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會潮.三】幫你組工會:法律保障不全 要靠團結才成事

撰文:林嘉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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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多小時的訪問中,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的枱頭電話響個不停,由查詢如何籌組工會到如何撰寫工會會章,再到如何招募、遊說人加入。根據「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的資料,自去年反修例運動爆發至今年1月2日,已有15個新工會正式成立,25個正在籌備中,新公會的總會員人數達6,283人。
社會形容新工會成立是一個浪潮。不論新工會成立以後對爭取「五大訴求」有何實質幫助,在蒙兆達眼中,「打工仔」身份終於被掛上香港人身上,「勞工」身份悄悄在人的心裏生根。

蒙兆達所在的職工盟一直處理不少新工會的查詢與合作。他看到新工會中大部份都是教育程度較高、較專業、白領的行業—這群人過去絕少出現在工會中,也未必會把自己與「勞工」兩個字聯想到一起。「香港人以為勞工便是藍領、是基層、是工廠工人。談起工會時,這批人以為與自己無關。是大家(在這場運動中)對於勞工作為抗爭的主體意識變強了。」

不少港人以為勞工僅指藍領、基層人員,認為工會與自己無關。(鄭子峰攝)

港人為何抗拒工會?

過去聯想到工會,免不了蛇齋餅糭,也免不了一年一度的春茗聚餐。工會彷彿是個飲飲食食的組織,並用來聯誼,只有當工人與僱主出現糾紛,工會最原來、最基本的職能才出現—成為僱主與勞方的橋樑,商討一個對雙方最好的解決方法。現在的人一般視工會為福利場所及「救火隊」,「(工人)遇到即時的危機會搵工會,待火頭被撲熄後,覺得危機消失了,便不再留在工會。周而復始,火頭現在熄了,下一次老闆又剝削,火又再燃起,變成一個循環。」蒙兆達說。

同事加入工會,知道人數多也不等於老闆會承認(工會),而(工會)爭取到什麼?我加入了工會會否成為老闆的眼中釘?
蒙兆達

他明白,港人對工會的抗拒不是無緣無故,個人主義盛行與制度缺陷是他們對工會不特別熱衷的主要原因。「香港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社會,很多專業人士、中產覺得工會與自己無關,思維比較個人主義傾向,很多時遇到問題會透過個人方式去解決,有能力就找過另一份工,沒有的話便唯有接受,跟自己說是:『不過是搵食而已。』」這種觀念在一眾「打工仔」的心中植根,所以在遇到勞工權益問題時,很少會想到要找工會處理,也絕少會想到和其他人聯合起來對抗資方。

有人說,既有工會不能代表他們的聲音,僱主也只是選擇性與某些工會代表談判。蒙兆達輕嘆了一句:「現實制度的缺陷是,成立工會後,無論人數多少,老闆有自由選擇是否承認你這個工會。」背後所言是香港法例所缺乏的勞工三權中其中一權:「集體談判權」。他解釋,在其他國家,只要該工會會員人數佔勞工數量51%以上,僱主必須承認其工會地位,「僱主更改僱傭條件前要諮詢工會;你想加人工,自己搵老闆,未必獲理睬,如果改以工會為單位去爭取,牙力會大很多。」

「失去組織工會的最大動機,是因為不能成立有議價能力的工會,老闆隨時可以做些令你無法抵禦的侵權行為,參與了工會活動也沒有與僱主談判的機會。」制度缺陷導致工會失了一大「尖矛」,而政府一直對勞資關係奉行不干預政策,一有工業糾紛便主張勞資雙方透過對話解決問題,從殖民地政府直到現在的特區政府,這種思維根深柢固,讓本已權力不平等的勞資關係進一步向資方傾斜。

蒙兆達直言,個人主義盛行與制度缺憾,導致香港人不太熱衷參與工會活動。(羅君豪攝)

蒙兆達期望,新工會能好好把握這個浪潮,把對政制民主的追求扣連到職場上的民主參與,「如果是老闆話晒事,自己無尊嚴地過活,這不是真正的民主。香港社會要追求在生活上不同領域,如學校、職場也有民主,達至長遠的social democracy(社會民主)。」他表示,「外國民主運動的發展與工人階級有很重要的關係,某程度上與階級之間的張力不可分割。由最初只是一班貴族壟斷政治權力,到商界、中產興起,工人階級仍然不能投票,再到之後教育水平高的工人階級也可投票。」

這種政制設計令社會資源傾斜,令社會上的利益分配向有權勢人士傾斜。之後工人便透過組織工會推動民主,不論入息、教育水平,人人也擁有投票權,所以整個民主推進與工人階級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保障自己獲得公平的資源分配是不可分割的。
蒙兆達

團結才有議價能力

一個人的力量很小,然而聚沙成塔,一個接一個,還是有一點希望能成為天秤中傾斜的一方,蒙兆達說:「一個工人很難與資方討價還價,但團結起來便有議價能力。在一個(勞資權力)如此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個體工人更容易被壓低應有的薪酬。」

罷工也如是,按今天的香港法例,任何罷工必須先得僱主同意,「法例上,工會活動只能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如果要在工作時間內進行,要得到僱主的同意。搞罷工本來便是要放下手上工作,怎可能是在工作時間以外呢?放工後才罷工是自相矛盾,也沒有僱主會同意(罷工)吧!」蒙兆達說。

罷工的權利雖確實寫在《基本法》之內,卻沒有法律的保障。像是2018年九巴女車長葉蔚琳發起「野貓式罷工」後遭公司停職,但礙於公眾輿論普遍同情車長,九巴迅速把她復職,事件也就告一段落。蒙兆達說,「當公司看到僱員罷工得到社會支持,會顧及其經營效益及聲譽。過去的罷工行動之所以沒有被秋後算帳,不是因為法律保障,而是團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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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於第19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13日)《幫你組工會:發揮集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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