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台灣大選】總統選出來了 政治家未見影
台灣邁入民主化已二十餘年，但這段時間以來，台灣不光國際上的空間日益萎縮，在兩岸角力上也日趨弱勢，內政治理更呈現下坡之勢。這令人不禁要問，台灣究竟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總統？
香港01台灣大選專頁
要能確保主體性 保障台海和平
簡單來說，「主體性」就是與「附屬性」相對。過去，台灣曾經通過經濟實力及自由民主等價值認同，獲得充足的「主體性」。然而，2000年前後，內部政治氛圍轉變、社會與經濟發展停滯、國際地位下降，讓台灣的「主體性」與自信心同時下滑，「附屬性」則上升，更受制於中、美乃至日本。
源於「我命由天不由我」的體會，加上對兩岸實力落差的深刻體認，台灣社會無奈將問題簡化為「因為我們非正常國家」，認為「台獨」才能展現「台灣主體性」。 然而，只有「台獨」才能表現「主體性」嗎？並非如此。台灣所追求的「主體性」，是要讓台灣實質「走出去」。例如過去台灣雖被迫退出聯合國，但通過在經濟上的傑出表現，仍能以「亞洲四小龍」之名聞名於世界。提升「台灣主體性」，靠的是領導人權衡利弊、面對問題、改善現況，而非自我麻痺或「阿Q」心態。2016年迄今兩岸關係緊繃，台灣倒向美國不僅未有提升自身能見度，反而限縮了舊有權利。種種艱澀難題，不是「台獨」能扭轉。
當然，台灣確實建立了素樸的本土認同，大陸須認識到這個客觀事實，尊重台灣人對這片土地的感情及客觀看待兩岸分治所形成的心理阻隔。對台灣總統來說，兩岸關係是無法迴避的關鍵課題，要妥慎處理，而不是處處與大陸對抗。在尊重歷史及適應現實的同時，努力提升台灣的「主體性」，才能降低「附屬性」。
除了「主體性」外，確保兩岸和平、消弭兩岸緊張氣氛，也是台灣總統應具備的能力。大陸原本就有部份較為激進的聲音，長期主張「武統」台灣，就連部份美國人士，例如美國在台協會（AIT）前理事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也表示，兩岸之間的疏離過大，不可能看到台灣與大陸「和平統一」。這種言論隱含的意味明眼人一看便知。不過，即便有少數人總在一旁煽風點火，也無改兩岸社會中絕大部份聲音是希望彼此能夠和平共存的事實。
對兩岸來說，台海和平最主要的意義是避免雙方或因「台獨」或其他緣故重啟戰火，重陷內戰。若如此，只會是兩岸的又一場歷史性悲劇，後果必定充滿災難，並加深彼此仇恨。
台灣總統要認識到，兩岸的實力對比與區域局勢和過去差距甚大。所以，作為台灣的領導人，應知道如何處理兩岸關係，構建兩岸和平，讓人民放下擔憂。兩岸關係從來不是「難道要對中國投降嗎」這種氣話便可處理的，而是攸關全台灣人的性命與未來，台灣總統須有此體悟與擔當。
建立經濟民主社會
另一方面，當蔡英文說着台灣經濟增長率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自鳴得意地說「民主可以當飯吃」時，民眾的工資卻倒退至十六年前的水平，既追不上日常物價的增幅，也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脫鈎，個別家庭所得更難以負擔起房價。
最令人憂慮的是，迷失於GDP等無法實際反映民生福祉的指標、並自滿於「民主可以當飯吃」的蔡英文，恐怕連認知台灣深層次矛盾危機的能力都沒有。其實，台灣的經濟分配結構早有問題；當社會的財富與繁榮無法為社會共享，就說明貧富差距在擴大、社會發展道路更已偏離公平正義。然而，不分藍、綠都缺乏對於深層次結構危機的認知。儘管台灣在解嚴後推翻政治「威權」，有了政治民主，但在威權退位後，掌控台灣經濟規則和財富大餅分配的權力，便已悄然為資本霸權所接手，其政治影響力扭曲了台灣的經濟規則和分配結構。
誰能帶領台灣走出經濟、民生困局？衡量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誰能認識到台灣的深層次結構危機，提出「經濟民主」的改革願景，重構長期為資本霸權所壟斷、扭曲的不公平分配結構。
弭平社會政治撕裂
在經濟苦待轉機的同時，台灣社會周期性地隨着選舉到來而喧鬧沸騰，變成水火不容的多方對峙。為何一到選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會變得難以理喻？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台灣政治競爭的主軸是極具撕裂性的統獨問題，涉及的不只是對國家未來的立場，也包含國家認同、身份認同等敏感話題。
此外，各政治力量近年因不同社會議題形成分歧，造就不同世代間的對抗。像軍公教年金改革、同性戀婚姻等都引發對立，政客藉這些議題製造分裂，以鞏固選舉基本盤。在激昂的情緒下，「不支持就等於反對」，理性討論空間不復存在。須知無論什麼議題，從未有絕對的正確或不正確，剔除虛假訊息後，僅是立場的不同。立場不同可透過溝通交流，促進相互理解，縱有爭論也不必然升級成衝突，政治介入才是使社會議題變調、走向衝突的主因。
藍綠陣營要為台灣社會長年因選舉等政治議題導致的分裂負主要責任。就此而言，無論是誰在總統選戰中獲勝，都應該給這個社會清理傷口與療傷的機會，而不是在傷口上撒鹽。
超脫統獨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概念本為中立，但在台灣，「統獨」意識形態往往成為彼此攻訐的標籤。台灣社會的一大問題是，自由主義被供上神壇，並與統獨包裹在一起。於是「自由」被簡化成追求主權獨立、「民主」被簡化成選票。台灣人「出頭天」的欲望因而需搭配「壓迫者」來維繫，從前是「反威權」，現在則為「反中」。
一個好總統，至少要能超脫政治惡鬥、口水戰的統獨意識形態，甚至重新檢討被異化的自由主義，讓社會有空間摸索更多元的指引，從而找到最利於促進台灣社會進步的方向。
回應百年變局 如何安置台灣
冷戰結束後，「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形成；中國崛起也成為事實。過去，台灣被美國劃進防堵共產勢力的前線，美援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後冷戰時代中，隨着全球化的推進，台灣從過去與西方陣營緊連，變成與大陸等新興市場更為緊密，對台灣而言，經濟上更已跳脫出「鐵幕」。近期，中美在貿易、科技、軍事乃至於意識形態都出現衝突。當前台灣雖將中美貿易戰、香港反修例風波等議題中的「中西衝突」放大，以證明台灣「站隊」美國之必要，但此舉存在缺陷。
其一，中國經濟實力不同於蘇聯，蘇聯崩於經濟，中國經歷數次轉型尚無崩潰迹象；其二，中西雖有衝突，但西方對於是否全面圍堵中國出現分歧，中西不只在經濟層面聯繫緊密，在諸多國際議題中亦須達成共識，如此才符合各方利益； 其三，中美固然有衝突，歐洲對中國亦有顧慮，但對各國來說，這份「顧慮」還未到「生死攸關」，彼此仍有調合空間。以上種種都需台灣謹慎權衡，台灣總統至少應該留意兩點：首先，要以台灣整體利益出發，避免台海成為戰爭熱點，審慎平衡美中台之間的關係；其次，應戮力推動社會深層改革，在經濟發展、社會正義面向加強台灣的「主體性」、提升台灣這塊品牌的價值，讓台灣即使身處百年變局之中，也能獲得尊重與空間。
目前台灣面對的挑戰與難題實在太多，尤其每次大選，之於人民、之於發展，最終都歸於同一問題：「台灣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總統？」如今選舉塵埃落定，獲勝的蔡英文必須清楚，當前的世界與過去台灣人所熟悉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台灣內有經濟等難題，外有必須應對的局勢變化，當前台灣政壇仍多以「過去二十年」、甚至是冷戰結構下的標準來衡量國際變化，更以「先搞定選舉再說」來應付人民之訴求。許多人至今仍心念蔣經國、孫運璿、李國鼎等深刻改變了台灣政經面貌的前人，是因為他們心中真正有人民。台灣社會依舊在等待一位有資格稱為「政治家」而非政客的總統出現。
上文刊登於第19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13日）《總統選出來了 政治家未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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