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盲從與叛逆】讓從眾者與叛逆者共存共榮
盲從與叛逆似乎是正好相反的兩種行為，到底背後是出於什麼因素？二者如何相互作用？對個人對社會又有什麼影響？英國學者米歇爾．巴德利（Michelle Baddeley）所著的《盲從與叛逆：從眾、反從眾行為與決策的智慧》（Copycats and Contrarians: Why We Follow Others...and When We Don't），對有關現象進行了分析。
撰文︰方蘅
米歇爾．巴德利是行為經濟學界的重要學者，現任南澳大學選擇研究所研究教授、倫敦大學學院全球繁榮研究所名譽教授。她經常與社會學、自然科學等領域的研究者和公共政策制訂者合作，將經濟學見解引入多種學科。在本書中，她跨越多種學科，綜合剖析人們選擇從眾或反從眾的原因。當中有大量有趣的案例、實驗，幫助讀者全面地了解有關課題。
從眾是出於求生本能
從眾其實是一種求生本能。在本書序言中，米歇爾就舉動物界為一例，說明模仿行為的好處：行為生態學家發現，澳洲的袋鼬（quoll）吃下甘蔗蟾蜍（cane toad）會一命嗚呼，於是嘗試訓練袋鼬規避，方法是向一小批袋鼬餵食添加無害催吐劑成份的蟾蜍香腸，訓練它們規避蟾蜍，結果，這批袋鼬都學會規避有毒蟾蜍，其他袋鼬也仿效他們的行為，使整個種群的生存都得以改善。
有人模仿他人是因為假設他人知道的比自己多，選擇依隨他人是認為個體可以從中得到好處，這種行為稱作利己型從眾（self-interested herding）。這種人可以稱得上人群中的「經濟人」，一切以個人利益為依歸。在此，筆者覺得像本書中文書名般，用「盲從」來形容這類仿效和依從，其實含有貶義，並不恰當，而若用「從眾」一詞來形容，相信會更恰當，因為當事人的這種選擇是出於機智的模仿，是理性和策略性的，未必是盲目。
不過，也有另一種從眾行為，稱為集體型從眾（collective herding）。這種從眾和理性分析下利己的個體所想、所需沒有關係，而是關乎驅動團體的整體激勵及目標。團體成員共享着某種身份，以獲得這個團隊給予個體的支持。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描繪「心理群體」（psychological crowds），即暴眾，自有一種危險的集體人格，當中的個體都喪失了他們原有的個性和個體身份意識，個體的智力不復存在，因而暴眾都展現出一種低於個體水平的低下智力。
經濟心理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認為，不同思維模式間的競爭並非關乎善惡，或是高貴和無知的靈魂之間的爭鬥；有時理性是合適的嚮導，有時情感是恰當的引路人；而有時則需要理智和情感結合。他把雙系統模型描述為兩種不同的思考模式：系統1和系統2。系統1思維快捷、自發、本能使然且感情豐富，例如，遇到獅子時感到恐懼而不假思索地逃跑，就是啟動了系統1。系統2則緩慢、可控和審慎，遇到需要認知能力重點介入如考試或下棋時就登場。系統1和系統2並非各自為政，而是共同進退，但動作更快的系統１絕大多數時間佔主導地位。
米歇爾在用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方法解釋從眾行為後，還嘗試透過生物科學作解釋。她與其他學者將經濟學和神經科學的工具及研究成果引入神經經濟學（neuroeconomics）對於從眾和社會學習的研究中，同時也參考了其他學者的研究，觀察腦部組織，得出結論：在從眾的過程中，與情感處理相關的腦部位置會被激活，說明從眾並非如一些經濟學家聲稱的那樣，僅是冷酷而平靜的算計而已。
米歇爾也嘗試從動物和進化的角度研究從眾行為。動物亦如人類一樣有從眾行為，例如狼群、企鵝和奶牛都是如此。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利己型從眾和集體型從眾都兼具增大族群和整體種群生存概率，以及幫助個體的作用。
叛逆者動因與盲從者驚人相似
米歇爾稱，人類的群體中有自我犧牲的現象。而其實在黏菌中也存在。黏菌即便不共享同樣的基因型，彼此間也能合作，因此某一基因型細胞的存活是以另一基因型細胞的消亡為代價的。黏菌遇上惡劣環境，細胞個體會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類似蛞蝓的多細胞體。其間，一部份單細胞變形蟲會變形成為蛞蝓的柄細胞，而其他單細胞變形蟲會變形為成為柄細胞末梢的孢子，釋放到環境中，以在環境的條件轉好時重獲新生。
然而，柄細胞就沒那麼幸運了，它們會萎縮並死去。於此，筆者質疑，自我犧牲是一種心理抉擇，黏菌並沒有心智能力，它們所謂的自我犧牲又能否成立？
解釋了人們選擇隨群從眾的原因，叛逆者標新立異的傾向就顯得令人費解。米歇爾指出，關於叛逆者的研究文獻要少得多，但實際上，驅動叛逆者選擇反叛的動因和影響盲從者的動因驚人地相似。他們同樣是由個人利益所驅動，利用社會信息獲取利益。
與有意識的個人主義並存的，還有類似集體型從眾中無意識驅動的激勵因素，叛逆通常並不是理性計算收益的結果，而是受到包括認知偏差、個性和情感等心理因素所影響。標新立異者的明顯特質是，對於盲從者避之不及的風險，他們承擔起來卻津津有味。
筆者較為失望的是，米歇爾對於叛逆者的研究顯然不及盲從者充分，雖說有關文獻較少，但這不正表示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實驗，或從動物世界找出輔證來探討有關課題嗎？
在本書中，米歇爾亦從現實生活中各個界別，找出盲從者和叛逆者的行事軌迹。商界、學術界和政界都存在盲從者和叛逆者，二者有複雜的互動。例如在商業社會，投機者同時是盲從者的概率較大，而創業者則更有可能是叛逆者。然而，有時投機者也會打破常規，借冒險放大回報，而創業者也會通過模仿他人的創新，發展出自己的商業模式和策略。
叛逆者與盲從者如何互動
每一個時代總有一些近乎宗教式的正統觀念，當中有些某一日會成為滑稽的笑柄。不過，叛逆地挑戰正統卻是充滿風險的。英國醫生斯奎爾（Waney Squier）早期作為專業證人為司法機關虐童案作證時，認可一系列症狀和「嬰兒搖晃綜合症」的關聯性，但後來她逐漸改變了看法，轉而接受了少數派的觀點，即傷勢也可能是由嬰幼兒自己造成的。她前後反轉的專業觀點受到爭議，最後被剝奪了作為法庭專業證人的資格。由是之故，一些專家支持主流觀點很可能是為了明哲保身，當然叛逆型的專家也可能為了沽名釣譽、語不驚人死不休而提出新的觀點。
1996年，美國物理學教授艾倫．索卡（Alan Sokal）將自己杜撰出來的胡言亂語用社會學界流行的觀點包裝起來，投至學術期刊，結果竟被刊出。他認為，這是因為他的文章迎合了評審和編輯的既有理念，而沒有認真檢視當中的論證。由此可見，人們傾向於以符合他們世界觀的方式詮釋信息和例證。
在政界，選民會收集其他選民投票意向的信息，並將之與自己的私有信息作比照。當可靠信息無法輕易獲取時，社會信息的影響力就會成為主導，促成從眾的選擇。以前針對某一特定政治命題時保持既不過左也不過右的立場，本是風險較小。但是，社交媒體卻令持中間立場者處於不利地位。
2015年11月《經濟學人》雜誌佐證，極右和極左的政治派別在社交媒體有更多的曝光度，皆因社交媒體偏好語出驚人而非含蓄的表述。在傳統媒體推行極端政治理念並非易事，但隨着Twitter、Facebook的出現，這種限制不復存在。因此，像特朗普一樣的叛逆型政客便有機可乘。
米歇爾提出，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從眾的本性佔據上風，現實世界充斥着群聚從眾、追隨領袖的人。在原始社會，強烈的仿效和追隨傾向對生存是有利的，幫助我們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生存下來，但到了今天，人云亦云的本能卻可能帶來毁滅性的影響。人類現代性的一面同進化性的一面之間存在衝突，一旦脫離了古代小規模族群能對個人施加的限制和懲戒措施，彼此仿效的進化本能在現代科技的滋養下就更高效。
社交媒體當中的虛假新聞和錯誤信息會擾亂同系統2利己型從眾相關的理性社會學習過程，較有效誘導系統1的思維模式及感性衝動式的集體從眾行為，打破集體型從眾和利己型從眾間的平衡。社交媒體人云亦云，亦使叛逆者難以生存，以致社會兩極分化。故此，應推行一些有利叛逆者的措施，使從眾者與叛逆者共存共榮，這是對人類最有益處的。
《叛逆與盲從》
副題：從眾、反從眾行為與決策的智慧
作者：米歇爾．巴德利
譯者：丁旻仲夏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北京）
出版日期：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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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4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23日）《《盲從與叛逆》 讓從眾者與叛逆者共存共榮》，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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