身處於這個時空,經歷了又可惜又可怕的日子,認為自己nothing to lose(沒什麼可輸),甚至是他們的life(生命)。」

對於「大人」,他們失去信任,於是把「大人」想像成是敵對的「高牆」,作為教育場所的學校亦首當其衝,居於上位的校長、老師無可避免地被看作會打壓學生的「高牆」。「作為教育團體,學校真的不可能是不同政治持份者表達政治訴求的地方,學生(行為)有時會踩過了少少界,對校方很不信任,連傾也不傾,『黃』的『藍』的都會罵(學校)。」仇恨的魔爪不斷伸延,「當憤怒愈來愈escalated(積壓),(學生)就將對政府的不滿遷怒於學校,這是真實存在的,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何玉芬身兼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過去曾到不少學校舉行生涯規劃的講座,教導老師如何指導將要升學或就業的中六學生如何思索前路。在這半年,她曾思考老師在這個時候最想聽的是不是情緒治療?生涯規劃說來有沒有用?還有人想聽嗎?可是,在青年愈覺得前路昏暗的時候,她愈希望為他們點一盞燈,燈未必能指示他們走一條絕對美好的路,但至少讓他們看到未來有無數可能。

有人是很恐嚇式地說,不會聘請未來幾年的大學畢業生,這樣的說法真的很不理性,是很晦氣的話。

對青年,她溫柔;對成人,她棒喝。「有人是很恐嚇式地說,不會聘請未來幾年的大學畢業生,這樣的說法真的很不理性,是很晦氣的話。如果大人可公平冷靜處理不同事情,他們(青年)是會看在眼裏。」

何玉芬常叫青年做「細路」,笑說只是因為他們的確比自己年輕,毫無貶低之意。「大人」與「細路」不該是對立,世代與世代之間是命運共同體,難言誰放棄誰,「他們真的不是奇怪的人,(脫下裝備)就真的只是我日常在學校見到的學生而已。」封鎖校園將近兩個星期,警方終於11月29日解封理大,「現在河流被污染了,在下游的水骯髒得很,要不斷過濾,但上游的污染不去處理,問題不去解決,下游做什麼也沒用⋯⋯現在叫學校要紀律處分那些學生,是再把我們僅有的信任關係重新對立起來。」

現在河流被污染了,在下游的水骯髒得很,要不斷過濾,但上游的污染不去處理,問題不去解決,下游做什麼也沒用。

「細路只會覺得,還有什麼好講(對話)呢?」過去半年,由初夏走到初冬,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沒有因為冬天的到來稍為降溫,而下一個夏天到來,會不會又把仇恨的火種再燒得火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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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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